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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廣東整頓金融秩序和穩定物價的工作

肖燕明  2011年05月25日06:42


  成功地建立新金融秩序和穩定市場物價,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戰線上的第一個重大勝利。它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提供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它用看得見的事實,提高了共產黨的聲譽和威望,贏得了人民群眾對新生政權的信賴和支持,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邁出的堅實一步。毛澤東稱贊新中國經濟戰線上的這一勝利,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1]華南分局和廣東人民政府帶領全省人民,貫徹落實中央的政策,並結合廣東金融領域的特殊情況開展工作,大力整頓了廣東金融秩序,穩定了市場物價,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創造了獨特的經驗,對華南和廣東經濟環境的穩定、新生人民政權的鞏固、國民經濟的恢復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
  廣東較早淪為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造成廣東市場對國外很強的依附性。加上廣東地理位置臨近港澳,經濟與港澳的聯系非常密切,較大的私營工商業大都和港澳市場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形成“頭在香港,尾在廣州”的現象。
  廣東在金融物價方面的斗爭與全國其他新解放區比較,其尖銳和復雜的程度是屈指可數的。在國民黨統治期間,外幣特別是港幣佔領了整個廣東市場,深入到窮鄉僻壤。在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幾年中,民窮財盡,通貨膨脹,政府的貨幣金圓券、銀圓券大量貶值,幣值一天幾變,物價急劇上升。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比1937年7月前增加了140多億倍。人民對於國內紙幣完全失去了信心,人心都趨向於相對穩定的港幣。“港幣在廣東已不僅是合法,而且是唯一的通貨,流通額估計在2.5億至3億元之間。市場計價支付皆以港幣為單位”。[2]港幣實際上是華南市場的主要流通和儲藏手段,一度主宰了廣東的經濟金融命脈。
  在廣東,港幣流通主要集中在廣州,廣州有“港幣世界”之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在他主持起草的華南分局給中南局並報中央的一份報告中,對此作過深刻的分析:廣州過去是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長期進行經濟侵略的重要市場,一大批買辦官僚地主分子以廣州的十三行一帶為基地,大肆進行金融投機,走私販私,炒賣金銀、外匯。靠此維持生計者達到數萬人,幾十年來已形成行幫。他們與京、津、滬、漢、港、澳等地建立了密切聯系,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買辦互相勾結,與土匪、流氓、大天二、黑社會組織、特務、軍閥連成一氣,有著深固的社會基礎,組織嚴密,勢力很大。
  除了港幣之外,在廣東市場流通的貨幣還有金圓券、銀圓券、銀元、雙毫、銅元及美鈔、葡幣、越幣等。除廣州外,廣東貨幣流通分布大體上是:沿海區域,如潮汕、東江、海豐、陸豐、惠陽、東莞、寶安地帶,珠江區、粵中區及北江、南路西江一部分,港幣佔領了主要市場﹔靠近湘、贛、桂的東江、北江、西江、興梅、南路地區則銀元、雙毫份額較大。不少山區農村市場,流行著以貨易貨的物物交易。解放前后,潮汕、東江、
