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石仲泉
2014年07月16日14:15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中华民族是屡经大难而不断兴盛的民族。在20世纪,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事业有三大历史伟人。第一个是孙中山。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辛亥革命打开的进步闸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斗争史揭开了新篇章。第二个是毛泽东。他领导建立新中国,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始目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三个就是邓小平。他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高目标——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迈进。

习近平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结果。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奠定了最直接的历史基础。

一、开辟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正确发展方向的历史基础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难抉择。邓小平庄严宣告:“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随后,他指出: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5页。)。党的十三大将这条道路(党的十六大简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评价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实践成果。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事业的正确道路。

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作了高度概括。它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五位一体”的全方位建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这个道路的灵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他方面都是为了实现它而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对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除了赋予它以科学称谓外,至少还有三大特殊贡献。

(一)率先提出并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灵魂——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思想

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首要转折。邓小平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9、250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9页。)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坚定不移,义无反顾。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四项基本原则明确了走什么路,实行什么制度,谁是领导力量,用什么思想作理论指导等根本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

关于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多次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强调改革既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正是在上述思想发展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87年7月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党的十三大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涵作了科学概括。此后,邓小平一直坚持认为这个基本路线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以异常鲜明的态度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符合我国现阶段客观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唯一正确路线。

(二)为开启改革开放闸门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披荆斩棘的三大决策

事非经过不知难。30多年前,开辟这条道路非常不易。不是邓小平以他的声望、智慧和胆略挺身而出,破除重重阻力,我们国家的进步发展绝不可能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和水平。邓小平的三大决策起了开创性的历史作用。

第一大决策: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题是破除“两个凡是”,而最早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是邓小平。打响破除“两个凡是”第一枪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报刊发表后,1977年5月,邓小平接连发表讲话,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否定“两个凡是”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开启了改革开放汹涌澎湃大潮的闸门,为当代中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大决策:支持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还在包产到户等被视为“异端”时,邓小平就支持这样的“异端”。在中央肯定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农村改革有了显著成效后,他主张“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他认为,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神州大地在改革浴火中获得新生。

第三大决策: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页。)他倡导兴办经济特区,并于1984年春到深圳等地考察后指出:深圳特区是个试验,搞了七八年,有很大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此后,海南全岛辟为经济特区、上海浦东辟为开发区;同时开放沿海14个大中城市和长、珠、闽三角地区。1992年南方谈话后,新一轮开放浪潮以迅猛之势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推进,形成全方位格局。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发展更加融入世界。到2012年底,我国的外贸总额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贸国。

(三)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坚持下去,规划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思想是逐步明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后,邓小平强调,一切都要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据此,党的十三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06年10月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这个目标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不仅规划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总体要求,而且对这个“八字”内涵多有具体论述,或促进了其思想的形成,为实现“八字”目标作了巨大努力。

1.关于“富强”。邓小平拨乱反正,首先为社会主义正名。他指出:“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这个正名,“使国家富强”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要义。他还提出具体目标,即到21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后来对其时限作了调整,但并没有放弃,最终要达到这个目标。

2.关于“民主”。邓小平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党的新政策,“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发展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之义。

3.关于“文明”。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三大将“文明”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在八字目标里,“富强”主要表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诉求,“文明”则主要指精神文明建设。此后,尽管“文明”的内涵扩展了,但以它作为精神文明的主要指代一直没有改变。

4.关于“和谐”。它作为奋斗目标提出,尽管与邓小平没有直接关系,但“和谐”理论的形成离不开邓小平。从总的方面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正是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和谐”便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提了出来。

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基的邓小平理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是个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善于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领导第二次伟大革命,取得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四大将邓小平的创新思想,概括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将其明确为“邓小平理论”。十七大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创新理论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对这个理论体系作了新的概括。它说明三大创新理论,既统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前后相连、彼此接力的统一体,并且是对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就邓小平理论而言,它首先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而创立的,同时又奠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一)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

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重新界定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晚年错误同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为理直气壮地坚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道路。此后相当长时间,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理论和实践,视为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

