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其后果

2012年11月23日14:28      

事实表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敌对势力确实存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在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法,对斗争的猛烈发展又没有能够谨慎地加以控制,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

由于当时复杂的情况,卷进去的人们情况各有不同,属于敌我矛盾的人是极少数,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确有一些处于敌我矛盾边缘、拉一拉就可以过来的人,也有一些一时还难以分清属于哪类矛盾的人。还有一些情绪偏激但并不是出于敌意的人,甚至只是对本单位领导提了一些尖锐意见的人。这几种人中的许多人都被划成了右派,打击面严重扩大。

在决定发动反右派之初,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曾经设想的方式还是“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就是说,主要还是针对一种政治思潮的批判,一般不着重在对人的指名批判,不是要把许多人划为右派分子。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的时候,也还是设想,大鸣大放、反击右派的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足够了,“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7月1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中也曾提出:“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可是,这些把这场斗争限制在较小范围和较短时间的最初设想,很快就被大大突破了。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在报纸上被指名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增加。6月29日,中央指示,右派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这已经不是主要批判政治思潮,而是较多地着重于具体点名,尽管人数还有所限制。同时,指示还要求对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人,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但仅仅过了10天,中央指示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又扩大了1倍。全国右派骨干名单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报纸上的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占右派骨干总数的3%,逐步增加到10%左右。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指示强调,反右派斗争要深入开展,一方面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在深入挖掘时期,再也没有规定过全国的控制数字。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已划右派6万余人。当时估计,右派最多有15万左右。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单位还规定了划右派的具体数字指标,而上面规定的指标在下面一些单位也被突破了。1957年冬至1958年春,在全国中小学教职工中开展反右派斗争,仅小学教员中就划了10多万右派分子。最后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整个运动历时一年,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

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混淆了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一般地仍把右派分子的问题放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里。而同一天,中央的一份党内指示认为,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目前不要说得太死”。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虽已认定右派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但是7月11日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还是讲“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只是认为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这些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已经处于敌我界限的边缘。到了毛泽东发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时,关于反右斗争的矛盾性质,就开始明确宣布: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他们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样就把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从人民中划出去,而列入敌我矛盾的范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央也曾一再提出,限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而把一般的历史上的老账、个别问题的意见和学术性的问题撇开。八届三中全会还下发了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规定:“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但这个标准10月15日才正式下发,而在当时的气氛下,强调深挖猛打、反对温情主义,在掌握政策上又有“宁左勿右”的倾向,并没有执行划分右派分子时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政策。

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即被列入敌我矛盾的范畴,不仅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而且组织上、行政上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1958年1月,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分别召开会议,撤销一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在各党派、团体内所担任的各级领导职务,他们在各自所属单位的行政职务也被同时罢免。在中央统战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的比较知名的96名右派分子中,只有两人免于处分。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作出决议,同意原选举单位撤销16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取消38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资格,罢免其中10人在全国人大和国防委员会中所担任的职务。全国205所高等学校近4000名教授、副教授、讲师及助教被划为右派分子后,离开了原教学和科研岗位。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55万人,轻则降职降薪、留用察看,重则送劳动教养,有些人同时还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均被开除党籍和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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