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

李初梨
2013年07月16日10:07      

我是1928年5月,同彭康、冯乃超、朱镜我、李铁生5人一道从日本回来并一起入党,编在闸北区第三支部。这个支部后改称为文化支部。由潘汉年通知我们,说已批准入党。然后大家到馆子里吃了顿饭,有闸北区委书记陈德辉参加,并没有举行宣誓仪式。

1929年我调到闸北区委作宣传工作。江苏省委有李富春、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康生等人组成。项英不在江苏省委,他任中央职工部部长。1929年初发生江苏事件。据陈德辉告诉我是这样的:李立三要把李维汉派到江苏省委来检查工作。大家都知道马日事变时他是湖南省委负责人,所以拒绝他来。省委把情况向中央封锁。康生一开始是同意的,也参加了,后又向中央报告。中央改组江苏省委时,把他留下来当秘书长,而把李富春派到法南区当区委书记,王克全到闸北区当区委书记。何孟雄也是参加了这场斗争。江苏事件后李维汉当省委书记。何孟雄做过一段农运工作,是不是农委的秘书我不清楚。闸北区委有两个农民支部,有一次何孟雄到农民支部了解情况,由我带路。因为我在区委工作。后又派何孟雄任沪中区委书记,沪中多是估衣铺,他做店员工作。

当时没有上海市委,上海共有7个区,直接归省委领导。有闸北、法南、沪中、沪东(杨树浦一带)、沪西、浦东、吴淞。

闸北区委第四支部是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汪泽楷等人组成。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高级干部,对当时党的政策不满。开支部会时,一个人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区委要派我去做他们的工作,我们这些新党员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不肯去。王克全说我不怕,我是个工人,由他去参加第四支部。同取消派的斗争搞了几个月。取消派把创造社的王独清拉过去了。他原来在法国留学同郑超麟认识。这个人能量很大,在创造社起的作用很坏,后来当了托派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想通过王独清把创造社的人也拉过去。约我们在王独清的家里见面。彭述之是个才子,风度潇洒,口若悬河。后来陈独秀亲自出面请我们吃饭,我没有去。1929年7、8月间发生中东路事件后,陈独秀向党中央写了意见书,闹得厉害了。11月由江苏省委把陈独秀等人开除党籍。本来应由第四支部开除,可是他们的势力大,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的决议。

1929年的夏秋我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接替陈德辉任宣传部秘书(或叫秘书长),陈德辉被派到武汉,武汉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刚去两天就被捕牺牲了。他离开上海时,对我说,他是背着棺材去,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共产党员是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坚持斗争,这些烈士永远值得我们纪念。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是夏才曦(我听别人说他在南京被捕当天叛变自首,后到苏联。抗日战争时我碰上王明,告诉他,他说应该通知莫斯科。后来我再也未见过夏才曦)。那时宣传部就是几个人,部长、秘书、几个干事。徐向前的爱人黄洁是宣传部驻机关的。

我在第四支部时,党组织是不给津贴的,到了区委每月给5元钱。根本不够用,只好住亭子间,灶皮间,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到省委工作后,每月发18元钱,办公室一般伪装成商号。当时中央机关一般是独门房子。在省委开会大多穿长衫。

1930年春左联开成立大会,参加会的人在街上碰上临时把我拉去。鲁迅先生坐在我的对面。我从未参加左联的活动。中央有个文委,文委书记是潘汉年,由他们负责左联的工作。

1930年5、6月,成立了江南省委总行委,李立三是书记,李维汉是副书记。我是宣传秘书(取消宣传部),任弼时的哥哥任作民是组织秘书(取消组织部)。夏才曦负责轻纺工业工人运动,王克全是市政工会的秘书,负责重工业、邮政、电器等工人运动。徐大妹负责纱厂女工运动。我们每天上午8点到总行委所在地碰头。看看有什么工作,起草宣言、传单、标语等。每天碰头都有李求实,他当时任红旗日报的总编辑。

