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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

  2011年05月25日06:25


  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確定
  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國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工業化,是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但是在晚清政府、北洋軍閥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代,這些美好的夢都一概幻滅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就明確提出使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奮斗目標,但當時的主要任務還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工業化掃清道路。只是到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才獲得在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基礎上建設國家工業化的基本條件。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指出: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但要做到完全獨立,還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新中國成立后,隨著1952年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基本結束,中國人民久已期盼的這個歷史機遇終於到來了。
  中國實現工業化,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隻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不可能走靠壓榨本國人民和掠奪海外殖民地獲得原始積累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舊中國受到外國壟斷資本的壓迫和本國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始終處於舉步維艱的境地。獨立以后的中國隻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主要依靠內部積累,使國家有強大的重工業可以制造各種必要的工業裝備,使現代工業能夠完全領導整個國民經濟而在工農業生產總值中佔絕對優勢,使社會主義工業成為全部工業的主要基礎,才能加快推進國家工業化,真正贏得經濟上的獨立。因此,中國作為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通過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國家工業化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至於建設國家工業化應該採取怎樣的發展戰略,則需要根據中國實際和歷史條件作出選擇。
  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上有幾種不同的工業發展模式:十七八世紀英國、美國等早期工業化國家,以發展輕工業起步,待積累了大量資本后,再發展重工業。這種工業化模式經歷了相當漫長的過程。19世紀中后期的德國、日本,在繼承早期工業化發展所創造的科學技術成果的基礎上,由政府投資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由民間投資發展輕工業,政府與民間並重,很快成為后起工業化國家。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打破帝國主義的包圍,捍衛國家安全,在沙俄時代軍事工業初步發展的基礎上,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在短期內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歐洲第一強國,並為戰勝德國法西斯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盡管在工業化過程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相對緩慢,但蘇聯實現工業化的高速度和建設成就為全世界所矚目,尤其對處於落后狀態但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的中國有著更切近的示范作用。抗日戰爭后期,國民政府財經部門在討論戰后國家重建問題時,就有不少人主張學習蘇聯經驗,實行國家統制經濟,“先圖強,后致富”,以防外敵入侵使國內經濟建設毀於一旦。
  在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開始考慮國家工業化戰略問題。基於我國經濟基礎薄弱、資金匱乏等情況,曾設想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以供給工業足夠的原料和糧食,並為工業的發展擴大市場和積累資金,同時把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資金和力量去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1]。然而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同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進行力量懸殊的較量,凸顯了工業實力不強、武器裝備落后給穩定戰局帶來的制約和影響。這種強烈對比,使得加快實現中國工業化、國防現代化的客觀要求更為緊迫。從國際范圍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都面臨著工業化戰略的選擇,能不能迎頭趕上先進工業國家,關系著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發展速度問題在各國工業化戰略中至關緊要。
  面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和禁運,中國領導人不能不更多地考慮盡快建立重工業基礎,以增強綜合國力,抵御外敵的侵略威脅。一方面,有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快速實現工業化的經驗可資借鑒﹔另一方面,中國的輕工業相對來說有一定的基礎,有很大的后備力量,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可發揮相當的增產潛力。同時,新中國成立后恢復農業生產的經驗表明,把農民組織起來搞互助合作,平均產量可以提高15%到30%,在農業合作化后,各種增產措施更容易見效。因此,國家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是有客觀可能的。綜合分析各方面因素,經過權衡利弊,中共中央作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決策。