  興梅地區的革命根據地流通著由南方人民銀行發行的南方券和其他流通券。各種貨幣的無序流通和投機倒賣擾亂金融行業,成為廣東金融市場的一大痼疾,致使人民幣很難在廣東流通。金融投機分子利用黑市,利用人民幣與港幣比值的變動,作投機炒賣活動,加劇金融市場的風波。1949年10月剛解放時,定人民幣與港幣比值為500︰1,黑市降至1000︰1,至12月5日,降為5000︰1。投機分子的瘋狂炒賣造成廣州的金融市場長期劇烈波動,市場秩序極度混亂,廣大人民生活及工商業受到嚴重的威脅。

  1949年10月15日清晨,中共地下黨員在長堤東亞酒店升起了五星紅旗,歡慶廣州解放

  為了盡早確立人民幣的地位,建立起以人民幣為本位幣的金融體系,就必須把金銀、外幣特別是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以擺脫帝國主義的經濟束縛。這是一場經濟陣地的爭奪戰,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考驗。華南分局和葉劍英希望在海南戰役打響之前,盡快解決港幣問題,以保証部隊有一個穩定的后方和后勤供應。
  在這場紛繁復雜的貨幣金融爭奪戰中,華南各級黨組織發動群眾,各方配合,制訂了正確的斗爭方法和策略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早在廣東解放前,1949年9月10日華南分局在贛州會議上就討論了廣東金融問題,提出“華南港幣處理意見”。把“組織群眾把港幣推到香港”作為戰略目標提出。要求“大軍進入兩廣后即應進行廣泛宣傳”。黨的一切金融貨幣政策,以利於人民幣迅速佔領市場為總原則。華南分局認為,要解決金融混亂問題,不是一時,一地,一種辦法所能解決的,所以除用經濟的對策來進行斗爭外,也必須採用適當的政治壓力進行施壓。
  二
  新政權一建立,廣東黨組織和人民政府立即打響了建立金融新秩序的斗爭,最初以肅清金圓券、銀圓券,禁止金銀、外幣計價和使用,規范外匯管理等為主要目標。
  (一)肅清金圓券、銀圓券
  人民政府宣布禁止金圓券、銀圓券流通,不予收兌。宣布國民黨早期的偽“大洋票”及其他輔幣也一律禁止流通買賣使用。政府稅收、各公私企業一律收用人民幣。國民黨發行的貨幣,一律不准流通,不予收兌。由於國民黨政府已經垮台,沒有了政權支撐,國民黨的貨幣迅速在廣東消亡。
  (二)禁止金銀、外幣計價和使用
  廣東不少地區,特別是山區農村,黃金、銀元、雙毫等在市場上流通使用,在有些地區的市場流通中還佔主要地位。這對人民幣佔領市場,特別是對人民幣下鄉影響極大,也不利於穩定金融和物價。1949年11月,分局發出“關於動員擁護人民幣的決定”,要求自人民幣正式宣布發行之日起,各級機關的一切收支,均應使用人民幣,嚴格禁用金銀和外幣。1949年11月3日,廣州軍管會發出布告,宣布一律以人民幣為本位幣。11月18日,廣州軍管會又在《南方日報》全文頒布金字第一號布告,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所發行之人民幣,為全國統一流通之合法貨幣,自即日起,所有經濟來往均須以人民幣為計算及清償本位。國民黨政府所發行的一切貨幣一律作廢,禁止流通使用。嚴禁一切外幣流通使用,但准許外幣持有人,向本市中國人民銀行,及其指定機構,辦理原幣存款或按牌價兌換人民幣。布告實質上否定了外幣包括港幣的合法地位,確立了人民幣的地位。
  剛開始,人民幣幣值還不穩定,1949年11月23日,華南分局發出“關於穩定幣值的規定”:第一,堅決執行公私計價記賬票據往來,概以人民幣計算單位之規定。第二,收縮通貨,減少發行。第三,一切機關部隊,公營企業需要由海外輸進貨物者,必需自用外匯物資交貿易處統一辦理。12月7日,廣州市軍管會頒布關於《華南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以制止金銀投機操縱及防止走私倒賣,規范、統一金銀攜帶、轉移、兌換的行為。對金鋪採取登記限制,勸導其轉業的政策。
  (三)規范外匯管理
