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改革思想的现实意义

周新城
2014年07月16日14:22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提出了一整套改革开放的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重温邓小平提出的有关改革的思想,使我们认识到: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国的改革始终存在着两种目的、两种方向的斗争;社会主义改革是“改”与“不改”的统一;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应该把“三个有利于”与“两个如果”结合起来;改革必须尊重群众的实践;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提出了一整套改革开放的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是有道理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朝着党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奋勇前进”[1]。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有关改革的论述,牢牢把握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改革,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改革不是目的,而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只准改革犯错误,不准不改革,或者说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要改革?仿佛改革就是目的,只要是改革,不管改什么、怎么改以及想改成什么样都应该得到支持,于是有人就打着“改革”的旗号,贩卖资本主义化的货色,还不准别人批评,一批评就说是反对改革。记得有人曾经说中国的改革遭到强烈的抵制,反改革派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改革的浪潮。(参见《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改革内参》2006年第17期。)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一个反对改革的派别,更谈不上反改革的浪潮,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2]1987年9月,他在会见基辛格时谈道:“有人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是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于保守派问题,保守的人有,但作为一个派,中国没有。中国确实有一些人对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步骤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也是赞成改革的。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3]

说中国有一个反对改革的派别,而且掀起反对改革的浪潮,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其实是他自己设计了一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这种改革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抵制和批判,于是他就说有人反对改革,甚至把邓小平领导的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统统说成是反对改革的浪潮,凡是不赞成他所主张的改革方案的人一概归入反改革派。研究过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人对这种手法是十分熟悉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以改革家自居,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谁要是有所怀疑(更不要说反对了),谁就是反对改革,就是“保守派”,就是“社会主义守灵人”,最终戈尔巴乔夫的这条改革之路未能行得通。中国也有一些人想通过改革来实现资本主义化,于是采用了同样的手法。

必须明确指出,改革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这是邓小平第一个提出来的,他说:“改革和开放是手段”,“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pp.266,241)。他不是笼统地讲改革,而是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和反对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他强调要分辨清楚这两种改革。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他明确指出,现在大家都赞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2](p.297)。在改革方向这样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是“不搞争论”,而是主张争论的。江泽民把这一争论概括为两种改革观的斗争,他说:“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4]此后,他又重申:“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5]两种改革观说的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也是改革的目的。

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既然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就有一个朝什么方向变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发展到共产主义,中国的改革坚持的就是这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改革把社会主义制度改成资本主义制度,这也是中国某些人的期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个现实的版本,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改革的两种目的决定了改革的两个方向、两条道路,导致了两种结果、两种前途。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看到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目的、两种方向、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是说,改革始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在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引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话概括当时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7]说“最好的时代”,是指发展了私有经济,搞了市场经济;说“最坏的时代”,是指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有经济,国家还在进行调控,于是拟定出一个改革方案——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按照这个改革方案,我们势必走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去。中共十八大刚刚闭幕,就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召开“改革共识论坛”,提出当前改革的方向是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而且把它说成是“改革共识”,强加于人,并喊出“中国梦,宪政梦”的口号。他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向改。还有人要求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路子进行改革。这些显然都是在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要高举改革的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绝不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

今天,重温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改革目的的论述,我们仍然深受启发。正是因为总结了国际国内改革的经验教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防止改革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