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主义,吸收同志”

——中共旅德支部成员武兆镐家书释读

郭双林
2014年07月28日14:0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原载:历史研究)

引言

在1922年6月中共旅欧党组织[①]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曾提出:“我们党组织是新建立起来的,党员的思想水平还不高。因此,当前的任务,应着重于思想建设,即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学共产主义’,并强调应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②]得到了与会成员的同意。其中“宣传主义,吸收同志”八个字最堪注意,它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行动方针。

中共旅欧党组织是如何“宣传主义,吸收同志”的?由于时代久远,资料散佚,原始文献已经极为罕见。以往研究者在涉及此类问题时,多依靠当事人的回忆,而回忆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中共旅德支部成员武兆镐家书(Chan-han Wu Correspondence)的意外发现,将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为我们重新理解“宣传主义,吸收同志”这八个字的内涵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在现存的武兆镐家书中,不仅留德期间,即使是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除去涉及家庭亲情的内容外,举凡有关中共事业的文字,均可一言以蔽之:“宣传主义,吸收同志”。

武兆镐家书现存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共计29封,有的有信封,有的没有。其中26封是武兆镐及其女友武漪莲[③]写给当时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的胞弟武兆发[④]的,另三封则分别是中共旅德支部成员邢之桢从柏林、美国工人(共产)党[⑤]中央组织部长Jay Lovestone从芝加哥和Meoff (身份不详)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写给武兆发的。时间从1923年12月3日起,到1929年3月29日止。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相关资料记载,这部分书信系由张纯明(Chun-Ming Chang )[⑥]于1977年捐赠。书信在入藏前虽经过整理,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原信实际为29封,收藏目录登录为28封,个别信件的发信人、发信时间或地点亦存在错误。就其内容而言,其中除了武兆镐的家务外,还涉及中共旅德支部、五卅运动、共产国际、国际反帝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中山大学等组织和事件,以及孙炳文、邢之桢、冀朝鼎、施滉、徐永瑛、李道煊等历史人物。

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人对武兆镐家书(Chan-han Wu Correspondence)做过专门的研究。对武兆镐本人,因其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多次变换姓名,至今未引起党史学界的注意。1984年,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为编写县志,曾请武兆镐之子武宗夏写过一篇《武剑西简历》[⑦]。后来崔南星和胡其卿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一份《武剑西传略》[⑧]。这两篇传记不仅篇幅小,流传不广,而且存在诸多错误。如《武剑西简历》就把武兆镐曾经使用过的别名“吴觉先”写成了“吴贡先”。又如两文均认为武兆镐是1923年11月在德国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入党,1926年离德赴苏。但从现存书信看,这两个时间都错误的。以后焦书欣、荆文超等编写的《巩义市览胜》[⑨]、张放涛主编的《群星灿烂——河南大学名人传(一)》[⑩]以及郑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郑州市志》第8册[11]中皆收有“武剑西”条目,但内容均极简略,且沿袭了《武剑西简历》中的错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部分回忆录中对武兆镐有所涉及,但除郭有义的《我在陕西省的一段地下工作经历》[12]和任勖丰的《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武剑西》[13]两篇文章外,其文章涉及的多是武兆镐回国以后的活动。2008年,张静吾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九十年沧桑》[14],因二人系同乡、同学,因此书中多处论及武兆镐。

此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15]第1辑保存了武兆镐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内容,但翻译人员并不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就是武兆镐。同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亦多处涉及武兆镐,但因人们对这位早期共产党人太过陌生,翻译人员根据读音将武兆镐误译成了吴兆高、伍朝高等。[16]

研究方面,廖焕星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17]一文中曾提到武兆镐,并确认其为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属哥廷根小组。杨奎松在《关于朱德去苏联学习的背景资料》[18]一文中根据原苏共中央档案馆档案,证实了武兆镐确曾与朱德等人在莫斯科接受过军事和秘密工作培训。李玉贞在《宋庆龄与第三党》[19]一文中亦曾提及武兆镐,同时也延续了《武剑西简历》中的诸多错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篇专门研究这位早期共产党人的文章。

本文紧扣“宣传主义,吸收同志”这一主题,围绕宣传“革命”与“社会主义”、声援五卅运动与离德赴苏、职业革命生涯、武兆发入党与西欧招生等四方面问题展开讨论,其他内容暂不涉及。