5月底6月初在上海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简称苏代会。事后我到会场去看了。是在沪西的一条路上,一边是旷场,一边有几栋房子。会场在一个弄堂里,门完全锁着,从外面看好象没有住一样。在开会期间连马桶也不倒的。隔壁的房子租下来,由潘梓年一家人装扮成祝寿。门口吹吹打打,有人进进出出,门口还站两个巡捕帮助维持秩序。以掩护开会,对面的房子也租下来,使外人看不见会场内情况。打狗队做好准备,如果被发觉,代表们从旷场上跑掉,他们掩护。敌人以为我们是在学校里开,拚命搜查各弄堂的学校。

30年代初,王明、博古、王稼祥等回国后,王明在一个基层单位(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中宣部工作。当时中宣部秘书长是潘向友。大约7月初,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王明,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监视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里去了一趟。王明和一位叫易坚的女同志(易培之的姪女)住机关。王明当时穿着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上有个红顶子。

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五军打下了长沙。事先李立三并不知道。我在北四川路从日文报纸看到了,飞快地跑去报告李立三。他大吃一惊,让我翻译日文报纸,把长沙的消息给他看。这时李立三提出南京暴动,上海暴动,要红军打武汉等口号。并提出组织西伯利亚的华侨回国,要蒙古出兵参加中国苏维埃联邦,要苏联出兵打日本。8月5日红军退出长沙,李立三着急了,让他们再次打长沙,这样才有第二次打长沙。

这时,召开全上海活动分子会议。当时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是一两个星期召集一次。活动分子会议扩大到区委的部长,工青妇等积极分子。何孟雄在会上对中央的路线提出不同的意见。李立三作总结时说:“好啊,现在有人对中央的路线发生怀疑,以后可以讨论讨论。你们等着长沙的消息吧。”李立三是指第二次打长沙的消息。在这个会之前,何孟雄找我谈过一次话,请我到馆子里吃饭。他说:黄浦江里有这么多帝国主义的军舰,你看上海能拿得下来吗?事后我向李维汉汇报了,成了整他的材料。何孟雄是个好同志,好党员。他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马列主义理论少。他反对立三路线,方向对,但道理讲不清楚。比如他对我讲的那些,知识分子怎么会感兴趣呢?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理论问题。

立三路线一再碰壁,9月12日红军撤出了对长沙的包围,长沙也没有打进去。这渐渐地引起我的怀疑。我问王明:你在中央闹些什么,同我讲一讲。王明说:中央打过招呼,不准我外传。我说:你在我这工作,我当然应该了解你的情况。王明反问我:“你敢负责?”“我当然负责。”王明这才讲。他很善谈,一讲就是半天,我同意他的观点。

8月中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来,带来了十几个决议案,纠正立三路线。但江苏省委仍在批判何孟雄,攻击他为取消派的暗探。

9月正在酝酿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沪中区开活动分子会,有三四十人参加。我得知后也赶去参加。何孟雄以为我是王明派去的,把我骂了一顿。我回来后告诉王明,王明说怎么搞的,不是有言在先吗?

9月24日到28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会上选举李维汉为政治局委员,仍旧批判何孟雄。三中全会决议,认为谁认为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对此不满。10月的一天,我在省委秘书处发牢骚:立三路线从头到尾都错了,为什么不是路线错误?李维汉知道了,把我撤了职。王明闻讯后来看我,劝我赶快写检讨,埋怨我不该这么干。这时中央已决定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到苏区去。他们也同意了,准备去苏区。

过了不多天,王明又来找我,兴奋地说:现在可以干了,从莫斯科回来两个人,他们是少共国际派回来的,少共国际支持我们。我问他:开除我们党籍怎么办?他胸有成竹地说:少共国际给你恢复。抗日战争时才知道这两个人是陈昌浩和王盛荣。