  關於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毛澤東有個言簡意賅的概括:“重點是用一切方法擠出錢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1951年12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央的一份文件時作過這樣的說明:“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們就要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了,准備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完成工業化當然不只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一切必要的輕工業都應建設起來。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並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但是首先重要並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2]
  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主要基於中國工業的基礎極其薄弱。以總產量比較,中國與當時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水平的差距至少在100年以上。1949年中國的工業產品產量不僅遠遠落后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即使與亞洲新興獨立國家印度相比,也多有不及。在13種主要工業產品中,印度有8種均高於中國,鋼與生鐵的產量甚至高出5-7倍﹔同為人口大國,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是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舊中國工業產業結構極不合理,工業內部手工業產值比重較高,企業生產技術十分落后,很多企業採用手工方法進行生產。主要從事生產資料生產的重工業所佔比重很低,1949年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佔73.6%,重工業僅佔27.3%。我國工業的區域分布極不合理,有3/4以上的工業集中在沿海狹長地帶,在廣大內地特別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很少或者根本沒有現代工業。沿海地區的工業又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廣州等少數幾個大城市。東北則佔有全國半數以上的重工業。
  盡管1952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但是中國現代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基礎薄弱的狀況並沒有根本改變。我國的農業十分落后,耕種收割基本靠人力、畜力,收成年景主要取決於氣候好壞,農業增產需要大量提供農業機械和技術裝備。我國鐵路、交通和其他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都需要發展和擴建。然而,主要通過內部積累能夠使用於經濟建設的財力十分有限。1950年至1953年,國家財政收入共計600多億元,如果平均使用,試圖百廢俱興,必然一事無成。而沒有重工業,就不可能大量供應化肥、農業機械、柴油、水利工程設備,就不可能大量修建鐵路,制造機車車輛、汽車、飛機、輪船、燃料和各種運輸設備。另外,要切實改善人民生活,必須擴大輕工業。但現實的情況是,許多輕工業生產設備利用率很低,原因就是既缺少來自農業的原材料,又缺少來自重工業的機器設備與現代技術裝備。同時,我國還處在帝國主義的包圍和威脅之中,需要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國防軍,迅速發展現代國防工業。這一切,決定了中國必須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
  關於我國缺乏大機器制造業和現代技術裝備的狀況,毛澤東講了一段話:“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3]這段話及其所反映的現實令幾代中國人刻骨銘心,由此凝聚起全國上下奮發圖強、奮起直追的精神力量。鑒於我國建設工業化的起點相對很低,黨中央、毛澤東非常重視發展速度問題,要求在三個五年計劃或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完成工業化。后來的實踐表明,盡管這個時間表留有一定的余地,但對中國這個經濟落后的大國來說,還是過於短促了。用十幾年的努力,隻能為國家工業化打下一個初步的基礎。當然,這個基礎對在中國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是最為緊迫、必要的。
  在中國逐步實現工業化,存在著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從有利的方面看,新中國建立了一個集中統一、比較高效的中央政府,並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具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社會經濟環境比較穩定,通貨膨脹率較低﹔國際方面,盡管西方的封鎖禁運造成許多困難,但有蘇聯對我國的“一五”計劃建設提供全面的經濟技術援助,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過的。困難的方面是,
  第一,我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農業在相當長時期內還無力進行技術改造,勞動生產率很低,勢必影響工業的持續、穩步發展﹔第二,因為農業基本上是靠天吃飯,一年的收成要到秋收時節才能明了,所以當年制定的國民經濟計劃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難以符合生產發展的實際狀況﹔第三,我國的經濟文化十分落后,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人口中文盲半文盲高達90%,工業建設所急需的工程技術人員、技術工人短缺,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普遍很低,這種狀況不是短期內能改變的﹔第四,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人口的龐大與消費需求不斷增加的矛盾,使積累與消費的緊張關系難以緩解。這些不利因素,對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工業化進程長期起著制約作用。
  工業化建設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的資金更多。而舊中國長期遭受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蔣介石國民黨20多年統治的榨取,直至撤退台灣時還帶走國庫裡大量黃金儲備和幾乎全部外匯以及其他重要資財,留下一副千瘡百孔的經濟爛攤子,使新中國能用作工業化積累的資金微乎其微,大規模經濟建設嚴重短缺的就是資金。蘇聯是幫助中國的,同意以優惠條件提供總共17億盧布的長期貸款,但這部分貸款僅佔我國工業基本建設計劃投資的3%多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實現工業化所需的大量資金,必須依靠國民經濟內部首先是工業內部的積累,同時在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有相當一部分資金積累要來源於農業。我國工業化的戰略是以重工業為重點,而建設重工業不僅需要資金量大,建設周期長,而且產品不能直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這一客觀現實要求在工業化起步階段,全體人民不能不節衣縮食,艱苦奮斗。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窮,要與民休息,不宜搞重工業,應多發展輕工業,並呼吁政府“施仁政”。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分析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是大仁政。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他指出,現在,我們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不能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4]。
