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

刘仁静 口述,叶心瑜、彦广林 整理
2013年07月30日10:38      

我是湖北省应城县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1918年7月,我考进北京大学,最初在物理系预科学习。后来我感到学习物理有困难,在预科学习了两年之后,到了本科我就进了哲学系。北大那时是自由听课的学校,学生听课凭自己的兴趣,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当时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图书馆里,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和克鲁泡将金的书,还读过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从中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思想。那时我也读了《共产党宣言》和《让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读的都是英文译本,那时还没有中文版本。

1919年,我作为北大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后经王光祈介绍,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后来,王光祈又介绍我去和胡适谈过一次话。我对胡适说,我想看很多的书。胡适知道了我的思想,认为我好高鹜远,他说:“密斯特刘,你有野心!”以后我长时间没有再去找他。

由于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1920年春,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过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我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一大”是在李汉俊家开的。有一次,我们快开会时,有一个人揭开门帘看了一下就走。有人认为是包打听,我们应分散。后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去开。我们便于次日分别去嘉兴,在船上开完了这次会就闭幕。在这次大会上,我提出应确立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救中国的主张。这是因为我在北大读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时,其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据张国焘的回忆说,刘仁静在“一大”前后逢人便谈“无产阶级专政”,“滔滔不绝”,那是我受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有人说我在会上反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我不记得有这样的话。

党的“一大”后,我回到北京,与邓中夏同志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1922年9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北京。他对我说,共产国际要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党中央决定他去参加,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我作代表出席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铁路工会派王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三个人于1922年9月从北京动身,路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赤塔,于十月革命节之后到达莫斯科,随即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陈独秀不能说欧洲国家语言,就推我在大会上用英语作了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在开会期间,我见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听了他们的讲话。开完共产国际“四大”,我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我留在莫斯科学习了几个月俄文。1923年4月,与张国焘一起,从莫斯科经赤塔回国。

1923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通知,我从北京经上海到达广州,列席党的“三大”,向大会报告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被选进团中央,并被推选为团的总书记。我担任了几个月总书记,犯了错误,受到上海团市委弹劾。以后我以回京参加北大毕业考试为名,离开团中央,我的工作由任弼时接替。他比我能干得多,工作很有成绩。

拜访托洛茨基

1926年,党派我第二次到苏联,进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我到该院时,蔡和森已在那里学习。不久,蔡被调回国,就剩下我一个人。后来,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都在那里学习过。那时,吴玉章同志曾同我谈过辛亥革命前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吴老亲自参加了这个远动,所以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

1928年六、七月间,张国焘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我向他宣传过一些托洛茨基的思想。当时,他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如果他当时对我的思想表示反对,并向共产国际告我的状,我就不能从欧洲回国。因为从欧洲回国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如果张国焘向共产国际透露我有托洛茨基思想,共产国际是不会让我从欧洲回来的,而是会要我从西伯利亚回国的。

我在莫斯科学习了两年多以后,1929年4月20几号,得到共产国际的护照,离开莫斯科从欧洲回国。我从欧洲回国的原因,就是想去见托洛茨基,但事先我对谁都没有讲。我离开莫斯科后,先经过波兰、捷克到了德国的柏林,住在一个德国皮匠家中。因为我在离开莫斯科时,有个叫廖焕星的,他的爱人是德国人。他知道我要经欧洲回国,说我到柏林后可住在他岳父家中。

在柏林期间,我碰到了成仿吾。成仿吾是湖南人,是“创造社”的,他与郭沫若合作过。当时我同他谈过几话,但不知道他那时在柏林做什么。同时,我在柏林曾找过有托派思想的人谈过一次活,这个人叫乌尔班斯,他当时在编托派的一个报纸,叫《民意报》。我那时太天真了,把从莫斯科准备带到中国来的好多俄文书全放在他那里,回到中国后,我写信向他要书,但他不肯把这些书还给我。这个人在德国托洛茨基派中有点地位,《斯大林全集》中还提过他的名字。乌尔班斯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了,主要是为了中东路的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反对把中东路还给中国,认为这是战略铁路,中国是亲美的,把这条铁路还给中国危及苏联的安全,而乌尔班斯赞成还给中国。此外,我在柏林还参观了革命纪念圣地,参观了波茨坦,并从德国同志那里知道,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

