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邓小平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王素莉
2014年07月16日14:28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将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邓小平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决定作用,强调科学、教育在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创造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及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邓小平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促进了高科技及产业化的发展,为科教兴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辟了正确道路。

邓小平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孕育于1975年的全面整顿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决定作用,强调科学和教育在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创造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及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邓小平重视世界新技术革命,关注高科技及产业化带来的时代变革,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在基本理论、人力资源和体制变革等方面为中国科技的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兴起以原子能和平利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个机遇,并在中共八大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决策。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中,核工业、航空航天、电子等新兴科技产业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战略决策发生严重偏移。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视野中的科学技术发展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对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60年代初复杂变幻的国际形势,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提升了国防的战略定位。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周恩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样,“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就被完整地提了出来。1964年,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了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1页。)此前,他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60年代调整时期科学技术之仗打得有声有色,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也扎实稳步前进,并对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参见王素莉:《毛泽东与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略机遇期——兼论技术革命与尖端科学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但是,随着经济调整的不断深入,毛泽东把调整中出现的一些事物当成“资本主义”的产物,把党内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的表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教育、科技领域成为重灾区,国防尖端科技的重点项目也遭到造反派的野蛮冲击,科学技术发展受到重创。

1971年林彪集团的覆灭,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3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5页。),最后由他们审阅定稿。邓小平排除重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提出的目标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4页。)。报告重申了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再次把“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它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当时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果。

毛泽东审定《政府工作报告》,表明他对重申“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认同。邓小平抓住这个有利政治条件,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核心问题是要不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要不要重视科学技术。他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尽快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正确思想。邓小平号召“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认为:当时的大局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毛主席提出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步计划所要达到的伟大目标,“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页。)。“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页。)针对“四人帮”以“革命”压生产的诡辩,邓小平在方法论上运用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两点论”加以反驳。他旗帜鲜明地说: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页。)搞科学技术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而此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在“左”倾思想的禁锢之下。毛泽东信任邓小平,“他真切地希望,邓小平既能做到‘永不翻案’,不反对‘文革’路线,又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像周恩来一样,支撑起偌大一个中国国家机构的运行”(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38—339页。)。但是,邓小平复出后却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推动全面整顿,要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挽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

为了在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寻求突破口,邓小平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中心思想来统领“四个现代化”大局。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要靠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管理,这些都要由现实的人来完成,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据此,邓小平就《论十大关系》讲话稿的整理问题致信毛泽东:“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8页。)。《论十大关系》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一度还把这个中心思想作为政治报告的总标题(参见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毛泽东当时所说的“一切积极因素”,当然包括知识分子。此时,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作了重要发挥,他强调要把人解放出来,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27页。)

1975年,邓小平推动整顿工作在军队、铁路、钢铁、军工、教育、文艺等领域展开的同时,7月中旬,他派胡耀邦、李昌到中国科学院,展开了对科技领域的整顿,并指示“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82页。)。8月7日到11日,胡耀邦多次主持起草、修改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以下简称《汇报提纲》)第一稿完成,这是科技工作整顿的纲领性文件。《汇报提纲》共分为六个部分:(1)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2)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3)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4)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5)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6)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汇报提纲》指出: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3页。)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提纲》的起草工作,多次开会讨论,发表了许多讲话,并亲自对《提纲》进行修改”(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86页。)。8月2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汇报提纲》的修改,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并请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86—87页。)胡乔木领会了邓小平的意图,在讨论《汇报提纲》的修改时提出:“要把主席(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排一下,指示就是我们的路线、方针。”(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第10页。)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汇报中国科学院工作和讨论《汇报提纲》。他敏锐地抓住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而毛泽东也曾经有同样表述这个关键问题加以发挥,对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提出严厉批评。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34页。)在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下,《汇报提纲》冲破“文化大革命”中的禁区,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这就为科学技术领域的整顿提供了指导思想,也为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提供了政策空间。

9月30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汇报提纲》。毛泽东表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记得自己讲过”《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1页。),因而这个文件也就“没能在毛泽东处通过”(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87页。。此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的惶恐,有人向毛泽东告状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谈出以上意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25页。),并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1页。),以此作为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底线。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上,毛泽东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29页。)。邓小平因拒绝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而再一次被打倒,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诬为“大毒草”。但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重视知识分子、必须抓科学教育的思想,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