  總之,實現國家工業化,是中國人民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是中國人民不再受帝國主義欺負,不再過窮困生活的基本保証。因此,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國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暫時的利益都應當服從於這個最高利益。黨和人民政府充分動員人民群眾,發揚艱苦奮斗、自力更生、親密團結、克服困難、堅韌不拔的優良傳統,為建設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努力奮斗。
  “一五”計劃的制定及其方針任務
  制定一部切實可行的發展國民經濟的中期計劃,是完成過渡時期總路線規定的工業化主體任務的重要步驟。早在1951年春,中央財經委員會即根據“三年准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部署,著手試編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年7月形成第二稿,即《1953年至1957年計劃輪廓(草案)》。經中央政治局討論,以該輪廓草案作為向蘇聯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據。
  1952年八九月間,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為代表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蘇聯,主要任務是就五年計劃輪廓草案同蘇方交換意見,爭取蘇聯政府的援助。斯大林在同周恩來等的會見中,對中國的五年計劃提出一些原則性建議,並表示蘇聯願意對中國的五年計劃建設在資源勘探、企業設計、設備供應、提供技術資料、派遣專家及提供貸款等方面盡力給予幫助。
  周恩來、陳雲先期回國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經討論,中央確定了必須以發展重工業為重點,集中有限的資金和建設力量,首先保証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基本建設,特別是確保那些對國家起決定作用、能迅速增強國家工業基礎與國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等指導思想。
  根據中央的指示,1953年初,中財委對五年計劃進行了第三次編制。同年6月,改由國家計劃委員會進行第四次編制。
  尚留在蘇聯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在中財委副主任李富春的領導下,同蘇聯政府有關部門進行廣泛接觸,征詢意見,商談蘇聯援助的具體項目。蘇聯政府對中國的“一五”計劃給予高度重視,對中國五年計劃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經濟發展速度,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規模以及具體落實援建項目等進行了具體研究。1953年4月,蘇方正式向中方通報了對中國“一五”計劃輪廓草案的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經研究后,贊成蘇聯對我國五年計劃提出的建議和設計項目清單,表示中國政府願盡一切力量來完成協定文件中所規定的義務和責任。
  5月15日,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中國政府在莫斯科簽署了《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等文件,規定蘇聯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91個工業項目。加上1950年已確定援建的50個項目,共有141個項目。這些項目包括鋼鐵、有色冶金、煤礦、石油煉油企業,重型機器、汽車、拖拉機制造廠、動力機器及電力機器制造廠、化工廠、火力發電站等,還有若干國防工業企業。到1954年10月,蘇聯政府又增加了15個援助項目,由此形成我國“一五”時期蘇聯援助建設的156項重點工程[5]。這些項目的建設,構成20世紀50年代中國工業建設的核心和骨干。據測算,這些項目建成后,中國工業的門類和生產能力都將有較大增加和增長,初步改變舊中國遺留下的工業落后面貌及工業布局極不合理的狀況。這表明,“一五”時期蘇聯的援助對我國工業建設的推進具有重要作用。
  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以陳雲為主持人的八人工作小組,對“一五”計劃綱要草案進行第五次編制。
  由於舊中國留下的統計資料很不齊全,國內資源狀況不明,難以掌握原有企業的生產能力,同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部門都缺乏編制經濟建設計劃的經驗,因此,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隻能採取邊制定、邊執行的辦法,不斷進行修訂、調整、補充,前后歷時四年,五易其稿,終於形成了我國初期工業化建設的藍圖。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原則通過了五年計劃草案。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主持擬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會議認為,這個計劃“是全國人民為實現過渡時期總任務而奮斗的帶有決定意義的綱領,是和平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的指導方針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相應地培養建設人才﹔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繼續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保証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穩步增長,同時正確地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作用﹔保証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按照上述指導方針,“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五年中將新建一批規模巨大、技術先進的新興工業部門,同時要用現代先進技術擴大和改造原有的工業部門﹔要合理利用和改建東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區城市已有的工業基礎,同時要開始在內地建設一批新的工業基地。五年內國家用於經濟和文化教育建設的投資總額達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多兩。這樣巨大的建設投資,是自孫中山提出建國方略以來,舊中國歷屆政府都無法企及的。