在柏林住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到罗马尼亚、土耳其大使馆签证,随后我离开柏林,在一天的傍晚到了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在那里住了一晚,次日乘渡轮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上,这个岛象太湖里的岛一样。托洛茨基住的房屋门口,有土耳其警察一类的人守卫着。我到了那里,把电铃一按,就有人出来开门,把我带了进去。托洛茨基见到我,便站起来和我握手。我同他谈话用的是俄语。我的俄语讲得很一般,但托洛茨基很高兴,说我的俄语讲得很好,还说我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我把在苏联看到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他似乎也知道这些情况。他对我说,斯大林消灭异己是一步一步来的,他是要逐步把他的反对派搞掉的。

托洛茨基家的房子门口有警卫,我不能在他家里住,便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时,和托洛茨基住在一起的有他的爱人和大儿子。他爱人做家务事,他儿子帮他打字和采买东西。托洛茨基告诉我,他的生活来源是靠给报纸写文章,他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作为他活动的经费。他平常吃的不好,只是吃些面包和菜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只能吃个半饱。他的工作很忙,平时就在工作室写东西。他的工作室陈设很简单,桌上只摆了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他是1879年11月7日生的,1929年正是他诞生50周年,他正在忙于写自传。他有一条船,休息的时候就到湖里去划船。当时,我每天吃了早饭就到他家里去,多半在他家吃中饭。在我要回国前,连下午都在他那里谈。

我和托洛茨基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合作,而应单独干革命,我看这—点他是很坚持的。那时,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是指国民党和改组派。国民党是以蒋介石为头子,改组派是以汪精卫为头子。在我临走前,由他口授,他儿子打字,写了一篇文章结我,题目是《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叫我带回。他的这篇文章,是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国过去的革命总结了一下,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具体内容是:第一,提出了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要到革命处于高潮、快夺取政权的时候才能组织起来;第二,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一丘之貉,所以对蒋介石和江精卫都是同样地反对;第三,中国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活动。现在不应盲目的活动,而要积聚力量;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提出以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产生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贫农等目标。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托派这样宣传一下,中国革命就会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处境好得多,因为中国党不象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有很多分歧。

我在土耳其住了一个多月,托洛茨基建议我早一点回国,不应该在他那里停留太久。开始,他上午同我谈话,下午不谈。在他催我回国的时候,下午也跟我谈话。临别叫,他问我有没有路费,我说有,因此没有要他帮助。在我离开土耳其时,托洛茨基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聂里奚”。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单姓太简单,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后来我和他通信时,就用这个名宁。

和托洛茨基分别后,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搭货轮到了马赛,又由马赛到了巴黎。在巴黎期间,我碰到了章伯钧的弟弟章伯涛以及廖承志等人。那时大概是1929年的7月份。章伯涛问我:你从柏林到巴黎为什么走了一个多多月?你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有点虚,就支吾过去了。碰到廖承志时,他告诉我,邓演达也在柏林,但他的思想一点没有进步。在巴黎,我还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由于钱不够,就从马赛坐轮船回国了。

回国以后

我在回国途中走了一个多月,于1929年8月16日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我见过两个人。一个是恽代英,他是代表党组织通知我到一个小旅馆中见面的;另一个是何孟雄,是无意中碰到的,他和我在黄浦公园谈过话。在谈到何孟雄的妻子缪伯英牺性一事时,何孟雄还流了眼泪。对恽代英和何孟雄我都没有谈见到托洛茨基的事。所以,我会见托洛茨基的事不是我自己透露的,而是他们查出来的。至于托洛茨基口授的那篇文章,我回到上海后,郑超麟和我一起译出来了。

我访问托洛茨基的事,共产国际知道了,党中央也知道了。党中央知道这件事后,很愤怒。我回上海后,首先是党办的《红旗日报》上登出一封给刘仁静的公开信,责问我说:你在土耳其访问过托洛茨基,你要交代出来,限你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你访问托洛茨基的情况。我当时没有觉悟到自己做得不对,就没有在报纸上公开交代问题。共产党组织见我不交代问题,就把我开除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不是共产党员。后来,托派组织有人说我是“议会迷”,也把我开除了。