在展开讨论之前,先对武兆镐其人做一简单介绍。

武兆镐(1899——1973),又名彼得拉舍夫斯基(Petraschewski)、吴觉先[20]、武剑西,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人。1914后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前身)德文科,1919年毕业后赴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堂(今同济大学前身)学习土木建筑。在沪读书期间曾翻译R.Laemmel的《往相对论去的路》和爱因斯坦的《能媒与相对性说》等文章,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相对论的少数人员之一。1923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研究院学习数理。在德期间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共。[21]1925年8月转赴莫斯科,接受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特种军事训练,结束后留在共产国际,担任东方问题报告人及中共代表团翻译、秘书。1927年1月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情报部担任情报顾问[22],曾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23]、列席中共六大、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回到上海,负责共产国际远东局秘密任务,并与冯雪峰等共同领导中央文委工作。1933年转调中央特科。1934年奉共产国际远东局之命,离开上海,转赴北平,参加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先后翻译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及H.Cunow的《经济通史》等。期间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2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委派,到国民党天水行营、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省政府从事统战与情报工作[25]。1946年任河南大学教授期间重新入党,并领导学运工作。[26]1949年参与策动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宣传部处长。1953年调任高等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副司长,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曾受中共中央委托,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等书。

一、宣传“革命”与“社会主义”

每一个革命者并非天生的就具有反抗意识,他们走向革命,更多是环境的产物。武兆镐出国之前虽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他初到哥廷根时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他的专业——数理研究。武兆镐是1923年12月11日抵达哥廷根的,1924年1月25日他在写给武兆发的信中,就谈到了自己为什么要放弃土木建筑,改学数理:

将来专习何科,自当以性之所近为归指,惟亦当略注意于实用。我之抛弃土木工学而另攻数理,朋辈时以为言,而终不摇动者,不惟性之所嗜,且以国内高等数理家寥若晨星,我豫尤形缺乏者也。文学我所素好,然只以余兼及之,于哲学亦然。哲学为各种科学之根源,亦为各种科学之精英,影响于人类思想,较其他学问尤钜。其玄妙深奥,实不减于其他学问,且尤过之。然年来窥察国内人士之心力,率以为时髦,故趋之若鹜。故攻之者虽多,真有心得者少。弟欲由科学以转于哲学,甚好。盖科学、哲学非相离而相需也。一翻哲学史,近世纪之大哲,率为大科学家,可想而知。现在虽尚学普通科学,未涉哲学藩篱,而与哲学有关系之学问为逻辑、伦理、心理学等等,亦可稍注意之。惟弟择选专科之前,须就各方面思忖一过,决定后,虽时感觉困难,亦必打破之,且可引起兴味。我之舍土木工而转学数理,损失亦不在少数,而两者中间,犹尚有关联也。……总之,吾所劝弟且以自勉者:此后求学作事,少年之朝气万不可失,惟事前须加以周密之考虑。[27]

直到3月7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所谈仍然是学习问题,并未涉及政治。[28]

1920年代的欧洲,多少有点像清末的日本东京,到处激荡着革命的风潮。据张静吾[29]后来回忆,当时在哥廷根留学的中国学生有40余人,政治上分为两大派:一是与共产党接近的进步派,二是国家主义派,即青年党。两派人数大体相等。为了争夺青年,中共曾和青年党在旅欧留学生中展开激烈斗争。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做到超脱并不容易。没过多久,武兆镐便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旅德支部成员之一。[30]另据廖焕星回忆,当时旅德支部有三个小组:一是柏林小组,有邢萍舟(西萍、徐冰)、资道焜、谢维进(允常)、章伯钧和他自己等十多人;二是格廷根小组,有朱德、孙炳文、阚俊民(刘鼎)、武兆镐等九人;三是法兰克福小组,有潘芳、李季等三人。[31]

入党后的武兆镐表现颇为积极,他曾和孙炳文一起劝说张静吾加入共产党。据张静吾回忆:“当时歌城的共产党人有朱德、孙炳文、武剑西、房师亮、邢子桢(后改名徐冰)和郑太仆等,我与他们都有接触,因而我的思想也很受他们的影响。孙炳文和武剑西曾劝我加入共产党。我因受传统观念的限制,认为共产党是社会上一般人所说的过激党,因而有点迟疑不决。孙炳文看出我的思想,就建议说,你若害怕,可先加入国民党,介绍人是孙炳文和武剑西。当申请书交孙炳文后不久,上海就发生‘五卅’惨案,进步人士纷纷离德回国,孙炳文、武剑西亦离开歌城。”[32]

武兆镐不仅和孙炳文一起动员张静吾入党,而且向远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读书的弟弟武兆发宣传“革命”及“社会主义”。与张静吾不同的是,他的宣传最初并没有得到武兆发的认同。围绕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武兆发甚至直接给柏林小组的邢之桢[33]写信,展开讨论。邢之桢将武兆发的来信转交给了武兆镐。1925年5月7日,武兆镐给武兆发写了一封厚达八页纸的长信,就其给邢之桢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在信的开头武兆镐写道:

季弟!

