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利用资本主义途径方式的创造性探索与贡献

刘建武
2014年08月04日14:58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是一位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新方式和新道路,开创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实践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来利用资本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邓小平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新方式和新道路,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巨大突破,而且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成为国内外学者重视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通过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走出了一条“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新道路

以什么样的途径和形式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勇气和魄力反复强调:“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168、351页。)。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辟了一系列利用资本主义的新途径和新方式。

第一,通过利用外资,促进了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使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资金非常缺乏,要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要依靠自身积累,一方面是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10月强调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使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8、199、198—199页。)。

为了广泛而有效地利用外资,邓小平根据国外利用外资的有益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利用外资。在实践中,中国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引进了大量的海外资金。利用外资的形式大体上有三种:一是吸收国外间接投资,包括国外各种贷款、存款及在国外发行债券、股票等;二是吸收直接投资,包括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独资经营、补偿贸易、租赁业务等;三是接受国外的各种无偿援助,有货币的、商品的和人员培训等。但利用外资主要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国外的公私贷款。1992年以前,中国利用外资主要是对外借款,特别是政府贷款,外商直接投资较小。1992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大幅增长,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针对一些人担心会不会由此而导致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给予了明确回答。他认为,在利用外资方面,眼光要远大,胸怀要宽广,要允许人家赚点钱,从长远看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人家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9、351页。)在南方谈话中,他还严肃地批评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利用外资摒弃了过去那种“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陈旧观念,打破了“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禁区。通过向发达国家举借外债,不仅解决了中国建设资金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和大量就业岗位创造的问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快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进程。从总体上看,引进和利用外资带动了全球生产链条向中国的延伸,加深了中国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拓宽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使中国得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通过引进技术和人才,有效地缩短了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

针对中国科技力量比较薄弱的现状,邓小平十分重视通过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他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1、167—168页。。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尤为迫切,“中国人口这么多,地方这样大,同自己在国际上应该尽的责任是不相称的。这方面我们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国际上的帮助。我们需要引进很多技术,带动我们提高。我们要真正地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我们的现代化只跟在别人后面走是不行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30页。)。不敢于并善于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经验,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引进先进技术可以避免漫长的摸索过程,加快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减少研制经费,节省建设资金,有利于推动中国科技人才队伍的发展,是一条花钱少、见效快的赶超先进国家的捷径。但技术设备的引进应全面规划,有步骤有选择,量力而行,讲究实效。引进和吸收国外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工艺、新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消化、创新和推广,迅速提高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以增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实力和地位,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技术引进,中国加速了自身技术能力的积累,实现了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企业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缩短了同国外的技术差距。在人才引进与交流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改革开放之初每年几百人到现在每年数十万人,这些外籍专家活跃在中国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金融、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通过对外贸易,形成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格局。

发展对外贸易是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持对外贸易的增长势头,使进出口贸易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相应份额,那就不可能获得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利益,就谈不上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问题,当然也更谈不上发挥经济比较优势,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合作、竞争与互接互补。

改革开放开始后,针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缓慢的情况,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主张。他在1979年10月就批评说:“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0页。)1985年4月,在会见欧洲国家领导人时,邓小平又说:“中国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会增加……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1986年6月,他又强调说,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还要研究提高产品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9、159—160页。)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通过扩大出口、利用沿海地区优惠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和实行外贸体制改革等,有力地推动了外贸事业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以质取胜”的外贸发展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健康发展。现在,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

完全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和开放发展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既要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同时又要开拓国际市场。只进不出,或只出不进,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实际上也做不到。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开放历程来看,第一步的重点是“引进来”,否则就不会有“走出去”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引进来”战略,国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有效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具备了将一些技术和产业向国际上某些市场转移的条件和能力。在此基础上,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走出去”的开放战略,要求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的转变

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也是对如何利用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尝试。经济特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调整。

广东、福建两省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参照国外创办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经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创造性地提出在广东、福建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由此诞生。对于创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心这样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对于经济特区,邓小平强调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3页。)邓小平所说的这个试验,就是利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建设中所积累的各种先进的经营方式、方法和管理经验来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

在经济特区的建设起步之后,邓小平于1984年初又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这些意见为中国更大步伐的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1984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沿海其他地区。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比照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有关政策,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一是通过沿江开放,加快长江流域的发展;二是通过沿边开放,使边境城市、沿边口岸进一步开放;三是开放内地省会城市,并对中西部地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实施倾斜政策。由此,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这种开放格局不仅调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且把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辟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首先,由建立经济特区而开启的对外开放,改变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的教条,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与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次,由建立经济特区而开启的对外开放,改变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教条,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从根本上消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而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观念。再次,由建立经济特区而开启的对外开放,改变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那种“非此即彼”“宁‘左’勿右”的绝对化思维模式,逐步形成了亦彼亦此、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合作性思维。

正是在中国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实施全方位开放、从狭小范围的开放到多层次宽领域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中国的开放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的新阶段。所谓制度性开放,就是指根据国际规则的开放,是法律框架下的、可以预见的、全面的开放,主要表现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再是以国内政策引导为主要动力的开放,而是以制度和法规的形式约定的开放。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今最大的全球多边贸易组织,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极大地推动着国际贸易体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步入了法制化、制度化的开放轨道。制度性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具有了制度保证,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利用与合作关系创造了更加稳定的条件和环境。