  1949年12月7日,廣州市軍管會公布《華南區外匯管理暫行辦法》及其他施行細則、《外匯交易所規程》。公示外匯交易、存兌須依行章程。同時,調整外匯牌價,做到外匯牌價隻為解決對外貿易和僑匯問題,不影響一般的市場物價。同日,廣州市軍管會還公布了《華南區僑批業管理暫行辦法》及《僑匯優待暫行辦法》。以達到保障僑胞利益,疏暢僑匯的目的。對僑匯實行“外匯歸公,利益歸私”的方針,盡量做到不使華僑與僑眷受到損失,把僑匯工作與國家整個貨幣工作相統一。對外匯的規范管理,有利於推動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繁榮經濟。
  三
  為了盡快完成整頓廣東金融秩序的重大任務,廣東加快了建立新的金融機構的步伐,成立了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廣州市分行。
  中國人民銀行於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正式成立,並於同日開始發行人民幣。為了施行黨的金融政策,開展金融工作和斗爭,解放后,廣東省即迅速建立各級金融機構。與此同時,加強對私營銀錢業的管理,辦理銀行錢庄登記,辦理驗資與管理其業務,嚴格執行所有公款不得存入私人銀行、錢庄、商號,必須存入國家銀行的規定。一旦檢查出私營銀錢業存有公款,就沒收並處分該號。這樣,便於國家銀行掌握貨幣的投放或回籠。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指示,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后,成立中國人民銀行華南區行,其后,又改為中國人民銀行華南分區行,作為中南區行的派出機構。同年11月2日,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廣州市分行。[3]華南區行統管華南地區包括廣東、廣西兩省和廣州市的金融業務。此外,在廣州市軍管會接管官僚資本各家銀行以后,還分別成立中國銀行廣州分行、交通銀行廣州分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廣東省分公司。私營銀行及私營錢庄,在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下,大多數已停業或轉業。
  中國人民銀行華南區分行成立后,當即在廣東開始發行人民幣。省、市銀行成立后,正式開展業務,調整人民幣兌換港幣的比價,政府開始收稅,各公私企業一律收用人民幣。各級政府加強現金管理,設立國家貿易金庫,實行資金回籠制度,以人民幣為法定貨幣,在市場上禁止以港幣作交易,嚴禁炒賣外匯,封閉錢庄,禁止外幣和黃金、銀元的流通,用人民幣收兌社會上流通的1.6億元港幣,並收兌過去華南各解放區所發行的南方券、裕民券、新陸券以及海南島的銀圓券等地方貨幣。
  四
  當時,廣東金融問題最突出的一個熱點難點就是港幣的泛濫,用什麼政策來解決港幣問題,如何才能逐步使人民幣取代港幣,十分緊要和關鍵。
  從1949年11月中旬起,由於受全國性物價波動的影響,大批游資流入廣州,以十三行為大本營的地下錢庄和金融投機商人乘機興風作浪。廣州市的物價一時直線上升,廣大市民在經濟上受到很大損失,人心浮動。11月20日,葉劍英對廣州接管、治安、金融、供應等問題向毛澤東作書面匯報,其中談到廣東金融問題時認為最突出仍是對港幣的政策問題,他認為禁止港幣流通目前“條件尚未成熟,港幣應暫時准許流通,俟准備成熟時再行禁絕”。[4]華南分局和廣州市委市政府多次開會,研究解決辦法,認為:對港幣的斗爭既是一場重要的貨幣陣地爭奪戰,又是一場反侵略的斗爭,這關系到局勢的穩定,不能僅當作一般外匯問題來處理,對港幣的任何措施必須服從利於人民幣迅速佔領的總原則,在這個前提下力求減少我國內港幣持有人的損失。因此確定對港幣應該採取堅決肅清的方針。驅逐港幣的辦法,一是以排擠港幣為主,實行港幣出口,應從寬,不必嚴管的措施,壓低牌價,迫使港幣流出。二是以收兌港幣為主,調整牌價,使之與黑市接近,大量收兌港幣。
