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若干问题述论

杨凤城
2014年08月04日15:0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本文的研究重在宏观审视,重在关键问题的分析,重在回到当年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求问题的产生、答案及其时代特点与意义。本文考察的重点,首先是邓小平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及其在“历史长时段”内的意义;其次是从高扬革命理想主义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道德建设思想的演进;最后是关注文化与社会思潮,通过反倾向斗争,掌控思想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的文化建设思想是学术界和理论界比较关注、也是研究成果较多的领域。研究的特点,一是描述和概括较为系统和全面,但偏重于从文本到文本,罗列论断,背景和深度分析显弱;二是重在阐释其现实意义,有时甚至甘冒过度阐释之嫌。本文研究邓小平的文化建设思想,自然需要避免与已有研究在内容与思路上的重复。进一步言之,本文的研究重在宏观审视,重在关键问题的分析,重在回到当年的历史情境(而不是从日后的结果或当今的理念“倒推”)寻求问题的产生、答案及其时代特点与意义。

在概括和分析之前,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文使用的文化建设概念与精神文明建设概念是等同的,即包括狭义上的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部分。在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年代,人们更多地使用“精神文明”指称文化。因而,本文视不同语境交替使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概念。二是本文对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及其在“历史长时段”内的意义;其次是从高扬革命理想主义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道德建设思想;最后是关注文化与社会思潮的政治影响,通过反倾向斗争,掌控思想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到,如何认识和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制约和影响其文化政策与文化工作的核心问题。大体上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此前的认识是文化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从理论渊源上讲是马克思关于文化阶级性的理论,尤其是列宁关于“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齿轮和螺丝钉”的思想(《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从实践上讲,是中共领导革命战争的需要。早在江西瑞金时期,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等观念已经流行于革命队伍。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得到更明确而系统的阐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谓这一思想的经典表达。“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6页。)等要求成为革命队伍的牢固共识。

新中国成立后,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观基本上延续下来,它表现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与实践。从广义上讲,为政治服务就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从狭义上说,就是为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服务。而后者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强度和明确性上均占据主导地位,其表现是将意识形态考量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因素,过于凸显和胶着于政治正确、“政治挂帅”。在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下,即使将政治理解为整个国家建设事业,它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助长简单地、机械地理解文化与国家建设事业之间的关系(突出的表现是要求直接而具体的“服务”或“服从”),借助上纲为政治推行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某些做法。正是因为上述情形的存在,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中共中央提出的正确区分学术艺术问题与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三者的界限,在学术艺术问题上“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主义”方针等,始终难以落实,最后竟出现了摧残文化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当然,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观及其引领下的文化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新中国的文化转型与重建,尤其对塑造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为突出特征的新型文化,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实践表明,执政党在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亟须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党和国家的拨乱反正,文化建设方针的调整亦迈开步伐。邓小平在复出后关于科技、教育、文艺问题的讲话均强调必须恢复实事求是的学风,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此同时,针对纠“左”引发的右的倾向(即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一方面贯彻“双百”方针,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文化建设上的核心思想。当然,鉴于历史教训,邓小平非常警惕政治对文化的粗暴干涉问题。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至于“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不久,他更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6、213、255—256页。)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根本指针。新的“二为”方向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文化建设的要求,它的提出标志着执政党在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调整和转变(邓小平放弃文化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在文教界尤其是文艺界曾引起热议,相当一批人感到不理解,有关争论至少持续到1982年夏。为了做通思想工作,胡乔木曾专门就此问题发表长篇讲话,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参见《胡乔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96—407页)。由此,亦可看出邓小平在该问题上的政治与理论勇气及其贡献。)。集中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就是文化不能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有了这一前提,一些长期困扰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便在相当程度上迎刃而解了或不在以往意义上存在了,如政治与行政干预过多、过于简单粗暴的问题,文艺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问题,学术艺术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时常混淆,等等。有了这一前提,历史上曾提出但未得到切实贯彻的方针,如“双百”方针等得到落实。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出发点,依据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要求,一系列新的方针陆续出台。如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的多样化现实出发,中共中央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又如,进入新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在文化的经济功能凸显,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文化强国建设方针。再如,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相互激荡中,习近平提出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任务,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述方针和思想,在文化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下不大可能提出,即使提出了也难以落实。因为在这种理念下,认可文化的多元性,认可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市场属性和产业属性,认可传统文化的无可替代性,是难以想象的,至少会小心翼翼、闪烁其词。从这样的历史长时段看邓小平在文化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思考和认识调整,其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也许更清楚。