回国后,我曾与托洛茨基通过信。我给托洛茨基的第一封信,内容是辩论国民议会的问题,托洛茨基作了些修改,把它摘登在《反对派》通讯上。托洛茨基收到我的信后,也回了信。他给我的信是很热情的。记得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我应直率的告诉您,您的方法是不对的,您的这些方法我是不赞成的,这些方法不能使托派运动在中国发展。他的落款是:“紧紧握手,您的谢尔梯?托洛茨基。”我先后一共收到托洛茨基五封回信。这五封信交给了1931年成立的统一的托派组织。托派组织把我开除后,我就不再写信给托洛茨基了。有一次,我在托派刊物上还见到这样一篇报道:1935年,有两个美国人在路过墨西哥时与托洛茨基谈了话,托洛茨基对我仍有好感,还提到了我的名字。

我除了给托洛茨基写过信外,还写过一篇文章投到美国托派组织《战士周刊》,报道了一华中国托派情况,这封信在《战士周刊》上发表过。这说明托派的刊物很需要中国通讯。

1930年,托洛次基已写成自传(上、下册),并寄了一套俄文本给我。我们还组织人进行翻译。王文元拿了这个书不还我了,我和几个人只好从英文版译出上册,交神州国光社出版。

中国的托派组织

我回国后,中国已有了托派组织。中国托派组织,大约是在1928年或1929年初组织的,参加的成员多数是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

1929年,中国成立过四个托派组织:

第一个组织叫“我们的话”派。“我们的话”原是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办的一个刊物的名称。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有区芳(男,广东人,中山大学学生,由于贫病,在1930年去世)、陈亦谋(广东人,中山大学学生)、史唐(中山大学学生,浙江人)、张特(又叫张威,广西人,中山大学学生,1931年他到我家说,他要回广西,后即投奔桂系)、李血泪(大约是广西人,没有多久即病放)、粱干桥(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出席过1931年在上海召开的托派“一大”会议,没有几天,觉得托派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前途,就去南京当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1939年他被调到西安任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还有陆渊,是上海人。这个组织出一周刊叫《我们的话》,是油印的,后改为石印,大约出了十多期。我看过几期,写得很生动,批评了斯大林。据说他们还与纱厂工人有些联系,但人数不多。

再一个组织叫“十月社”。1929年我回国后,随即进行了托派的组织活动,与一些从“我们的话”里分裂出来的留俄学生组织了“十月社”,负责人有王文元、董汝诚(即董建平)、宋逢春、段紫亮、陆梦衣和我,都是中山大学学生。我们这个组织办了个《十月》月刊,是铅印的,只出过一期。另外还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还有个托派组织叫“无产者”。这个组织内陈独秀、彭述之、马玉夫(湖北人,工人)等人组成,共有81人(根据他们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人数)。早在1922年9月,陈独秀与我一起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在火车上他就对我说过:现在只有列宁、托洛茨基既是思想家,又是革命家。他还说朱执信也是很革命的。到了1929年,陈独秀看了托洛茨基写的批评斯大林的文章,对托洛茨基很佩服,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没有按照托洛次级的意见进行工作。他们出了个《无产者》月刊,并以“无产者”命名自己的组织。这个刊物是铅印的,大约出了几期就停刊了。“无产者”这个组织的特点是,它本身没有宣传是托派组织,但在思想上是赞成托派观点的。这个组织成立了几个月,马玉夫就叛变了,他把“无产者”派组织的情况向国民党告密,所以国民党就逮捕了一些人。被捕的有:王文元、宋逢春(“十月社”)、何资深(“无产备”)、郑超麟(“无产者”)、刘静其(郑超麟的爱人、“无产者”)、尹宽、彭述之。

另外一个托派组织叫“战斗”。这个组织是由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回来的学生于1929年成立的,负责人有王平一、刘胤、赵济、徐乃达。他们出的刊物《战斗》,只出了一期。

1929年,我把上述情况写了一封信告诉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应把这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我把托洛茨基的意见转告给这四个组织的负责人,经过酝酿,大约在1931年,这四个组织同意成立统一的组织,由陈独秀当负责人,但没有统一的名称。托派组织统一没多久,因国民党逮捕了一些人,就停顿了。

