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四人帮”

沈传亮
2011年09月28日09:5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会议宣布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并一致通过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干了很多坏事,不少人被他们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在各条战线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决定在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知》列举了“四人帮”反党篡权的罪行,公布了毛泽东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多次批评的讲话内容,宣布了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通知》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专案审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罪行,并收集汇编其罪行材料。汪东兴负责专案组办公室。
  为保证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顺利进行,中央确定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并采取了一些严密措施。
  当时,稳定局势的关键是要稳定上海。上海曾被张春桥、王洪文经营多年,“四人帮”的党羽比较集中,早在毛泽东逝世前夕,“四人帮”的上海党羽就秘密地突击发放武器弹药,装备受其控制的民兵。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对上海严密封锁有关消息。尽管如此,“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10月8日这天还是嗅到了某些不寻常的信息。当晚,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等人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提议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徐景贤下令,调集3.55万民兵,组织领导班子,设立秘密指挥点,研究制定了武装叛乱的初步行动方案,准备大干一场。危急时刻,中央果断采取措施,一举打碎了“四人帮”上海党羽的如意算盘:第一,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分布于东海海面,南京军区某部的几个师进驻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形成对上海的钳制之势,以防万一。第二,以开会名义,把部分“四人帮”骨干党羽接到北京,使其无法直接指挥叛乱。第三,派陈锦华(时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等一批干部到上海了解信息,掌握情况。同时派苏振华(时任海军第一政委)、倪志福(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冲(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率领一批领导干部组成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领导工作。为严防不测,中央工作组去上海,事先没有通知上海市委,专机是中央派的,接待单位是海军上海基地。直到深夜,中央才正式通知上海市委。苏振华一行到了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住下后,就把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找去。苏振华郑重地告诉他: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广大党员、群众愤怒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

  中央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打乱了“四人帮”余党的部署,而且迅速控制了上海局势。上海群众在得知“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后,于10月24日在人民广场举行百万人集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四人帮”在上海的阵地,迅速土崩瓦解。10月27日,苏振华在上海市党员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上海问题顺利解决。此外,中央还采取坚决措施解决了其他几个局面比较混乱的地方的问题。国内局势趋于稳定。
  这时,耿飚负责的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也成立起来,统一领导宣传舆论。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耿飚宣读了经中央审定的《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明确了彻底揭批“四人帮”的宣传任务。同时,中央采取组织措施,对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阻碍揭批运动开展的省级领导班子采取措施,先后解决了云南、辽宁、甘肃等省的领导班子问题。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14个省级领导班子作了大调整。中央一些部委也作了班子调整。这有力推动了各地对“四人帮”帮派体系以及同他们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清查处理,并从组织上保证了揭批“四人帮”的顺利进行。
  按照研究决定的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指导方针,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四人帮”予以揭批。
  起初,主要是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1976年12月10日,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批发全党,以大量事实揭露他们组成“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这些材料一直传达到一般群众,在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四人帮”的要害问题就是“三搞一篡”,即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197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此时,还没有复出的邓小平看到揭批材料之一时,就十分果断地说,这一批材料足够给他们定罪了。
  接着,中央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旨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目的和罪恶历史。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四人帮”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23日,中央又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这一阶段,对“四人帮”炮制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在教育战线推翻了“两个估计”,肯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彻底破除“四人帮”的势力干扰,还连带查清“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问题,将揭批查“四人帮”与打击阶级敌人活动结合起来,有力推动了揭批运动。

1976年12月10日至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批准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三批材料。随后,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

  到1978年,全国清查工作基本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也取得很大成绩,被混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得到纠正,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开始恢复,各条战线的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为开展下一步工作准备了基础。但在揭批运动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揭批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抓纲治国,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照此,不可能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不可能突破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