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战略决策与历史功绩

孙丽萍
2014年08月04日15:03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培养中青年干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以解决当时干部队伍严重老龄化的突出问题,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也是一次革命。邓小平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有计划、按步骤积极稳妥推动实现党和国家领导层新老交替的制度化、法制化,他的战略决策、历史功绩及其深远影响提供了制度改革的范例、思想和方法。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贯穿了邓小平推动和实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也面临着新的考验。邓小平推动并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他面对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新问题和新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健全干部退休制度,培养使用中青年干部,积极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奠定了改革开放30多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制度基础,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

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形成有其深刻久远的历史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的缺陷所导致的原因。但后果是不好的,甚至是严重的。邓小平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反对封建思想残余和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入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并且用十年的时间,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起适合当时干部队伍实际情况的干部离退休制度,为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以及实行各级领导干部任期制铺平了道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7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设想,到8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实现干部新老交替迈出坚实的步伐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与干部队伍年轻化、实现新老交替相辅相成,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党的中央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并不突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年富力强。经过七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开始酝酿施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的战略设想。在八大前夕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自己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想法,大家认为可行;他也谈到不当党的主席的设想,大家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为八大做准备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谈了中央领导层安排的设想: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他把这称作“防风林”,并称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为“少壮派”。他提出,因为“身体、年龄、精力各个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准备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99页。)。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七大选出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人,新增加比较年轻的陈云、邓小平两人(陈云51岁、邓小平52岁),在组织上为以后的新老交替作了准备。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谈整风问题时又说:“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到:“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转引自龚育之:《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学习时报》2003年1月6日。)毛泽东在这一年的秋季访问苏联时,还对赫鲁晓夫讲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三人有条件担任国家主席的话。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相继出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因素及其新的变化,关于毛泽东要辞掉国家主席的事情不再提及。

可以说,80年代之前我国的干部领导职务成为事实上的终身制。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相继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一大批老同志相继复出工作,成为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领导者。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此时,邓小平已经73岁、陈云72岁,而相继复出的老同志也大都到了六七十岁的年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起步。同时,邓小平也在积极思考事关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当时迫切需要建立的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因为干部队伍一方面严重老化,这是由于从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原来的年轻人此时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成了老年人;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干部人数多了,年轻干部因为没有位子上不来。这种情况不能不重视,也必须要解决。

1980年,身为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一些重要场合中,强调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中央会议上,在接见外宾和接受记者采访时,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邓小平多次阐述他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的设想。3月12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军队要“消肿”的问题,并且说要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要有退休制度,不仅军队要有,地方也要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5—287页。)。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指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42页。)从而表明了对废除终身制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6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讲述了他为什么要重提退休问题的一些思考:“我们刚建国时也规定了退休年龄,但这些规定只在工厂职工里实行了,而在机关领导层却没有实行,因为那时各级领导都还年轻。现在都老了,所以我们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48页。)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系统提出了改革的方针、任务、目标和指导原则,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谈到权力不宜过分集中,领导干部兼职、副职不宜过多,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现行制度下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他说,要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等关系到党和国家建设以及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强调“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321、331—332页。)当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年龄都超过了70岁。为打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僵局,邓小平把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与老干部离休退休一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突破重点。

在没有先例可以援引、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因为制度上存在许多不完善不科学的地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施干部离退休制度的阻力很大。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继续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360页。)。邓小平适时提出实施离休、退休制度,指出在废除职务终身制的工作中既要慎重、周到、稳妥,又要十分坚决,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他还指出,废除终身制与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战略问题要一起来考虑。当时党内也有老同志提出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建议,但还有一些同志对自己刚刚复位、马上又要退休仍有想不通、不情愿的地方,不少人还想继续工作一段时间。1981年7月9日,邓小平同杨尚昆等人谈话时说:“五年内,老同志要逐步退到第二线,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这个问题很迫切,因为事情总要有人来做。”12月31日,邓小平在听取韦国清等人汇报全军政治工作之后指出:“从全军来说,今后三年工作的中心是调整,把军队搞精干……这个问题,涉及许多老同志,要慎重,要周到,更要坚决。精简整编,着重精简军以上的人员、干部和机构。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军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55、794页。)邓小平要求对老干部的离休、退休问题,用革命的办法解决,同时认为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主持起草决议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和建议。他指出,三中全会以后“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是毛泽东曾经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之一。在邓小平、陈云等一批党内老同志的积极推动下,198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指出:“中央认为,把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提到全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有秩序有步骤地加以妥善解决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后继有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必要的,“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和健全发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必须立即着手有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使之经常化,并且严格地加以实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1、452页。)文件还规定了担任中央以及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的任职年龄界限。之后,在企业开始试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以及相应的辞职、免职、奖惩等一系列规定。

可以说,培养使用中青年干部、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同步实施,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领域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大步。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