中国托派组织的内部刊物叫《火花》,主要刊登托派内部争论的文章。我曾在上面写文章批驳过陈独秀的观点。陈独秀写过一篇叫《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他说,红军是游民无产者组成的,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不会取得胜利。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城市,中国革命只有靠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发展和胜利,利用穷乡僻壤的农民搞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他断章取义地引了恩格斯的话,把红军和游击队的活动完全加以否定。他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根本反对农民,反对苏维埃。他还提出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我写文章驳他,说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没有可能。我对江西苏区的情况了解不多,所以我对苏区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

1931年“九一八”后,陈独秀到我家,说要办一个刊物,我当即表示赞成。这个刊物的名字叫《热潮》周刊,办了十几期,由陈独秀、彭述之和我主编。那时我看出陈独秀和彭述之的意见不一致,陈独秀瞧不起彭述之写的文章,他说,彭述之的文字象清朝人写的文章,平庸无奇,没有思想内容,只有他和我的文章还可以看。1932年的“一二八”以后,我与陈独秀失掉了联系,接着陈独秀就因叛徒告密而被国民党逮捕,这个刊物就停办了。

陈独秀曾给托洛茨基写过信,托洛茨基也回信给陈独秀。但陈独秀却对人说,他不是托派。1933年,我从报纸上看到陈独秀被捕了,他是与彭述之一道被捕的,当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审判他时,他是反对国民党的(见报纸上登载的消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释放政治犯,1938年,把陈独秀、彭述之也释放了。彭述之出狱后,离开南京,到了上海。陈独秀出狱后,从南京到了武汉。陶希圣随即和他联系,并送给他一百元,其实这些钱是汪精卫给的。后来,陶希圣在武昌出版《政论》,这个刊物是蒋介石出钱办的,陈独秀为这个刊物写过文章,陶希圣每月送他一百元或二百元。

我原来是属于“十月社”的,但“十月社”的多数人与我发生了冲突。王文元、宋逢春对我有意见,说我是“议会派”,把我开除了。所以,几个托派组织成立统一组织时,我哪一派都不是。我是站在他们之外的游离分子,但我并没有放弃对托洛茨基的信仰。有的文章说我是托派组织的常委兼特务部长,其实不是。还有的文章说我是托派组织“无产者”的成员,其实我是“十月社”的成员。我被开除后,托派组织的发展情况就不知道了。据说,在全国解放前, 中国托派组织搬到了香港,大概是王文元、彭述之在那里负责。

1934年我在上海时,与国际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有了联系,而且在工作上、思想上都没有意见分歧。当时他是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大美晚报》英文编辑。他爱人也在那里工作。那时我的工作很不安定,靠写稿为生,想找个固定的工作。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因为他认识一个美国人叫伊罗生的在北京。伊罗生原来在中国共产党办的《中国论坛报》当过编辑,后来,他看到了托洛茨基写的文章,就信仰托洛茨基,不满意斯大林,因而离开了《中国论坛报》,同他的爱人到了北京,准备利用在中国搜集到的江西苏区的材料写书,他要找人作他的助手,把苏区的材料翻译成英文。于是,经格拿斯的介绍,我就带家眷到了北京,替伊罗生当英文翻译,伊罗生每月给我80元。

1935年3月,我将伊罗生把材料翻译完后,准备带家属回湖北应城去。临走前,伊罗生对我说,你不要带煽动性的东西,他们要搜查的。我离开住所去火车站时,前后左右已有很多自行车跟着我们。因为我在伊罗生家工作,警察是知道的,但没有惊动我。一到西站,他们就对我进行检查,看到我的东西里面有一张打过英文的纸,就以此为理由,说我不能走。随即把我们几个人带到王府井,关在派出所,后来,又把我送到警察厅。到了警察厅,他们要留俄学生认我的照片,认出我的真实姓名。他们认为,象我这样的案子他们不能解决,就在1935年5月把我送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对我进行军法会审,判我两年半徒刑,送到苏州反省院。苏州反省院里比较自由,成立了“自治会”,所有的犯人都参加。反省院院长叫刘云,指定我担任“自治会”主席。“自治会”主席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时同一些犯人散散步,放放风,有时组织犯人搞些娱乐活动。我在苏州反省院还给他们写过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节制资本走刍议》,登在反省院半月刊上。当时,陈独秀在南京坐牢,他在反省院半月刊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革引起了托洛茨基派的愤怒,他们说我反对托洛茨基,放弃了原来的立场,是叛徒,尤其是陈独秀对这件事很恼火。