  “一五”計劃在編制和實施過程中,由於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謹慎從事,反復論証,較好地解決了我國經濟建設中的幾個重大關系問題。
  一是關於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相應地發展農業、輕工業等的問題。“一五”計劃將國家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58.2%用於工業基本建設,其中88.8%用於制造生產資料的重工業建設。輕、重工業的投資比例為1︰7.3。我國重工業相對輕工業來說基礎過於薄弱,盡管輕工業的利潤高、投資回收快,但是它的發展卻受到原料和能源不足的制約,如果把公私企業和手工業加在一起,其生產能力是過剩的。所以加大對重工業投資比例的安排是合理的。當然,優先發展重工業並不是孤立地發展重工業。“一五”計劃十分注意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實現各部門之間的綜合平衡。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對農林水利、交通運輸郵電、銀行貿易、文化教育等部門都安排了適當比例的投資,同時十分注意市場的穩定,強調財政、信貸、外匯、物資的“四大平衡”,使國民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協調發展。
  二是關於經濟發展的布局問題。中國工業約有70%在沿海,隻有30%在內地。這種歷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狀況,造成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地區之間的貧富差別過大,不利於對全國資源的全面開發和有效利用,不利於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實現共同富裕,也不利於國防戰備。為了逐步改變這種狀況,“一五”期間國家在內地安排的基本建設佔全國投資額的一半左右。在限額以上的工業建設單位中,有53%分布在內地。其中武漢、太原、西安、包頭、蘭州先后建立了一批重工業項目,這對改變原有的不合理的工業布局有重要作用。同時,中央要求充分利用東北及上海老工業基地,並繼續培養和充分利用這些工業基地與技術條件,為建設新廠礦、新基地創造條件。“一五”計劃確定的694個限額以上[6]的工業基本建設項目中,有222個放在了東北和沿海城市,合理地利用了這裡的工業基礎。
  三是關於經濟建設的規模、速度和效益的問題。計劃規定的經濟建設規模的大小、速度的高低,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與國力相適應,量力而行。但在試編“一五”計劃時,由於希望能盡快地改變中國經濟的落后面貌,由於經驗不足,曾將經濟增長的指標定得偏高,后來經過反復測算,作了必要的調整。比如,原來安排工業生產平均每年遞增20.4%,后來確定為平均每年遞增14.7%。原來安排農業生產平均每年遞增7%,后來確定為平均每年遞增4.3%。這些指標,既積極,又比較穩妥,是經過努力可以完成的。同時,黨和國家還制定了不少措施和辦法,主要靠現有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農民增加產出來提高建設的經濟效益。
  四是關於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的問題。中國實現工業化,需要爭取外國援助。在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的情況下,我國爭取蘇聯幫助“一五”計劃興建的156個重點項目,對中國工業化的起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黨提出了國家建設以國內力量為主的指導方針,生產建設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獨立自主。一方面主要依靠內部積累來解決最緊迫的資金問題。在實施“一五”計劃的五年裡,國家財政收入中有69.4%來自國營經濟上繳的利潤,全國各族人民還踴躍認購國家建設公債。來自國外的貸款僅佔總收入的2.7%。另一方面,明確在建工業項目中凡能自己解決的就不依賴外援。由此,較好地處理了經濟建設中的內外關系問題。
  五是關於生產和生活、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問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時,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國家和集體必須保持適當的積累。在“一五”期間,黨和國家注意把發展生產同改善人民生活恰當地結合起來,計劃在五年內,就業人數增加422萬人,工人的平均工資增長33%,農村的購買力提高一倍。在“一五”時期,國家建設規模是相當大的,但是積累率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並不過高,五年平均積累率為24.2%,隻比1952年提高了2.8%。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全國工人和農民的消費水平都得到較大的提高。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比較協調,激發了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有力地保証了工業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總的來看,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既借鑒了蘇聯的建設經驗,又結合了中國的實際情況。雖然制定的過程長了一些,但經過多方面的反復論証,總體上是一個比較好的中期發展計劃,在我國工業化建設的起步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
  注:
  [1]參見劉少奇:《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0年),《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頁。
  [2]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的批語和修改,1951年12月1日、2日。
  [3]毛澤東:《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4]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9月12日。
  [5]1955年3月,中國政府又同蘇聯政府簽訂了新的中蘇協定。這個協定包括軍事工程、造船工業和原材料工業的16個項目。以后,通過口頭協議又增加2個項目。后經多次調整,確定154項。因156項公布在先,故仍稱“156項工程”。實際施工150項。
  [6]為便於對重大基本建設項目進行管理,國家規定了各類基本建設項目的投資限額(300萬元至1000萬元不等)。不論是新建或改擴建,凡一個項目的全部投資大於限額者,為限額以上建設單位﹔小於限額者,為限額以下建設單位。“一五”計劃期間限額以上建設單位達到921個。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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