中央发一个通知,王明这伙人就攻,弄得中央被迫收回去。中央发了四五个通知,都被迫收回去了。10月,共产国际来信指出,立三犯了路线错误。这封信是11月16日到中国的。党内思想混乱,已到了不开会不能收拾残局了。关于召开紧急会议我从未听说过。要是召开紧急会议肯定何孟雄这派观点的人会去得多些。王明没有多少人支持他。他的个子非常矮,像个小孩子的样子,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多是些知识分子拥护他。何孟雄和王明为什么由反对立三路线到破裂,这个原因我不清楚。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王明斗争不坚决,一段时间内偃旗息鼓,同意去苏区;王明是书生没有斗争的经验。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这些人不是中央委员,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参加了会,成为合法的。但是四中全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听说何孟雄、罗章龙也准备了名单,但是米夫先表决他们准备的名单,以一票之差通过了。何孟雄等人认为四中全会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王明说,现在的条件,会不能开得很长,前不久第三国际来了一批文件,有十几个决议案,具体问题已解决了。

王明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四中全会后,他让我当宣传部秘书,让夏才曦给我当干事,故意给人难堪。我不同意,过了几天夏才曦不见了,不知分配到哪里工作。后王明指定我做沪东区的巡视员。沪东区是何孟雄等人的大本营,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最多。只有张琴秋一人拥护四中全会。当时沪东区委书记是罗铁成。

1月17日我和张琴秋去华德路小学参加支部会。这个支部有一部分人是从苏联回来的,有二三十人。当时党内斗争十分激烈,无论是拥护四中全会,还是反四中全会的,都不冷静,大家都是昏头昏脑。支部大会作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这时张琴秋站起来宣布:我代表区委解散你们支部大会。她讲完,我俩赶快离开会场,否则他们会打我们了。

18日晚沪东区委开会。陈云同志作为省委代表参加。有区委书记罗铁成,沪东区委负责人钱静庵,还有我和张琴秋等人。会未开之前,陈云同志宣布省委有事找李宜兹(即我),要我立即回省委。我刚站起来要走,钱静庵一步上去把门堵上,不让我走。我只好坐下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头一天解散华德路小学支部大会对不对。双方相持不下。

同时,华德路小学支部在华德路小学也开会商量对策,被敌人发觉遭到逮捕〔据档案记载是18日下午逮去4个人:贺治平,江西人;王佩云(贺王氏),江西人,2月16日无罪释放;刘桂贞(刘刘氏),2月16日无罪释放;王和鼎,江西人〕。我估计被捕的这几个人是支部负责人。

19日王明召开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他先在会上讲了1个小时,我不记得他讲过第二省委和第二区委的问题。大家发言,他就埋头写,我以为他是作记录,实际是在写决议。大家发言完毕,他先作总结,回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拿出几千字的决议读给大家听,当场通过。只有钱静庵一人反对。王明在会上把他训了一顿说:共产党不是菜园子,要进就进,要出就出。向忠发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讲了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被捕的消息,要大家注意。

沪东派了两个人出席大会,除钱静庵外,还有一个宣传部长,是个男同志,姓名忘了。他在会上是举手同意的。散会时天已黑了。张琴秋、阿金、我同这个宣传部长到馆子里吃饭。大家做他的工作:大势已去,大家都是支持四中全会的,只有钱静庵一人反对也是无济于事。希望他不回区委,以便张琴秋、阿金给他做工作。他说,我明天要去参加支部会,这是他分工负责的支部,非去不可。我说:我明天去沪东区委,那你写个条子,交我带去。他在叫妓女的条子上用暗语写了一句话。

20日,一大早我就到罗铁成家里去。我走了不久,潘汉年派人通知我罗家已破坏。我到了那,怎么敲门也没有人开,转身走了,可一想这个会议精神十分紧要。王明能否拿下上海,在此一举。又回来敲门。老板娘下来开门,她的眼睛红红的,十分紧张。再向里看,一个包打听坐在床上,我被捕了。我身上没有搜出任何东西来,一口咬定是别人介绍我来找工作的。那张条子是用暗语写的没有破绽。敌人判我6年徒刑,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才出来。