1937年4月,我被江苏反省院释放出来,到了上海。1938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说,你怎么离开上海的?我说,在那里找不到工作。他说,啊,没有吃的。第二天我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是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

我在武汉生活没有着落,很苦闷。那时日本人已经打到九江,我在武昌不能再待下去了,就去找三民主义青年团,要他们协助我离开武汉。我通过黄季陆、康译的关系,进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关,并随他们租的船到了长沙。后来,又由长沙坐汽车到湘谭、衡阳、再坐湘桂路火车到柱林。在桂林停了一个多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又找汽车把我从桂林经贵阳送到重庆。到重庆后,我在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当科员,宣传处的处长是黄季陆。但那时我并没有履行入团手续,还不是三青团员。康泽知道我还没有加入三青团,就派人找我,问我为什么不入团?我说,很快就履行入团手续。其实,我心里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去找谭平山,他说,你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离开吧!(我过去曾替谭平山写过文革,写出来后用他的名义在杂志上发表,他对我在经济上有所帮助。)于是,我就在重庆家里住了一两个月。这时,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处长黄季陆已任四川大学校长,他寄来100元钱接济我。

我一家有五口人(夫妻、两个孩子、父亲)吃饭,生活仍很困难,还是想找工作。因此,我就写信给西安的梁干乔,问他是否可到西安工作?粱干乔原来是托派分子,后来他感到托派没有什么前途,参加了几天就溜了。由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到南京找黄埔军校的同学,做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的政训处长。抗战后他担任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胡宗南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他给我写回信说,到西安可以找到工作。这样,我们就到了西安。后来,第十战区政治部撤销,梁干乔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把我介绍到西安西门外战干四团工作了一年多。最初在战干团任俄语教官,后来改为上校教官,在那里教历史。过了一个时候,战干四团教育长葛武棨免了我的职。我又经陕西省教育厅长王友直介绍,任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并在西安《正报》当主笔。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在这以前,即1940年8月,我得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托洛茨基被害的消息,使我受到了双重的打击,心里很难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东南部下有个秘书叫徐先麟,他在军队中募集到一笔款子,要在上海办个刊物,叫我去当这个刊物的总编辑,我表示愿意去,他们就把我家从西安迁到上海。到上海后,徐先磷给编辑的待遇不高。因此,我在那里只呆了一个短时间,就离开了,靠写稿和翻译维持生活。

到上海后,我还在上海的特务刊物《民主与统一》当过主编,但只办了几期就停办了。《民主与统一》是“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半月刊,主编原是郑学稼(福州人,托派分子,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46年我在上海见到他,他见我没有工作,就把这个刊物交给我办。“中国文化服务社”的社长和总经理叫刘伯闵,是国民党中央委员。

在上海我还在顾祝同办的《前线日报》和孔祥熙(当时他在英国)办的《时事新报晚刊》当过主笔。《前线日报》的总主笔是钱纳水,《时事新报晚刊》的总主笔是胡鄂公。胡鄂公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

正在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南京《中央日报》的总主笔陶希圣写信给我,要我去南京给他帮忙。陶希圣是我在北大时的同学,他知道我是托派。我接到他的信,就借这个机会把《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的工作辞掉了。1948年7月来到南京,陶希圣把我安排在南京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当时,陶想让我写反共文章,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心里很苦闷,因为写托派观点的文章,他们不能接受,要写他们能接受的,我也写不出来,所以刚去时,我没有写什么文章。后来,我写了四篇反共文章,陶希圣认为我有所表现,把我介绍到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那里。邓文仪把我派到镇江国防部教导所,不久辞职回到上海,靠亲友的帮助维持生活,一直到1949年解放。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编: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