我二十日的信早上发,你八日的信晚上便到了。自从我们谈及“革命”同“社会主义”的问题,我总没有空给你封比较痛快详细的信。你这次给邢之桢君的信颇足令我明了你的观点,我现在且就该信内容所及答复你:

你的观点同我在此所会过的留美学生的没大差异;我们从小受的环境和教育大致完全相同,而现在思想却如是之异——你是和平主义者,我是革命主义者——真不能不归结到近二年的环境上。

你的观点,兄弟,真正幼稚、浮浅的很,那些解释在我给你那本《ABC》里便可得到充分满意的结果,如果你没有成见的话。不过我现在再详细的说几句。[34]

由此可知,武氏兄弟在此之前已经多次在通信中谈论“革命”与“社会主义”问题。信中提到的“那本《ABC》”,是指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同撰写的《共产主义ABC》。该书写于1919年,是一本通俗性理论读物。它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对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世界各国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信的内容看,武兆镐至少在三四周前已将此书由德国寄往美国,因为他在信中说:“《ABC》大概你没读完,不然不会说出这些很幼稚的话。一天分出一点钟,三四个星期也该完了。”

接着他对武兆发在给写给邢之桢的信中提出的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回答主要围绕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实行国民革命的方略三个问题展开。

武兆发在给邢之桢的信中表示,他当时最关心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具体说来是中国民族与白种人的平等(不是物质的繁华与晏逸,而是人权与自由问题)问题,这是其将来工作的重点,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他不准备考虑其他问题。对此,武兆镐回答说:“兄弟!中国民族要能与白种人站在平等的地位,现社会一切问题便解决大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武兆镐指出,当时的世界已经分成两极,一边是剥夺的帝国主义列强,一边是弱小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剥夺者。帝国主义国家得以维持其优越地位,就是靠站在不平等的立点上,靠强制弱小民族不能享受人权和自由;而这些重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全在远东。国际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远东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天产丰富,人口稠密,更引起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压力。中国如果同帝国主义国家平等了,就意味着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被取消。随之,印度、暹罗(今泰国)、菲律宾、波斯(今伊朗)等国也会一拥而起。这样一来,世界一切问题的大半就解决了。所以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一丝一毫也不会让人触动的。

武兆镐还指出,弟弟的这种想法里包含两个误点。第一是把中国的问题与其他问题不可能的强行割离开来。这是根本上的错误,后来的便由此发生。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要想得到解决,不可能单单解决自身,除非把中国单独移到另一行星上,或回到几千万年以前民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才行。因为现在的所有问题,不论大小,都是国际性的。第二,充分表现了“东方文明”的色彩。他在此之前曾经给弟弟讲过,社会上的一切文化制度,都是在经济的基础上建设着;而且所谓文明文化等问题与生产和分配成正比例;这就是说,生产发达,物质条件具备,分配方法平均了,那些文化文明也随着继长增高。在此他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指出:“像现在梁启超、张君劢那些浪人菲薄物质文明,高谈精神文明,全是骗人的话!他们的物质的供给比普通一般人好的多,所以才饭后嚼蛆。独秀说的好,如果这些人也象商务印书馆每月二三十元薪金的编辑,衣食还不周全,那有闲情雅致谈精神文明?”在他看来,只有中国人有了人权自由,生产的分配享受才能平等,物质条件才能丰富,文明文化也才能向上。

