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的层次性

——兼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秦宣
2014年08月04日15:04       来源:党的文献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改革”具有多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革命”,属于宏观层次的改革,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直接动力,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具有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第二层含义是“改进”、“完善”、“改良”,属于中观层次的改革,主要指通过改变、改正错误或消除缺点来使体制机制变得更好,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第三层含义指“改造”、“改变”、“重组”、“重建”、“革新”等,属于微观层次的改革,针对的是具体的方针政策,旨在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第一层次的改革,关键是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第二层次的改革,要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深化第三层次的改革,要切忌瞎折腾。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自1978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在推进改革进程、反思改革成败、总结改革经验的过程中,“改革”一词的多重含义常被简化,因而被人们所误解。在对外宣传过程中,“改革”常翻译成“reform”(改善)而被外国人士误读。从目前人们对改革的理解看,存在着几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由于对改革缺乏分层次的理解而误读改革,导致赞成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从而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二是不加分析地泛化改革,瞎折腾,难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三是借改革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质疑改革,进而反对改革。本文拟就“改革”一词的多重含义来分析改革的层次性,增加人们对改革的理性认识,从而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一、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一场革命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这句话曾被广泛引用,用以作为社会主义必须“改革”的理论论证。20世纪下半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相对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而言,中国属于后来者。中国的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决心就很坚定,任务就很明确,内容就很丰富,成效也非常显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在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时,就把改革同革命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他还提出过一个重要判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改革就是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相当于英文中的“Revolution”,是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属于最深层次的改革,针对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由于它涉及到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也是最宏观层次的改革。

在社会学里,“革命”指的是通过暴力快速地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得政权,创设新的体制,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航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可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种类型。政治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动力,是阶级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手段,是实现社会形态转变的根本方式。它以先进阶级和广大群众为革命主体,以夺取政权为首要标志,以变革政治体系为主要内容,以暴力革命为基本方式。社会革命同样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由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密切,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产生和发展的结果,社会革命又要求政治革命为自己开辟道路,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法国巴黎公社革命、中国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革命”一词在中国固有的语言系统中早已有之,如“殷革夏命”,指殷王朝取代了夏王朝。“革命”者,“革其王命,改其恶俗”,“王者易姓”也。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用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在使用暴力层面的意义上是一致的。“革命”一词成为今天的时代用语,源于日本。日本在走向现代化时,采用了中国《易经》中的“革命”一词来译Revolution,但排除了“武力”内涵,也排除了西方的暴力色彩,强调的是尊王改革。日本人对革命的这种理解,得到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的追捧。他说:“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可骇耶?”“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当中国现代化研究由进化范式转化为革命范式之后,“革命”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与日本人强调的“社会变革”同时被纳入革命一词的理解之中,前者类似于政治革命,后者类似于社会革命。

那么,为什么邓小平把“改革”称之为“革命”?这是因为:

第一,改革同革命一样,其性质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第二,改革同革命一样,都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作过深刻分析:“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过去之所以没有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是因为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适应的方面仅仅归结为新制度建立之初存在的不完善环节,或者是旧社会遗留的痕迹,以及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而邓小平揭示了社会主义自己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某种条件下也可能“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于是得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结论。

第三,改革同革命一样,其特点都具有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首先,革命是对旧制度的根本改造,而改革同样是对旧体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而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作修修补补;其次,革命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而改革也是全面的系统工程,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再次,革命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改革同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最后,就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它丝毫不亚于“革命”。“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所以,改革是一场革命。

显然,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就其地位、作用和影响而言的。它告诉我们一条真理,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凝固的,而是不断变革的。因此,从宏观层面讲,任何反对改革、否定改革的思想认识和做法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合潮流的。 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