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
与张闻天的合作有力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2013年04月02日10:36      

油画《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然而这一转折的实现,并不是靠毛泽东一个人孤立进行的,而是得到了党和红军许多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和合作,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召开的一个直接背景是,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阶段的失利,彻底暴露了“左”倾错误和领导的无能,从而引起了全军上下的普遍不满,同时人们也就自然地想起毛泽东过去领导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成功经验。但是20世纪30年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统治中央一开始,就是由共产国际支持的“左”倾宗派集团负责推行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最高的军事指挥又是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李德担任,毛泽东则遭受排挤,在党和军队中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如果当时统治中央的“左”倾领导集团内部没有人觉悟过来,要想很快纠正这条错误路线则是非常困难的。在此紧急时刻,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首先明确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批判“左”倾错误的重要报告(通称“反报告”)。这个报告无疑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然而当时毛泽东毕竟不是常委,如果在中央领导中没有一个常委出来代表正确的观点来作这样的报告,就很难想象会议能顺利地取得成功。所以1960年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经提到过,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当年出席遵义会议的杨尚昆回忆,会议批评博古报告的程序首先是张闻天的“反报告”,接着是毛泽东的发言。后来人们都知道毛的发言,而张的“反报告”鲜为人知。根据保存下来的陈云的传达提纲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这里首先提到的提纲就是洛甫(即张闻天)的报告提纲。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是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对此,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毛泽东努力争取张闻天的合作,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在同错误路线斗争中的雄才大略。据师哲回忆,在延安时,毛泽东对他说过,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还有他本身的因素。长征路上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而对张闻天来说,从错误路线转变到同毛泽东合作,则是突出表现了他的务实和无私。毋庸讳言,他在王明“左”倾错误时期确实犯了“左”的错误。但当他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发现错误时,能够勇于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并为此与博古发生分歧。1933年冬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他同毛泽东对浒湾战斗发表过相同的意见;1934年春在军委讨论广昌战斗时又同博古发生直接冲突。为此李德竟以宗派口吻相威胁,而张闻天则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遵义会议之前他同毛泽东合作,是冒着相当风险的,而促成遵义会议的成功则是他一生中对革命事业做出的最大贡献。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合作,有力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责编: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