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中原局工作的历史功绩

于吉林 郭晓平
2014年07月16日14:2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1947年至1949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第一书记。作为经略中原决策的参与者与实践者,邓小平为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建设强大的战略基地,为实现战略决战,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原解放区的开辟与建设中,邓小平正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为新解放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在中原工作的实践中,邓小平不断探索中国革命规律和党的建设理论,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与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7年5月,中共中央批复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1948年5月,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领导力量,任命邓小平为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暨中原军区政治委员。至1949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中原局结束,邓小平在中原工作整整两年。主持中原局工作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重要阶段,经略中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环节,对于推进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邓小平在中原局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无论是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与思想、解放战争时期战略进攻,还是研究解放区的创立与建设,这段历史都是备受关注的内容(参见袁德金:《邓小平与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80—1798页;张文琳等:《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典范——邓小平对中原解放区农村经济工作的推动和指导》,《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6期;冷溶:《邓小平与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读〈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6期;等等。)。目前的研究多从某一方面切入,较少作系统研究与综合论述。本文则从上述视角进行综合考察,以期系统概括邓小平在中原的历史功绩。

一、中原决策的参与者和成功的实践者

中共中央经略中原决策的酝酿、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过程,中原解放区的创建则是将中央决策付诸实践的过程。从陇海探路到转战鲁西南、无后方南下,从大别山分兵、发展淮西到巩固豫西,从解放“洛汴郑”、决战淮海到准备渡江,邓小平作为第一线的指挥员,不仅科学贯彻与实施中央的决策,并且以战略家的睿智,高屋建瓴地审视战局,在战略实施的每一个环节,为中央决策的推进和不断完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对于外线出击的战略部署与贯彻实施

全面内战爆发后,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邓小平、刘伯承指挥部队不断跨越陇海铁路作战,邓小平称之为南下战略的“探路”(杨国宇等编:《世纪伟人:邓小平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1947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原局,组织实施尽快转入外线作战的部署。对于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部队中许多干部战士抱有疑虑,信心不足,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担心转入外线后站不住脚。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晋冀鲁豫中央局会议,讨论实施外线作战的具体问题。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股长、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战略反攻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反攻时机到来了,这是有根据的。”他形象透彻地解读中央决策:“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了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地摆着。蒋介石到处被动,好像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败,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口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邓小平要求部队确立信念和信心,要“设想更多的困难”,思想上有充分准备,“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26页。)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印发学习,成为晋冀鲁豫部队外线出击的动员令。

晋冀鲁豫野战军先是强渡黄河,在陇海铁路以北歼敌。随后,由于鲁西南地区形势变化,中央改变依托豫皖苏地区逐步向南推进的计划,要求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自7月23日起,刘伯承、邓小平与中央之间持续往返电报,报告战场形势,请示与研究向南发展的计划部署。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已不可能在内线作战,“南下确是好时机”(《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78页。),请示“决心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239页。)。毛泽东复电:“决心完全正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3页。)。邓小平与刘伯承分析南下后的形势变化,对华东野战军以及山东、豫皖苏等地部队的行动,向中央提出周详的建议。8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认为“刘邓部署很好”,重申所有山东全军统一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分别致电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等,强调刘邓大军南下“必然震动全局”,要求全面实施南下战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681页。)就在这一天,邓小平与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铁路,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征程。刘伯承、邓小平随时向中央报告行动,并对陈粟、陈谢大军行动提出建议,成为中央决策的重要依据。由中央突破、三军协同、两翼牵制、内外线配合的战略布局,到中央突破、三军挺进、南北配合、内外线协同的战略态势,邓小平贡献了实践与智慧。8月27日,他和刘伯承指挥部队渡过淮河,胜利完成进入大别山的跃进任务。

(二)巩固中原和制胜中原的谋略与建树

进入大别山的当日,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给所属各部队的指示电,明确“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页。)。在中原局的领导下,部队经过艰苦斗争,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为了扩大战机、开辟新区,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坚持在大别山内线活动,刘伯承率后方指挥所向外线展开。1947年12月,蒋介石调集33个旅的兵力,围攻大别山内线解放军的6个旅。为减轻邓小平的压力,毛泽东准备部署粟裕与陈谢部队南下。邓小平立即向中央提建议:“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应作较长期的打算”。邓小平说,对于大别山的严重形势,我们已经作好思想准备。“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45—46页。)中央军委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并部署陈粟、陈谢大军继续展开陇海、平汉破击战,寻机歼敌,调动了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13个旅北援。三路大军内外线配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中原解放区的构架初步形成。毛泽东以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语气评论说,中原三路野战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93页。)。

1948年2月,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由大别山出击淮西,与刘伯承会合后,指挥部队进军豫西。战略方针与发展方向的确定,取决于陕北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在刘邓大军转战途中,毛泽东随时接受汇报和建议,甚至一日数电往返。对于刘伯承、邓小平更为周全的部署意见,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将之前“所提意见撤销”。中央军委计划组建东南野战军,部署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下,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粟裕向中央建议暂不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4月18日,粟裕再次向中央建议的同一天,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中央军委,表示赞成粟裕的建议。电报分析了过江与否的利弊,认为“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过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政治上要有信心,纪律好,政策好,组织上减轻装备和军事上山地战的训练,在敌人盯梢与封锁情况下的适宜战法”。“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730页。)先前率领第一次战略跃进,继为第二次跃进基地的指挥员,刘伯承、邓小平的现身说法更具直接意义。毛泽东随即通知陈毅、粟裕向中央汇报。在城南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期间,中央军委确定调整战略部署,以在汴徐线南北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为目标。这个决策不仅奠定了巩固中原的基础,也构成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随着中原形势飞速发展,这一地区的地位日趋重要,中央决定扩大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确定番号为中原野战军。在中央军委部署下和中原局的直接领导下,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在中原战场指挥一系列著名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建立了地域辽阔的中原解放区,奠定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江南的重要基础。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提出调整原定作战方案,第二阶段以先打黄维为上策,得到中央军委的“完全同意”。在中央部署渡江作战期间,邓小平又两度建议修改发起时间,均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接受。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