我是1928年5月,同彭康、冯乃超、朱镜我、李铁生5人一道从日本回来并一起入党,编在闸北区第三支部。这个支部后改称为文化支部。由潘汉年通知我们,说已批准入党。然后大家到馆子里吃了顿饭,有闸北区委书记陈德辉参加,并没有举行宣誓仪式。

1929年我调到闸北区委作宣传工作。从此我放下了笔,从事党的工作。这在创造社是第一个人。当时陈德辉任闸北区委书记。江苏省委有李富春、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康生等人组成。项英不在江苏省委,他任中央职工部部长。1929年初发生江苏事件。据陈德辉告诉我是这样的:李立三要把李维汉派到江苏省委来检查工作。大家都知道马日事变时他是湖南省委负责人,所以拒绝他来。省委把情况向中央封锁。康生一开始是同意的,也参加了,后又向中央报告。中央改组江苏省委时,把他留下来当秘书长,而把李富春派到法南区当区委书记,王克全到闸北区当区委书记。何孟雄也是参加了这场斗争。江苏事件后李维汉当省委书记。何孟雄做过一段农运工作,是不是农委的秘书我不清楚。闸北区委有两个农民支部,有一次何孟雄到农民支部了解情况,由我带路。因为我在区委工作。后又派何孟雄任沪中区委书记,沪中多是估衣铺,他做店员工作。

当时没有上海市委,上海共有7个区,直接归省委领导。有闸北、法南、沪中、沪东(杨树浦一带)、沪西、浦东、吴淞。

闸北区委第四支部是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汪泽楷等人组成。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高级干部,对当时党的政策不满。开支部会时,一个人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区委要派我去做他们的工作,我们这些新党员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不肯去。王克全说我不怕,我是个工人,由他去参加第四支部。同取消派的斗争搞了几个月。取消派把创造社的王独清拉过去了。他原来在法国留学同郑超麟认识。这个人能量很大,在创造社起的作用很坏,后来当了托派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想通过王独清把创造社的人也拉过去。约我们在王独清的家里见面。彭述之是个才子,风度潇洒,口若悬河。后来陈独秀亲自出面请我们吃饭,我没有去。1929年7、8月间发生中东路事件后,陈独秀向党中央写了意见书,闹得厉害了。11月由江苏省委把陈独秀等人开除党籍。本来应由第四支部开除,可是他们的势力大,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的决议。

1929年的夏秋我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接替陈德辉任宣传部秘书(或叫秘书长),陈德辉被派到武汉,武汉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刚去两天就被捕牺牲了。他离开上海时,对我说,他是背着棺材去,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共产党员是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坚持斗争,这些烈士永远值得我们纪念。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是夏才曦(我听别人说他在南京被捕当天叛变自首,后到苏联。抗日战争时我碰上王明,告诉他,他说应该通知莫斯科。后来我再也未见过夏才曦)。那时宣传部就是几个人,部长、秘书、几个干事。徐向前的爱人黄洁是宣传部驻机关的。对于省委其他机关我不了解。

我在第四支部时,党组织是不给津贴的,到了区委每月给5元钱。根本不够用,只好住亭子间,灶皮间,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到省委工作后,每月发18元钱,办公室一般伪装成商号。当时中央机关一般是独门房子。在省委开会大多穿长衫。

1930年春左联开成立大会,参加会的人在街上碰上临时把我拉去。鲁迅先生坐在我的对面。我从未参加左联的活动。中央有个文委,文委书记是潘汉年,由他们负责左联的工作。

1930年5、6月,成立了江南省委总行委,李立三是书记,李维汉是副书记。我是宣传秘书(取消宣传部),任弼时的哥哥任作民是组织秘书(取消组织部)。夏才曦负责轻纺工业工人运动,王克全是市政工会的秘书,负责重工业、邮政、电器等工人运动。徐大妹负责纱厂女工运动。我们每天上午8点到总行委所在地碰头。看看有什么工作,起草宣言、传单、标语等。每天碰头都有李求实,他当时任红旗日报的总编辑。