  對港幣,既要強調斗爭,又要講究策略。正如葉劍英向毛澤東匯報時所說的:禁止港幣流通是遲早的事。問題是有沒有足夠的可供兌換的人民幣,有沒有足夠的物資儲備。實際上徹底肅清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港幣在華南深入群眾,歷史悠久,在具體實施的時候華南分局充分照顧了這種情況。葉劍英在華南分局財經會議上對於如何禁用港幣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說:我們要堅決禁用港幣,使人民幣佔領市場,那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這樣做,但目前我們的條件還沒有成熟。這是因為:第一,資金不足,物資准備不夠,配合機構沒有建立。第二,珠江三角洲我們還沒有很好控制,我們要禁止港幣或禁止物資出口,那完全是不可能的,這像一個漏斗,什麼東西都可以流出去。第三,目前,我們許多物資要爭取從香港返口,保持兩者間的平靜關系,不要搞得太緊張,對我們是有利的。因此,暫時讓港幣流通,加緊准備條件,不定期限,條件一成熟,要禁就禁,主動權完全操在自己的手上。分局將這次會議的內容事后請示中央,中央指示港幣要迅速禁止使用,但必須有步驟有計劃來禁。
  由於以上情況,人民幣的發行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一個有計劃、有准備的斗爭過程。中南財政經濟委員會也贊同華南財委提出的以驅逐港幣,打擊銀元,掌握僑匯為1950年金融工作的基本任務的意見。同時提出:港幣的主要市場在城市,港幣的主要支持力量也在城市,銀元主要在鄉村,因此在城市中集中禁用,較易收效。所以人民幣佔領城市后,才能推到鄉村。在確定方針后,華南分局有計劃、有步驟、有策略地打響了驅逐港幣之戰。每解放一地,都利用各種形式廣泛宣傳,宣傳黨對港幣的堅決肅清方針。發動群眾性的拒用港幣運動。使普及人民幣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但由於剛剛解放,各金融及貿易機構未能及時建立,加上物資供應奇缺,金融秩序混亂,人民幣幣值不穩,港幣黑市不斷高漲,牌價與市價差距很大。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華南分局和有關部門決定對擾亂金融、破壞政府法令的不法商人給予堅決的打擊,並採取三項緊急措施:一是查封和取締非法地下錢庄和“剃刀門楣”[5]﹔二是向商人進行支前借款,以緊縮銀根﹔三是動員工人、學生進行廣泛深入的擁護人民幣,拒用港幣的宣傳活動。
  潮汕、東江、興梅等地解放后即先實行禁止港幣流通的法令,用南方券佔領市場,取得一些成效。但那些地區港幣不多,對整個港幣打擊不大。
  驅逐港幣之戰的主戰場在廣州。其典型地區是十三行。它是封建買辦官僚進行金銀交易,投機倒把的場所。十三行是進行黑市金融交易,投機炒賣的集中地。十三行有地下錢庄200余家,進行買賣人民幣的交易,任意抑損人民幣信用。廣州還有剃刀門楣500多檔,它們與地下錢庄互相呼應,興風作浪。他們用港幣來收買人民幣,在收買時故意壓低人民幣,然后以較高的價格賣出,以此發大財,造成港幣黑市價格暴漲。1950年1月21日,葉劍英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寫到:十三行及投機商人,秘密印發金融行情單。全市商人不依人民銀行牌價,而依行情單牌價進行貿易。行情單上,稱人民幣為雜幣,故意壓低人民幣比值。造謠說解放軍每個團都配有一台印鈔機,支前司令部拋出大量票子搶購物資,煽動人們拒用人民幣。[6]投機商搗亂金融秩序的行為使人心不穩,阻礙國家金融政策的順利實施。
  11月27日召開的廣州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務之一是穩定金融,恢復生產。副市長朱光在會上對穩定金融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們決不應以對國民黨反動派發行‘金圓券’、‘銀圓券’榨取人民血汗的那種認識來了解人民票,目前反動派殘余分子利用廣州人民以往對‘金圓券’、‘銀圓券’的辦法,造謠搗亂,而使市民錯覺的想到人民政府發行的人民券,也好似‘金圓券’、‘銀圓券’,而趕快拋出人民幣,兌存港幣,囤積貨物,促進市場混亂。”他提出穩定金融的五項措施:公營貿易業,大量掌握物資,使市面供應充裕,並隨時可使貨幣回籠﹔禁止外幣金銀流通買賣及計價﹔嚴密管理外匯,並加強銀錢業管制,取締地下錢庄及“剃刀門楣”,制止投機活動﹔發動群眾展開拒用港幣,擁護人民幣運動﹔整理稅收及公用交通事業。會上,朱光對金融投機分子發出警告:“對破壞搗亂金融分子,人民政府希望他們改正錯誤,如執迷不悟,政府當予嚴懲。”[7]廣州市人民政府決定對非法錢檔採取有力的整治措施,以穩定物價,維護廣大市民的利益。