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在邓小平那里,从建议在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稿里加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起,便高度重视作为价值观之直接体现的思想道德建设,将其视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或“核心”“中心”,虽然他很少使用价值观这一用语。

众所周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在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和战略目标。原因很清楚,物质文明建设需要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整个社会的进步才是健康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背景与过程,尤其是邓小平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或者精神文明建设之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学界和理论界已有系统研究,本文则着重分析其思想特征及时代因素。

综观邓小平的有关讲话和谈话,可以看到,他在讲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时,基本是在讲思想道德建设。在他那里,很多时候精神文明就是思想道德的同义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道德建设的重视。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之初,邓小平高扬革命的道德理想主义旗帜。形成于战争年代的革命道德、革命精神,或者说战时共产主义所体现的道德情操与精神境界,是邓小平反复言说和强调的重点。早在1979年9月12日,他在同胡耀邦等人就修改叶剑英的国庆讲话稿谈话时便提出,对遭受“四人帮”毒害的一代青年人,要加强教育,“要他们尊重集中,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并且在全国人民中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风尚”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54页。)。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比较展开地阐述了他对思想道德建设的看法和期待:“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368页。)此后,他在会见外宾时,针对“文化大革命”带给青年一代的负面精神影响,数次高度赞赏地谈到作为战时共产主义精神典型体现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传统,以及“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的良好精神风貌,指出中国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恢复和发扬中共革命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05—706、769、785—786、811页。)。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引人瞩目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阐述。中共十二大报告突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等等。为此,报告用了上千字来说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在我国从共产党成立之际就开始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已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起着指导作用;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完全实现还需要长期奋斗,但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在中国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党内外的英雄模范已经在发扬着共产主义精神。总之,共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想还是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28、30页。)报告阐述的上述观点甚至包括阐述逻辑都明显来自于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尤其是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然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到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消失了,其原因主要是为避免引起误解和困惑。因为提起共产主义,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首先想到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而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容易被人误解为承认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要求。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前,胡耀邦、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这次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有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的说法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1986年9月15日,邓小平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39页。)在邓小平的思想指导下,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与中共十二大报告的相关内容比较,要实际得多也丰满得多,这突出表现在:一是关于“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部分里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二是关于“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部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决议肯定“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的共产主义崇高道德应当在全社会提倡,但面对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要求,必须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78、1180、1181页。)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确立的这种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务实精神在1996年第二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和其后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中一直得到遵循。

如果说,邓小平在思想道德建设问题上,有一个从高扬革命的理想主义旗帜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思想演进。那么,始终珍惜中共革命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或道德观,则构成了他言说精神文明的第二个特征。综观其讲话和谈话,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尤其是艰苦奋斗,是他最重视的价值追求或精神状态。1981年1月12日和9月9日,在会见日本客人的时候,邓小平谈到中国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把“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艰苦奋斗等道德观念”恢复起来,认为现在搞四化仍然需要延安精神,需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同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一次谈及搞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1982年4月3日,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强调:“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坚持对外开放,但是终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无论干什么,都要立足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革命和建设靠自力更生,今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靠自力更生。要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间,形成这样一种风气、一种作风、一种精神状态。”同年4月7日和8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特别提到精神文明建设中需要有艰苦奋斗的内容。1989年3月23日,在会见乌干达客人时,他谈到,我们存在一个失误,在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05—706、769、785、811、813、838、1270页。)