5月底6月初在上海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简称苏代会。事后我到会场去看了。是在沪西的一条路上,一边是旷场,一边有几栋房子。会场在一个弄堂里,门完全锁着,从外面看好象没有住一样。在开会期间连马桶也不倒的。隔壁的房子租下来,由潘梓年一家人装扮成祝寿。门口吹吹打打,有人进进出出,门口还站两个巡捕帮助维持秩序。以掩护开会,对面的房子也租下来,使外人看不见会场内情况。打狗队做好准备,如果被发觉,代表们从旷场上跑掉,他们掩护。敌人以为我们是在学校里开,拚命搜查各弄堂的学校。

30年代初,王明、博古、王稼祥等回国后,王明在一个基层单位(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中宣部工作。当时中宣部秘书长是潘向友。大约7月初,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王明,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监视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里去了一趟。王明和一位叫易坚的女同志(易培之的姪女)住机关。王明当时穿着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上有个红顶子。

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五军打下了长沙。事先李立三并不知道。我在北四川路从日文报纸看到了,飞快地跑去报告李立三。他大吃一惊,让我翻译日文报纸,把长沙的消息给他看。这时李立三提出南京暴动,上海暴动,要红军打武汉等口号。并提出组织西伯利亚的华侨回国,要蒙古出兵参加中国苏维埃联邦,要苏联出兵打日本。8月5日红军退出长沙,李立三着急了,让他们再次打长沙,这样才有第二次打长沙。

这时,召开全上海活动分子会议。当时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是一两个星期召集一次。活动分子会议扩大到区委的部长,工青妇等积极分子。何孟雄在会上对中央的路线提出不同的意见。李立三作总结时说:“好啊,现在有人对中央的路线发生怀疑,以后可以讨论讨论。你们等着长沙的消息吧。”李立三是指第二次打长沙的消息。在这个会之前,何孟雄找我谈过一次话,请我到馆子里吃饭。他说:黄浦江里有这么多帝国主义的军舰,你看上海能拿得下来吗?事后我向李维汉汇报了,成了整他的材料。何孟雄是个好同志,好党员。他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马列主义理论少。他反对立三路线,方向对,但道理讲不清楚。比如他对我讲的那些,知识分子怎么会感兴趣呢?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理论问题。

立三路线一再碰壁,9月12日红军撤出了对长沙的包围,长沙也没有打进去。这渐渐地引起我的怀疑。我问王明:你在中央闹些什么,同我讲一讲。王明说:中央打过招呼,不准我外传。我说:你在我这工作,我当然应该了解你的情况。王明反问我:“你敢负责?”“我当然负责。”王明这才讲。他很善谈,一讲就是半天,我同意他的观点。

8月中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来,带来了十几个决议案,纠正立三路线。但江苏省委仍在批判何孟雄,攻击他为取消派的暗探。

9月正在酝酿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沪中区开活动分子会,有三四十人参加。我得知后也赶去参加。何孟雄以为我是王明派去的,把我骂了一顿。我回来后告诉王明,王明说怎么搞的,不是有言在先吗?

9月24日到28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会上选举李维汉为政治局委员,仍旧批判何孟雄。三中全会决议,认为谁认为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对此不满。10月的一天,我在省委秘书处发牢骚:立三路线从头到尾都错了,为什么不是路线错误?李维汉知道了,把我撤了职。王明闻讯后来看我,劝我赶快写检讨,埋怨我不该这么干。这时中央已决定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到苏区去。他们也同意了,准备去苏区。

过了不多天,王明又来找我,兴奋地说:现在可以干了,从莫斯科回来两个人,他们是少共国际派回来的,少共国际支持我们。我问他:开除我们党籍怎么办?他胸有成竹地说:少共国际给你恢复。抗日战争时才知道这两个人是陈昌浩和王盛荣。