  在華南分局、軍管會、廣州市委、市政府統一領導下,成立一個專門打擊金融投機的領導班子。以公安局為主力,在工人、學生的支援下,通過各種關系,秘密了解全市地下錢庄和“剃刀門楣”的名稱、街道、門牌、主管人、商業情況,搜集他們炒賣的行情單和票據的証據。當時,全市經營黑市金融投機的大、中、小型錢庄不下三四百家,經紀二三百人,“剃刀門楣”多達500余檔。經過十多天詳細調查,確定了被列入搜捕的地下錢庄和“剃刀門楣”的名單。一場卷殘掃孽的金色風暴正醞釀席卷十三行。
  人民政府對金融投機分子“言出法隨”。12月4日,華南分局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對投機商採取辦法請示”,決定對在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的地下錢庄和“剃刀門楣”進行打擊。同日,華南分局常委會議認為廣州“地下錢庄及剃刀門楣嚴重擾亂金融秩序,決定於明日下午全部捕捉、處罰,並同日向商人借款150億(舊幣)”。[8]
  5日,廣州市軍管會組織各路人員2000多人在中山紀念堂召開秘密大會。副市長朱光在會上作了動員,指出地下錢庄及“剃刀門楣”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人民政府決定予以堅決的打擊,取締所有的非法金融點檔,並號召與會人員立即投入金融投機的戰斗。[9]公安總局武裝干部、工人、學生,負責掃蕩地下錢庄(即十三行),每個錢庄派三人(學生、工人、警察各1人)監視其活動,聽到警報汽笛長鳴,就動手抓人。[10]各區公安分局武裝干部、學生負責查封“剃刀門楣”,市政府各局干部負責召開商人大會,向商人借錢,解釋政策,市委、青、婦、學、銀行等組織負責宣傳運動。
  下午2時,公安局長陳泊、副局長孫樂宜、陳坤親自帶隊,各路人員共6000多人分組突然檢查,抄查十三行一帶的地下錢庄,將地下錢庄負責人(經理、主管)和賬目,銀碼等証據帶走,財物查存不動,留武裝人員與原店人共同看守,同時規定嚴守秘密。結果共查封170家錢庄,掃蕩了549檔“剃刀門楣”,抓獲金融投機人犯1016人,全部送到北較場第一監獄收押。[11]“這一行動,僅兩小時即結束,市面安靜如常,行動后半小時,人民幣即開始上漲。第二天,黑市與牌價看齊。這次‘金融戰役’,敵人叫罵,人民叫好,認為共產黨有辦法,對動員這麼多工人、學生、婦女參加,共出動6000人,而消息不會於事前泄露,覺得奇怪(香港報紙,則登載葉劍英洗劫十三行)。”[12]
  就在掃蕩地下錢庄的同一天,廣州市人民政府召開全市141個行業商人和商會代表共1200多人會議,動員支前借款。[13]大會首先傳達了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精神。會上,副市長朱光說明投機商對人民、對工商業的害處。他說:“各種各色的地下錢庄是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走狗,剃刀門楣是幫凶,小偷大天二是他們的爪牙,有誰聽到過剃刀門楣被搶劫呢?他們是一個系統的,有勾結的,是無孔不入的剝削人民的。我們今天決定對剃刀門楣來一次大掃蕩。”[14]他向商人們闡明黨的政策是保護合法的工商業,打擊投機搗亂,銀錢業可以經營,但炒賣投機則不容許。接著向商人提出借錢150萬元的任務,並講明借錢是為了支援前線,而且保証借錢還錢,隨后再由與會商行代表推選出總評議委員會,按行業分攤借款數額。然后,市政府派出干部到各行戶民主評議每戶借款數額。最后,市政府有關部門對借款數額進行核准,由市工商局發出通知書,請各行戶在規定的時間內向銀行繳款。由於當時沒有定出還錢日期,商人們信疑參半,有的踴躍捐款,有的搖頭嘆氣,有的咬牙切齒。結果借到74.1668萬元。這項措施為縮緊銀根、穩定物價進一步創造了條件。而出乎商人意料之外,次年2月13日至3月7日,市政府分三期將借款全部清還[15],從而使那些不信任政府的商人看到政府的信譽。[16]