三、通过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曾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难题。由于复杂的原因,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曾形成了一种广泛认同的观念,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便成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彻底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旧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说,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跨越了横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道历史鸿沟。

第一,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由来已久,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把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由来已久。空想社会主义者就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没有市场和没有货币的社会,公有制不能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结合。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这一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以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事实为依据,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认为,未来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产品生产代替商品生产、劳动券代替货币流通和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的社会。这种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一点,这些设想就不可能变为现实。因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进步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根源,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生产的物质积累,才会有这种社会主义新形态的出现。但是,后来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社会主义并没有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是首先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设想强行搬到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从而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主张,影响着他们之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几乎全盘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提出要以“产品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的主张。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后,列宁意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国家里要立即消灭商品生产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商品、货币这条迂回的道路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他又明确提出了发展商品交换和市场关系的思想,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设想,把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关系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提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列宁也由此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应该存在商品货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列宁当时并没有形成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没有看到发展商品市场经济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自然也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列宁去世后不久,新经济政策就宣告结束。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二元公有制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排斥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了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关系。

苏联所形成的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样板,从而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改革前,中国经济体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排斥市场,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搞商品交换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在经济生活中基本上消灭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

第二,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不能只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要破解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就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制度区别开来。邓小平从中国改革刚一开始的1979年11月,就针对在计划、市场与社会基本制度之间划等号的观念,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1985年10月,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又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此后,邓小平再次强调:“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1992年初,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203、364、367、373页。)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给市场经济之前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是不正确的;二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品,资本主义也存在计划,也会搞宏观调控;四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计划和市场这样的问题没有必然联系;五是判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善于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就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虽然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它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纠正了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把资本主义国家归结为“市场经济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计划经济国家”的观念,摆脱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思想束缚,不仅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交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正确道路。

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必然推动中国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又进一步推进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创造性地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分析计划经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要大胆下放权力,尊重价值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这开启了对中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序幕。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概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时,明确写上了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内容。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表述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提法虽然未能超越“计划经济”这个大框框,但承认了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对于突破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依据和运用价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把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否定了,是由计划经济转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这个决定,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思路。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大规模展开。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里,对市场经济的性质和中国要不要实行市场经济的问题出现了争论,焦点是搞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正当社会上激烈争论的时候,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十四大明确地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合作、交流也推向一个新阶段。

四、通过“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了在社会主义为主体的条件下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由于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借以产生的基础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差别。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是脱离实际的,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和保留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必然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主体”思路。他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9、219、172、65页。)。他还说:“发展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等都不可能伤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会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05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体与非主体并存的结构。这种主体与非主体并存的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主体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非主体地区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公有制经济这个主体与其他所有制经济这个非主体的共同存在和发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一国两制”方面,即在整个国家的主体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允许某些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某些特殊地区允许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存在,是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构想从政治角度看,是为了结束国家的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一条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一国两制”构想所开辟的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着深刻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一国之内的并存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国之内的共存是一种主体与非主体式的并存,是主体与补充的关系,而不是处于同一地位和平分秋色的关系。对此,邓小平进行了反复阐述。他说:“‘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五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所以,“‘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217、219页。)。由此可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二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并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特定区域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说的“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是具有特定涵义的,这个“小地区和小范围”就是特指台湾、香港和澳门三地,而不是说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三个地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深刻历史根源的。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香港、澳门问题是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统治者将长期占领中国的固有领土归还中国的问题,是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主权的问题。要实现国家统一,我们面临的现实状况是,这三个地区在较长时期里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而且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讲到为什么要在香港地区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时,邓小平说:“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说:“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02、86页。)在台湾、香港和澳门三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顺应了历史和现实的要求,既尊重了历史和现实,兼顾各方实际利益,又有利于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稳定及相互间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

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并存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重要国策。针对有人担心“一国两制”的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邓小平将其与中国的开放政策和现代化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50年不变及50年后也不会变的观点。他说:“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2—103、215、73页。)。为了保证“一国两制”的政策长期不变,1982年全国人大在宪法条款中作出了相应规定,为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依据。

四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小范围区域资本主义的存在,不仅不会伤害社会主义,而且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并保持统一后台、港、澳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对于保持和促进大陆这个主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非常有利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实现和平统一,既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行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学习台湾、香港、澳门的经验,使社会主义的大陆与台、港、澳地区之间的市场、资金、技术、人才、贸易和管理经验互通有无,相得益彰,使一个国家内部的两种制度由对抗和斗争转化为共处与合作,既会有力地推动台、港、澳地区的长期发展和繁荣,也会有力推进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非主体地位的共同存在和发展方面。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人担心利用资本主义会冲击社会主义并走向资本主义。针对这种疑虑,邓小平明确指出:“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110、142页。)。通过不断改革,中国对所有制结构的认识和实践越来越深入,从主张单一公有制到允许非公有制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再到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崭新格局。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以往人们在理解社会主义时,总是把社会主义看成“纯而又纯”的社会。其实,“纯粹”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和不完善向比较成熟和比较完善过渡的历史进程。在社会主义之中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只能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尽管在非主体成分中,那些资本主义的因素难免会对社会主义的主体成分产生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但从总的方面来看,非主体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由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极大地深化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这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开辟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本文作者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注: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11jzd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