中央发一个通知,王明这伙人就攻,弄得中央被迫收回去。中央发了四五个通知,都被迫收回去了。10月,共产国际来信指出,立三犯了路线错误。这封信是11月16日到中国的。党内思想混乱,已到了不开会不能收拾残局了。关于召开紧急会议我从未听说过。要是召开紧急会议肯定何孟雄这派观点的人会去得多些。王明没有多少人支持他。他的个子非常矮,像个小孩子的样子,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多是些知识分子拥护他。何孟雄和王明为什么由反对立三路线到破裂,这个原因我不清楚。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王明斗争不坚决,一段时间内偃旗息鼓,同意去苏区;王明是书生没有斗争的经验。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这些人不是中央委员,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参加了会,成为合法的。但是四中全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听说何孟雄、罗章龙也准备了名单,但是米夫先表决他们准备的名单,以一票之差通过了。何孟雄等人认为四中全会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王明说,现在的条件,会不能开得很长,前不久第三国际来了一批文件,有十几个决议案,具体问题已解决了。

王明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四中全会后,他让我当宣传部秘书,让夏才曦给我当干事,故意给人难堪。我不同意,过了几天夏才曦不见了,不知分配到哪里工作。后王明指定我做沪东区的巡视员。沪东区是何孟雄等人的大本营,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最多。只有张琴秋一人拥护四中全会。当时沪东区委书记是罗铁成。

1月17日我和张琴秋去华德路小学参加支部会。这个支部有一部分人是从苏联回来的,有二三十人。当时党内斗争十分激烈,无论是拥护四中全会,还是反四中全会的,都不冷静,大家都是昏头昏脑。支部大会作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这时张琴秋站起来宣布:我代表区委解散你们支部大会。她讲完,我俩赶快离开会场,否则他们会打我们了。

18日晚沪东区委开会。陈云同志作为省委代表参加。有区委书记罗铁成,沪东区委负责人钱静庵,还有我和张琴秋等人。会未开之前,陈云同志宣布省委有事找李宜兹(即我),要我立即回省委。我刚站起来要走,钱静庵一步上去把门堵上,不让我走。我只好坐下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头一天解散华德路小学支部大会对不对。双方相持不下。

同时,华德路小学支部在华德路小学也开会商量对策,被敌人发觉遭到逮捕〔据档案记载是18日下午逮去4个人:贺治平,江西人;王佩云(贺王氏),江西人,2月16日无罪释放;刘桂贞(刘刘氏),2月16日无罪释放;王和鼎,江西人〕。我估计被捕的这几个人是支部负责人。

19日王明召开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他先在会上讲了1个小时,我不记得他讲过第二省委和第二区委的问题。大家发言,他就埋头写,我以为他是作记录,实际是在写决议。大家发言完毕,他先作总结,回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拿出几千字的决议读给大家听,当场通过。只有钱静庵一人反对。王明在会上把他训了一顿说:共产党不是菜园子,要进就进,要出就出。向忠发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讲了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被捕的消息,要大家注意。

沪东派了两个人出席大会,除钱静庵外,还有一个宣传部长,是个男同志,姓名忘了。他在会上是举手同意的。散会时天已黑了。张琴秋、阿金、我同这个宣传部长到馆子里吃饭。大家做他的工作:大势已去,大家都是支持四中全会的,只有钱静庵一人反对也是无济于事。希望他不回区委,以便张琴秋、阿金给他做工作。他说,我明天要去参加支部会,这是他分工负责的支部,非去不可。我说:我明天去沪东区委,那你写个条子,交我带去。他在叫妓女的条子上用暗语写了一句话。

20日,一大早我就到罗铁成家里去。我走了不久,潘汉年派人通知我罗家已破坏。我到了那,怎么敲门也没有人开,转身走了,可一想这个会议精神十分紧要。王明能否拿下上海,在此一举。又回来敲门。老板娘下来开门,她的眼睛红红的,十分紧张。再向里看,一个包打听坐在床上,我被捕了。我身上没有搜出任何东西来,一口咬定是别人介绍我来找工作的。那张条子是用暗语写的没有破绽。敌人判我6年徒刑,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才出来。

 

 

(责编: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