  12月6日,在市政府的組織下,全市學生、工人2萬人連續三天開展聲勢浩大的擁護人民幣,拒用港幣的宣傳活動。他們採用花車、扭秧歌等形式,揭露地下錢庄、剃刀門楣的違法害民罪惡,宣傳人民政府嚴厲制裁金融投機分子的必要性以及使用人民幣利國利民的好處,號召市民自覺抵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不用外幣,拒用外幣,從而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對使用人民幣的認識。通過這次大掃蕩和宣傳活動,初步確立了人民幣在廣州市的地位,安定了社會秩序,保証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這次金融斗爭准備充分,計劃周詳,統一行動,在宣布行動半小時后人民幣幣值就上漲。第二天人民幣與港幣兌換牌價和黑市價基本持平。以12月5日為准,(這天是搜捕行動日。)該日物價已比12月3日下跌30%至40%。[17]全市人民載歌歡騰,認為政府做得好,做得對。認為共產黨有辦法,國民黨是辦不到的。1949年12月9日,《南方日報》用醒目的大字標題登載“本市搜捕地下錢庄后,物價跌30%以上,幣值穩定,物資來源日趨充裕”。市民爭相購閱。
  1950年1月10日,廣州市人民法院組成臨時法庭,公開審判400多名地下錢庄和非法錢檔的老板、店員。凡是能坦白認罪,接受處分者,法院按甲、乙、丙三等分別給予人民幣最低500分,最高6.5元的釋保處罰。
  2月1日,華南分局召集廣東省有關負責人開會,討論關於“禁用港幣、調整牌價”的問題。這是廣東省准備全面禁用港幣的決策會議。
  中國人民銀行華南區行行長兼廣東省分行行長方皋在會上介紹了目前禁用港幣已具備的各種條件:第一,我們的金融機構已經建立並進行了相當時間的工作。第二,物資已有較多准備。第三,打擊地下錢庄,取締黑市以后,市場逐漸走上正軌。第四,稅收工作已開始進行,人民幣大批回籠。第五,交通已恢復,物資易於交流。第六,銀行辦折實存款,收公債,游動資金結集銀行。第七,潮汕、興梅、東江、北江等地已先行禁用港幣。第八,近來金融物價相對穩定。
  根據以上條件,分局認為目前是禁用港幣的時候了,並得到中央復電同意。中央在復電中提請廣東注意:第一,必須源源准備物資,支持本幣,如內地物資不多,應該設法用港幣買進一批。第二,廣州本幣缺,可以由華東上海運2000萬元來,港匯過低與其他各地距離過遠,應提高到3500元左右與禁用同時實行。第三,在交通改善以后,物資可以交流,兩地物價應該有一個距離,如上海布價(照市價)+運費+捐稅+利潤=廣州布價。第四,在目前我們主觀、客觀上都沒有條件來寫明限期兌換,禁止持有,隻能禁止其流通買賣,但如允許持有不限期,則對禁用港幣亦有妨礙,不如在公告上含糊不提,等待時機,再行宣布。市場使用,應予沒收。
  葉劍英在會上做總結時指出,禁用港幣,這是人民生活上一大變革,要做好宣傳解釋工作,將政策貫徹到下面去,盡量減少波動。[18]
  1950年2月,以廣州為中心,全省十幾個主要城市同時開始宣傳禁用港幣,先在城市打亂港幣的陣營,造成有利的條件,然后逐漸推入鄉村。3日,《南方日報》公布了廣州市軍管會發布的金字第二號布告,布告指出:香港幣在本市流通,嚴重損害我國主權,破壞人民經濟生活。現我華南金融貿易機構已經次第建立,禁用條件業已成熟,絕不能容許港幣流通市場。今特明令宣布,自即日起,禁止港幣及一切外幣在轄區內市場流通使用及私相買賣。但為照顧人民利益,准予向中國人民銀行各分支行兌換人民幣使用,至2月10日后仍有使用或私相買賣外幣者,一律以破壞金融論處。2月4日,華南分局常委會議決定,取締市內所有地下錢庄及剃刀門楣。第二天,廣州市即組織大批軍民,迅速查封和取締廣州市的非法金融組織,捕獲金融投機人1000余人。