武兆发在致邢之桢的信中又写道:“现中国人(平民)的恶敌;国外则列强武力的限制(如海关、盐税、邮政、铁路之把持,及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列强经济之侵犯;国内则军阀之为害,官吏之尸位,高等社会之为”,因此,“社会主义似是最近之解决方法”。对此,武兆镐指出,中国平民的,即一切被压迫者的恶敌,只是帝国主义者列强。他们唯一的利器是经济侵略。至于武力,不过是用以巩固扩张其经济剥夺的方法。因此二者不可并列起来。国内封建军阀不过是借助帝国主义者以剥削国内平民的走狗。至于政客、官吏和“所谓名流”(即高等社会,特别是知识阶级)等等,则是直接间接依靠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趁火打劫的寄生虫。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均不可与帝国主义者同日而语。帝国主义者操纵全社会的生产,一切不平等的现象便因之而起,是社会主义的死敌。不论他们的壁垒如何坚固,工具如何充足,由于他们自身含有不可排除的致死的病症,他们将自然的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实现。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似是最近解决之方法”,而是唯一解决之方法。

武兆发在信中还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他表示中国的国势与俄国不同,平民未受教育;而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人民须接受普通教育,具有自治能力。对此武兆镐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一派绝说不通的话!他断言,社会主义迟早要在全世界实现。因各地方情形不同,实现的时间或策略自然相异。如果说因为中国的平民未受教育,便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那么难道俄国的平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已受了教育么?而且谁说这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条件?如果真是这样,怎么瑞士、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却说俄国先行成功?现在社会上一切建筑全含有阶级性,“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复杂组织,其他一切国内国外的组织和机关也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专就教育来讲,一切国立公立的学校、报纸、教堂,国家豢养的教授、教师、新闻记者、牧师、神父,全是“反革命”的机关和人物?他们只鼓吹保持现状,歌颂资产家的神圣和仁慈,劝人蔑视现在超度来生。一切关于无产阶级的书报,或替无产阶级说话的文字,都被设法没收、禁止。所以越是现代教育陶冶出来的人,越想不到革命。在他看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便是“无知识界”的无产者的能力充分之表现。“你所看不起的‘无知识界’,正是革命军中之主要份子,现在借重一点知识界的,只是宣传工作。”在这里,武兆镐多少流露出一些反智识主义倾向。他继续写道,社会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死敌,社会主义的成功便是帝国主义的死亡。现在帝国主义的铁网,除开俄国,笼罩了全世界,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便是要打破这个铁网。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远不如俄国的压力大,法网密;便是敌人更强,我们要想早点实现中国人的平等,也应该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当然,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并非嗟咄可就。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武兆发在信中还对共产国际的帮助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说:“外人的友谊是不可太凭信的,必须自有实力”。对此,武兆镐指出:“这是一句不明内情的普通应酬话。”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国界”、“种界”等等是压迫阶级愚弄被压迫阶级,使之丢失目标(即压迫阶级自身)以缓和革命的法宝。他不客气地指出,弟弟信中所说的“外人”,当然不是指压迫我们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社会主义苏维埃俄罗斯共和联邦。实际上苏俄是世界人类的解放使者,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先锋,是一切被压迫者——中国自然在内——之友。各国社会主义革命一日不胜利,苏俄的社会主义便一日不能实现;帝国主义一日不崩破,苏俄便不能毫无顾虑的自行建设。所以对苏俄不应该猜疑。

武兆发在信中还曾写道:“中国人民今日燎目的问题,面包问题较平等问题为尤急。”对此,武兆镐指出,这是一句大实话。社会主义的最大目的,便是要把社会的生产供社会的需要。现在被压迫者只有做面包的义务,没有吃面包的权利。这些都蒙帝国主义所赐,也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面包问题和平等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便是促社会主义实现。

武兆镐最后饱含感情地写道:“兄弟!我晓得你‘是求学时代,尚在辨路的时代’,所以写了三点钟的功夫,想指给你一条我们该行的,或者可以说是你说的‘唯一的’、‘无误的’路。兄弟,你要没最后那几句‘如我自家决定社会主义是解决我的问题,实行我的宗旨的纯正唯一无误的方法,我必为社会主义最忠诚之仆!我必尽我一生之力以行之!就是对于自私欺人的人人用流血的手段,我亦必为之!’我真不晓得你让拜金国的环境变到甚么地步了!”在他看来,美国当时是帝国主义者的大本营,其势力之大可想而知。这种资本势力制造的环境,一个方在辨路的学生,根本无法抵御得住。因此他建议武兆发离开美国,早点到欧洲来读书。

上面的内容武兆镐写了三个多小时,蝇头小字,用了整整6页白纸。但落款之后,他仍感到言不尽意,特别是对殖民地问题未作展开。为避免弟弟生出误会,于是又接着写了整整两页纸。