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中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精神的重视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改革开放到来后,随着过去苦行僧式生活观念和方式的远去,随着对人的正当物质享受的承认,也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物质供应的逐渐增多,出现了物欲膨胀甚至拜金主义流行之势。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不会允许物欲横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生产力并不发达,生活并不富裕。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迅速发展,在惊叹西方物质文明之发达和文化之多彩的同时,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的潮流。上述时代背景使邓小平高度重视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历史传统。从今天的立场和问题意识出发,邓小平当年思考的实际上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核心价值追求何在或者核心价值观问题。一个政治家不可能凭空思考问题,历史经验和时代挑战无疑构成回答问题的两大支点。由此出发,邓小平从过去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也就顺理成章了,其结论的时代特征也十分明显。但同时不能否认,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均是具有长远价值的精神和道德境界,尤其在物质文明迅猛发展、物欲迅速膨胀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横扫千军如卷席”的今天,它们作为一种社会的校正和平衡因素应有其特定意义。

也是在上述背景下,尤其是在过去的过于教条、机械甚至虚幻的理想尊奉失落后,社会价值失范;在人的自我与自主意识逐步觉醒的同时,某些无视社会规范和群体生活底线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触目惊心的情况下,出于同样的目的,邓小平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中理想和纪律尤其是理想的重要性,反复强调: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人民要有理想;“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85、838、115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144页。)。邓小平所言的理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共产主义,二是爱国主义。1985年7月16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明确指出,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60—1061页。)。对于爱国主义,邓小平讲的频率较高,其原因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几乎每一次讲到精神文明建设时,邓小平都是从青年一代谈起;二是与此密切相关,在邓小平看来,青年人较容易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盲目崇拜西方。所以,他讲爱国主义总是和树立民族自尊心、增强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免疫力的角度谈起,并要求青年投身现代化建设,为民族为国家富强而奋斗。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由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的初期。就思想文化领域看,正是新与旧、正统与异端、传统与现代交织交锋的高潮期。一方面可谓思想解放、生机勃勃,另一方面又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纷至与杂沓。如何保持中国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为改革开放提供“正能量”,是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必须面对的问题。

首先,关注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中蕴含的政治倾向性,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固化,是邓小平处理思想文化导向性问题的一大特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左”的同时警惕右、反右的同时警惕“左”,可以说是邓小平保证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协调发展的重要政治思想和实践。在社会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尤其是对待社会文化思潮,邓小平也是如此,以保证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纵观邓小平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讲话和谈话,可以看到他对“左”的警惕和反对,力度大、言说频率高;但同时对右的批评与批判,同样高强度、高频率,且往往言说篇幅较长,他更多地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或“精神污染”指称右的倾向。至于反“左”与反右孰为主,完全视具体情况和对象而定,并不固化。一般而言,自1977年复出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十三大前后、1990年底至1992年南方谈话前后,主要批评和反对“左”;而1979年春、1981年、1983年、1986年与1987年之交、1989年,则对右倾或“自由化”思想的批评、反对较集中和突出。就对象而言,对于领导干部尤其是老干部,主要强调反“左”,反对思想僵化。而对于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则主要是强调反右,即反“西化”和“自由化”。1981年3月27日,在同军队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明确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1983年9月7日,在同邓力群、龚育之等人谈话时,针对“现在思想战线是一片混乱”的状况指出:我最近的有些话,要同我以前的讲话衔接起来。他们抓百家争鸣,我的讲话里还有别的话嘛。既然叫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至少算一家嘛。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讲话,过去两面的意思都讲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点,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讲的。那时“四人帮”什么都不让搞。针对那种情况,那一方面讲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面了。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31页。)这里特别需要分析的是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外宾时讲的“我们主要是反‘左’”、“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著名论断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29、375页。)。其实,如果联系到中共十三大要开成“改革的大会”的背景,联系到八九风波后思想理论界存在着一股强劲的“左”倾思潮且影响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确立,联系到邓小平亲历过“左”倾错误的切肤之痛,那么在特定背景下如此发言,以振聋发聩,从而最大限度地推进改革事业,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由此,也就不能将邓小平的上述判断当做适用于任何时期、领域和对象的言说。