  與此同時,在全省各城市大量設置收兌站,至6月底止全省總共設有收兌處322處。[19]4月份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成立金融管理科負責督導全省金管工作,旋即布置全省大規模地開展貨幣斗爭工作。在禁用措施上,大體都採用自上而下的發動,和由下而上的配合﹔各地人民銀行,在當地統一領導下,與公安、貿易稅務、海關及人民團體配合起來,大部分地區還組織了禁用委員會,統一組織,統一行動。斗爭地域由重點的大城市而至交通線上的城鎮﹔再至鄉村。台山2月份兌數比1月份增加17倍。廣州2月初每天收兌港幣數不過1萬多元,到中下旬每天收兌額經常高達100余萬元,這樣廣州和省內各重要城鎮都逐步擴大了人民幣陣地。4月至5月,全省有興梅區、粵中區、珠江區、西江區、潮汕區、南路區、東江區、北江區的幾十個市縣早前已經禁止,這次重申禁用港幣,並大量設立收兌站。5月至6月,人民幣在廣州市大體已佔領市場,除少數交易秘密用港幣計價外,市場買賣都用人民幣。
  由於牌價的統一調整,幣值穩定,物價下降,這一時期全省外幣收兌有了迅速的進展。據統計,1950年全年共收兌港幣及其他外幣折合美元3034萬元,除了還有個別人持有港幣或在銀行存有港幣外,大量港幣已經收兌完畢,年底,廣東的港幣基本肅清。這為建立全省統一的人民幣市場奠定了基礎。從此,港幣退出,人民幣很快地佔領廣東市場。到1950年底,建立起新的貨幣制度,金融形勢趨向穩定。
  五
  在與非法金融投機商進行斗爭的同時,人民政府還與舊社會遺留的投機資本進行較量,開展控制市場穩定物價的斗爭。
  投機資本乘著解放初期的混亂局面,興風作浪,投機倒把,囤積物資,哄抬物價,擾亂市場。嚴重地破壞了國家經濟與人民生活。1949年到1950年間一連掀起了3次全國性的物價暴漲風,使物價像脫?的野馬狂漲不止。全國13個大城市的批發物價指數,如以1948年12月為100,1949年1月則上升為153,4月為287,7月為1059,11月竟漲至5376,1950年2月又比1949年12月上漲了1倍。
  下面是廣州市幾種主要商品零售價格表:[20]

  物價上漲的原因一為貨幣發行量過多,政府財政赤字龐大﹔二為物資缺乏,通貨膨脹﹔三為前面所說的投機倒把,囤積居奇﹔四為金融秩序混亂。
  物價的惡性上漲,市場的劇烈波動,猛烈沖擊著生產秩序,嚴重威脅著群眾生活,使本已嚴峻的經濟形勢更加惡化。人民群眾在“透過經濟看我們,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人不餓死人”。[21]因此,控制市場,穩定物價,在當時不僅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而且成了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
  為了穩定物價,廣東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有關政策規定,加強物資和市場管理,禁止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和哄抬物價,嚴格管理私商進出口貿易,並由國營各專業公司控制、掌握與調度糧食、棉紗、布匹、煤、鹽等主要市場物資,供應人民需要。從解放初期到1950年3月,全省逐漸建立了365個省、專縣級國營貿易企業機構,規定國營貿易部門物價應大體一致,即按當地價格加上運費利潤定出合理價格,不要過分壓低。但也禁止過分提高。廣東解放至1950年初,華南分局和葉劍英還委托愛國僑領蟻美厚設法從泰國採購大批大米,分批運抵香港、澳門。接著,又經過港澳愛國知名人士何賢、馬萬祺、柯平等人設法,終於運到廣州和剛剛解放的海南島。[22]另外,國營商業機構還從湖南等內地調運大米,國內外採購和調運大米合計14萬噸,按國家牌價直接銷售給消費者,不僅解決軍民青黃不接的燃眉之急,而且有效地遏制了投機商人的破壞活動。廣州市財經委抓住香港方面有些物資已禁止往華東輸出而對廣州還可輸出的有利條件,組織了膠鞋、汽油、五金、煤炭等物資進口,並且有計劃地從外地調入煙煤、水泥、木材、木柴等物資,開始有計劃地統一向工業企業供應工業器材和收購日用百貨。這對於統一市場、統一物資調撥、平抑物價,維持生活穩定,均起了很大作用。到1950年3月下旬,廣東通貨膨脹被剎住。5月以后,基本穩定了金融市場。飽嘗物價波動之苦的人民為之高興,資產階級也被迫折服。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供稿 肖燕明