武兆镐指出,殖民地的民族是整个被压迫的。除帝国主义压迫外,在中国尚有军阀及其附属品(即依赖军阀吃饭的寄生虫)、大商人、大地主和买办阶级。这些分子虽一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夺,另一面仍可压迫剥夺最下层的工农。中国的土著资本家虽刚在繁荣滋长,不像欧美的资本家把本国的无产阶级逼得走投无路,但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佃农——却比欧美的无产阶级弟兄更苦,因为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已经渗入了穷乡僻野。这些工农们受的压迫剥夺最甚,一旦觉醒了,他们的革命性也最强。如果把中国各类人分析一下,便可得到下面的结论:(一)军阀及其附属物,买办阶级,大商人、大地主是反革命的;(二)小商人、小农、手工业者、小资产的知识阶级,这些人大部分是保守现状不革命的,一部分受了反革命者的豢养也反革命,一部分受环境逼迫,会走向革命。中国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国民革命”,敌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是农工。而国际帝国主义是世界被压迫者——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整个民族——的公敌。工业落后国家的封建军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最有力的工具。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组织工农的最进步分子,宣传不革命分子向革命方向,联合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弟兄,向主敌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进攻。”

武兆镐还指出,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但在革命部分的成功以后,他们或代之而兴,从而形成新的阶级对抗。所以上个结论需补充如下:“组织工农最进步的分子,领导工农;宣传不革命分子向革命方向,联合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弟兄,向敌人进攻;革命未爆发及革命未成功之时,使工农原来的阶级性要加强,至少不能失掉,革命已竟〔经〕成功(这些革命字眼自然是说国民革命,因为专就殖民地立论),则当迅速建设无产专政,使敌人无从再起,预备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他认为“这样便无大隙罅了。”

由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尽管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武兆镐却极其冷静,他丝毫不怀疑工农的领导能力与领导地位,在信中也没有提及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是到最后才提到了孙中山,说:“中山先生——虽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便在他能始终不变,一天进步一天,看清了殖民地革命的方面和步骤!他不但是中国的解放者,他是一切殖民地的解放者!虽说革命尚未成功,他便溘然长逝,然而他指导方向和策略指示给我们了。去年死了无产阶级的使者列宁,今年死了弱小民族的使者中山,是人类何等的损失!我们——他两个能毕生保护拯拔的虎口的赤子,该怎样努力完成他们的工作呵!”

坦率地讲,这封信写的并不够酣畅,有时一个结论需要两三步才能推导出来。而且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武兆镐关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关于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的解释,明显带有时代的印记,不乏理想主义色彩。不过,作为一个刚加入中共不久的新党员,武兆镐在信中能够如此详细地回答武兆发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特别是对国际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划分,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革命策略的设想,对工农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领导地位的自觉,以及对唯物史观的熟练运用,均可圈可点,实属不易。

既然武兆镐已经回答过武兆发的问题,邢之桢的复信便写的要晚一些,内容短一些,口气比乃兄也要客气一些。邢之桢的复信写于1925年6月7日,他在信中肯定武兆发“是社会主义的朋友”,然后就武兆发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予以回答,其中主要围绕在中国是否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一核心问题展开。邢之桢认为,社会主义成功的条件有二:(1)生产力发达,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2)无产阶级有坚固的组织,绝对中央集权的纪律,民众有彻底革命的精神及经验。俄国在1917年革命之前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受过教育。“然则他的共产怎么会成功?无他,就是因为俄国具有以上的第二条件。英国美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阶级分的特别清楚。为甚么他们的共产革命还是没成功?无他,就是他无有具备以上的第二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行共产革命,非有无产阶级坚固的党不可,非有绝大的经验及纪律不可,有了这个条件,先用严格的革命手段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全力进行共产主义,这就是说:不必一定有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才能行社会主义(如中国)。”邢之桢在信中介绍了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如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几百万的工人阶级队伍、资本家惨无人道的压迫、近两年日甚一日的罢工运动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等,“综合以上的理由看起来,中国绝对有实行共产主义之可能。”最后,邢之桢还专门向武兆发推荐了布哈林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并强调“令兄与你寄的《共产主义入门》也是狠要紧的书,想你已经看过了。”

看来邢之桢不仅知道武兆发的想法是什么,而且知道武兆镐的信中谈了什么,甚至知道武兆镐以前给武兆发推荐过什么书。由此看来,武兆镐向弟弟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很可能是组织的安排。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