怎样解读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即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点是什么?就宏观言,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思路的连续性。在根本思路上,都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倡导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二是理论性格的连续性。尽管两者间有相异的一面,但就相同面而言,两者都强调中国特色,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路,追求创新发展。三是理论内容的连续性。从理论渊源上讲,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来自毛泽东思想。当然,后者对前者赋予了时代新意,注入了新内涵,要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两者的继承性。

(二)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这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体现得非常突出。南方谈话首先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大成,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长期思索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异常尖锐、鲜明、透彻和凝重的语言发表了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经济发展要靠科学,关于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关于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关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等等。在20多年前这些观点发表之际,震惊中华大地和世界各国。正是这样的许多新观点,说明邓小平思想理论有了重大新发展。讲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这篇讲话带有整体标志性。据此,十四大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五大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对邓小平理论作出这么高的评价,在党的历史上罕见。

这样,邓小平理论从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出发,最后达到同毛泽东思想具有同样理论高度、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科学理论。

(三)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邓小平理论既然是从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出发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头一个创新理论的,那么它自然肩负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认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缘起言,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原本是同一个理论。在十四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谓,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法同时并用。十五大提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后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这说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那时的内涵是同质的、外延是等范围的。从十六大始,有了新的理论提升为指导思想,这两者就没再画等号了。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邓小平理论成为其本源理论,因而成为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第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均为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十六大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十七大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指出,它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就是说,这三个创新理论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根据实践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所侧重,因而形成的理论形态,既一以贯之、承前继往,又与时俱进、启后开来。这样,邓小平理论和后两个创新理论的关系,就是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关系。这也说明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第三,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未来增量言,新增添的创新理论也将是对邓小平理论等的继承和发展。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体系。它的各个创新理论,既然是对被历史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那么只要坚持这条道路不改变,未来的创新理论就将继续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发展。邓小平理论就将是未来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四)邓小平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尽管一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奋斗,但就中央主要领导人言,明确地大量使用这个概念是从江泽民2001年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开始的。邓小平在1990年讲过“振兴中华民族”,但没用上述概念。那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思想主要通过“振兴中华”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世界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奋斗目标来表达。这种情况不影响对邓小平矢志不移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也不影响邓小平理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是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说邓小平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是因为邓小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不会改变。这个思想贯穿他的著作始终。例如,他说: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因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4页。(1984年10月))

——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对人民来说对不对。“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174页。)(1986年9月)

——“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2页。)(1989年10月)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1992年1月至2月)

邓小平对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不变的论述有很多。仅此,足以说明他的思想的一贯性和坚定性。他多次讲到“政治交代”,这实际上是昭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交代。这些政治交代,属于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只要这个指导思想不变,邓小平理论不仅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而且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也就不会改变。

三、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制度的历史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是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的。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地作了创新性的规范表述。一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自我完善和发展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二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有建立在上述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三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即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性思想作了进一步概括。

邓小平在世时虽然没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但这丝毫不意味着邓小平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原生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的。第二,邓小平始终坚持、捍卫和发展,以及要求不断改革和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第三,如果不拘泥于文字,而从实质上讲,应当承认邓小平已提出这个概念。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胡锦涛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可以视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简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当然不仅仅包括邓小平的思想,但首先是对邓小平相关思想的概括。

(一)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思想

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坚定不移。他着重强调了三点:一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要一条。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202页。)二是强调中国不搞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过去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73页。)三是强调中国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否则,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8、218页。)因此,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321页。)

(二)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要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本文着重阐释邓小平关于上述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若干重要思想。对于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具体制度,由于内容繁多,不作评介。

1.关于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三点。一是他充分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他说:我们实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符合中国实际。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220页。)二是他坚决反对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等强加给中国。他对美国友人说:人们往往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但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三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认为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都需要改革。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民主和法制。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改革就是要使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这包括“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359页。)

2.关于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邓小平对这三个基本政治制度有不少论述。

首先,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实行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形式。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为首任全国政协主席。他无论在领导政协工作期间,还是不担任政协领导后,都非常重视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特别应当强调以下四点:一是邓小平对这个称谓用得早。1987年6月,他说:“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二是他对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要形式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对象和范围作了新的规定。“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58—159页。)它既包括大陆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也包括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盟。这“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50页。)三是希望各民主党派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发挥特殊作用,即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以及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帮助把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工作,特别是有较高文化科学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好;以主人翁态度,“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四是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努力奋斗。