  [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頁。
  [2]《關於廣州接收工作和治安、金融、供應等問題的報告》,1949年11月20日。見《葉劍英在廣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頁。
  [3]《銀海縱橫──近代廣東金融》,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7頁。
  [4]《關於廣州接收工作和治安、金融、供應等問題的報告》,1949年11月20日。見《葉劍英在廣東》,第103頁。
  [5]指街頭非法錢檔,無論貨幣找出換進,人們都要挨一刀,被刮一刮(受損失),故稱“剃刀門楣”。見《葉劍英在廣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頁。
  [6]《廣東解放初期社會情況和今后工作打算》,1950年1月21日,見《葉劍英在廣東》,第124頁。
  [7]朱光:《廣州市人民政府一月來的工作和今后工作》,1949年11月28日。見《中共廣州市委主要領導人講話文稿選編》第一輯,內部出版,第27-28頁。
  [8]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省檔案館等編:《葉劍英與華南分局檔案史料》(上冊),第62頁。
  [9]蔡馥生:《一年來華南對港幣的斗爭》,見《南方日報》1950年10月1日。
  [10]葉文興:《廣州市公安總隊八年歷程》,見《曙光耀羊城》,廣州文史第57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頁。
  [11]蔡馥生:《一年來華南對港幣的斗爭》,見《南方日報》1950年10月1日。
  [12]《廣東解放初期社會情況和今后工作打算》,見《葉劍英在廣東》1950年1月21日,第125頁。
  [13]《曙光耀羊城》,廣州文史第57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頁。
  [14]《南方日報》1949年12月6日。
  [15]廣州市檔案局編《廣州大事記》,廣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9頁。
  [16]朱光:《廣州市人民政府三個月來施政工作與1950年的工作任務》,1950年4月26日。《中共廣州市委主要領導人講話文稿選編》,第一輯,內部出版,第65頁。
  [17]《物價跌百分卅以上》,《南方日報》1949年12月9日。
  [18]《關於“禁用港幣調整牌價”會議記錄》,1950年2月1日,見《葉劍英與華南分局檔案史料》(上冊),第69、71頁。
  [19]《銀海縱橫──近代廣東金融》,第331頁。
  [20]《廣州市志?物價志》,廣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頁。
  [21]《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頁。
  [22]范碩等:《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頁﹔古華民、謝文霖《蟻美厚紀念畫冊》,香港榮譽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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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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