其次,坚守政治底线,要求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同时“不要搞运动、搞围攻”。邓小平作为政治领袖看待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的一个基点是其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换言之,它们是否构成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或颠覆。完全可以说,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坚守的政治底线,在这方面他从未犹豫或退缩过。80年代,他不断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精神污染”,撇开具体情形不论,就是认为它们“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等等。由此出发,他不断强调要加强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呼吁“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强调“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与此同时,鉴于新中国历史上文化大批判带来的严重消极后果,邓小平提醒:“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等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0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211页。)。

再次,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倾向斗争是长期的,其目的在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而不能影响这个大局。如果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那么他指导文化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关注,同样体现着这一思想。80年代,在邓小平看来,在思想文化与道德建设领域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或“精神污染”是主要的危险倾向。所以,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言说和进行的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反“自由化”。在该方面,他突出强调两点:其一,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做长期的工作,甚至认为“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69页。)。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言说该问题总是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65页。。原因很清楚,80年代时起时伏、或明或暗的“自由化”思潮与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是离不开的。在邓小平那里,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都不能动摇,并且两者要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因如此,邓小平不断提出,要克服物质文明建设“一手硬”、思想政治工作“一手软”的状况,提醒全党:在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以后,“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48页。)其二,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倾向斗争是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以需要有节制有节奏有阶段地进行,决不能因此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因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69页。)。从实践上看,邓小平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是反对“精神污染”,均集中一段时间进行,适可而止,其限度是不能影响到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不允许将反“自由化”扩至经济领域的立场从未动摇过,由此也可以窥见邓小平掌控思想文化导向的另一种底线意识。

纵观邓小平在保持或保证文化建设与思想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到基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背景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可以窥见其探索对于日后执政党进一步妥善处理相关问题带来的贡献和启示。例如,基于邓小平对思想动态、文化思潮的政治倾向性的高度关注,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明确提炼出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要注重抓宏观、抓动态、抓导向的原则;鉴于80年代借助对某个作品或观点的批评和批判进行的反倾向斗争效果往往欠佳的教训(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看,对改革开放后思想文化的活跃和多元趋向,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思想解放与思想混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世界观、价值观选择的多元化,在不同程度上是相伴而生的。哪些文化现象属于思想解放、属于正常争鸣,哪些属于思想混乱、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非那么容易判断,只有靠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探索。例如,当年中共中央发动的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人道主义和异化观点的批评和批判,是想借助某个具体作品或观点,起到敲山震虎的警示作用,以有效地反对和抑制被认为日趋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尤其是邓小平,作为政治领袖完全从政治上观察和判断问题,不纠缠于细节,不拖泥带水,作出粗线条的政治判断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带来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它们没有也不可能复制50年代的批判方式,更不可能回归“文化大革命”方式。实际上,中共中央当年正处于抛弃旧方式、寻找新方式的过渡期,探索不可能一步到位。对此,需要给予历史的“同情理解”。),中共中央一方面继承邓小平在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鲜明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以立为本”“正面引导为主”,不搞无谓的“大批判”方针;鉴于邓小平多次呼吁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讲话,并要求注意培养年轻理论人才、提高理论说服力,此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了抓队伍建设的战略思想,并充分利用体制的力量加以落实,特别是在新世纪到来后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努力从队伍建设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双管齐下解决问题。又如,邓小平关于文化与思想论争不能影响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坚持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方针统揽各项工作包括文化建设工作,无疑是有力的历史支持。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