其次,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十分强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他对于西藏的发展特别关注,向美国前总统卡特介绍说: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246页。)新时期以来,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不断向前推进。自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后,加大了对口支援力度。全国支援西藏,不少省市支援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使这些地区有了跨越式的进步,有的地区甚至提前20年达到未来的发展水平。

再次,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虽然将“基层群众自治”作为政治民主制度加以明确始于党的十七大,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就在不断地宣传和实施。自十二大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对发展基层民主提出了具体要求,使广大群众在所居住的社会基层区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努力健全和完善起来。邓小平十分重视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他指出:“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谈到农村改革时,他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252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需要,我国在80年代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还颁布了《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和《企业法》。这些制度的实施,对于培养广大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必将更加健全和完善起来。

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法律体系的任务早在80年代前期就已经提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讲过:我们好多年没有可遵循的法制,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法制。“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198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法制原则,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律体系。邓小平对建立法律体系工作非常重视,在南方谈话中还强调用法制来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此后,立法工作加快进度。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个法律体系总结和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和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邓小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始倡导者和推动者。

4.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虽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但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是他首先倡导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邓小平是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首倡者。80年代中期,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特别是他从1979年始就在思索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问题,到1992年南方谈话,前后谈论了10多次。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势必导致经济成分多元化,出现多种所有制经济。他在1986年9月指出:“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根据南方谈话精神,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公有制作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变的,这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基础。要变,只会越变越好。因此,只要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邓小平的相关思想就必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制度的历史基础。

四、规划未来中国发展宏伟愿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正确战略目标的历史基础

1981年2月,邓小平为英国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作序,在回首新中国发展的艰难历程时讲了一段实际上是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话。他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形象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这段满怀深情的话,可视为对他人生道路的总结和对中华民族未来复兴的期盼。

近代中国衰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不断求索民族复兴之路。邓小平16岁就同其他爱国青年一起漂洋过海,旅欧勤工俭学,去探寻救国复兴的真理之光。他在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拯救国家和人民的中国革命事业,成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他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奋斗在救国救民第一线,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新中国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不久,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已在着手规划民族复兴宏伟目标,希望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贯穿在他规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个步骤之中,同时还专门描绘了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如果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那么真正制定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则是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他规划的未来中国发展宏伟愿景,几经调整变化,愈益符合实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正确战略目标的历史基础。

(一)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

邓小平对民族复兴发展战略的思考,最初承续毛泽东的战略构想。1977年他复出工作后,频频外出访问,亲眼目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实际差距有了清醒认识,对我国在20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作了重新考虑。1979年10月,他说:关于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随后,他会见外宾说: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1984年3月,他说:“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对于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由实现走在世界前列的“四个现代化”,到只达到四个现代化最低目标的“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大调整。它既考虑到国家基础弱、底子薄的实际状况,也进一步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二)邓小平“两步走”的最初设想,是到21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邓小平在调整20世纪末奋斗目标时,也在思考21世纪的奋斗目标,即怎样从“中国式的现代化”达到与发达国家同样标准的现代化。十二大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417页。)十二大将这个思想的前20年奋斗目标写进政治报告,就是20年翻两番,即从1981年算起到20世纪末分两步走,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快速发展。

邓小平解释翻两番说: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2页。)这里讲的还需要30年到5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邓小平设想的在21世纪实现的宏伟战略。他解释这个目标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9、143页。)

(三)邓小平对21世纪中叶战略目标由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调整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定型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邓小平说他是实事求是派,这也反映在他不断调整的战略目标上。1987年3月前,他认为21世纪中叶,能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从1987年3月始,他降低这个战略目标,指出:我们“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页。)。对未来的战略目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与当时正在准备的十三大报告有关。十三大报告全篇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根据。对国情的重新思考,使邓小平不能不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作调整。十三大概括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此后,这个“三步走”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定型。

这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从而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路线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细化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将小康社会分为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阶段,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要求,提出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正是有了这样深厚的思想基础,以及长期以来“五位一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从世界发展的大势大局出发,习近平正式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努力。

邓小平规划的未来中国发展宏伟愿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正确战略目标的历史基础。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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