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

张世飞
2011年09月28日09:4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为了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粮食危机问题,中央决定精简一部分城镇人口。1961年,共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尽管如此,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11月中旬,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因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为此,中央在1961年11月10日专门召开了一次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的会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削减了他们的权力。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也分别画了圈,这样原本6000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大会的前一阶段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邓小平负责准备这次会议。先由邓小平主持、继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会议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一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是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是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报告认为,这些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同李富春(左一)、李先念(左二)、乌兰夫(左三)在一起交谈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并且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并分别讲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会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方面,从下到上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大胆探索。
  对经济形势,七千人大会曾估计: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但会后不久,就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发现对困难仍然估计不足。1962年2月刘少奇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南海西楼会议),指出,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在会上对进一步调整讲了系统的意见。根据刘少奇的提议,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长篇讲话。他指出,农业恢复的速度,只能“争取快,准备慢”。现在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5000万吨的主观设想来布置的,因而大大超出现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所能负担的限度。他主张规划国民经济要安排一个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要五年。在恢复阶段中,第一位的问题是增加农业生产,供应吃、穿。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坚决降下来,将来再上。还要大规模减少城市人口,并且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陈云的讲话得到会议的热烈赞同,也得到中央各单位领导人的完全同意,经中央批发,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党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

◎从1961年到1963年,先后有2000多万城镇人口迁往农村。图为回到广东省新会县农村参加生产的工人

  5月,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
  由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
  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着重在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调整与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消除“大跃进”以来产生的消极影响,加快了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许多地方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农业集体化之后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
  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提出著名的猫论。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谈到农业生产管理政策的调整问题。他引用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即“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党,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图为全会会场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包括包产到户问题在内。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这个题目也就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大队工作队队员在地头宣讲“二十三条”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
  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3年5月,新编昆剧《李慧娘》受到批评,使文艺界感到气氛紧张。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就文艺问题写了两个批示,对文艺界的现状作了严重估计,从而导致文艺界的批判不断升级。从1964年夏季开始,这种批判又扩大到学术界,从哲学,到经济学,到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受到猛烈批判。
  这些“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