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欧阳淞
2014年09月11日14:33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写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这其中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更是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他以其特有的个人禀赋、非凡的人格魅力,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对“文化大革命”、中国发展落后状况和当时国际形势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坚持、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创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不断谱写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这其中,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更是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必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深刻的反思伟大的转折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愿望的实现在此后两年中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怎样才能开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路,邓小平把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贯穿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从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得到借鉴,凝聚拨乱反正、开辟新路的共识;从对现实的准确把握中发现差距,汇聚改革开放、开拓前进的力量,从而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文化大革命”对党、国家和民族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后果。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尚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遭到巨大破坏;经济上,发展速度缓慢,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思想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倾错误理论泛滥,一些人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观念;文化上,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破坏,文化事业出现严重倒退局面;党的建设上,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败坏了党的作风,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

在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磨难后,邓小平痛定思痛,反复强调要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只有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党才能够真正汲取“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才能够真正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全党逐步凝聚起共识,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和全面拨乱反正的时机已经逐步成熟。邓小平审时度势,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前,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并就全面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端正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重大决策,使党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得以顺利实现。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页。)“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此扬帆起航、破浪前进。

(二)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整体而言,由于从50年代末以后“左”的错误接连发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仍然总体贫困,发展水平不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与周边新兴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已经明显落后。

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影响而导致人口剧增,197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37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从吃的方面看,1976年与1956年相比,粮食人均消费量从380.56斤降至351.12斤,减少29.44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从3.19斤降至1.25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23.55尺,比此前最高的1959年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平均每人只发了15.52尺布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负数,农村经济从人均水平看增长也很缓慢。面对这样的状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中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欧、日等经济体的实力有了大发展、大提升,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曾经比较落后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还有一些地区如中国的香港、台湾等,也都抓住机遇,获得快速发展。比如,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为679亿元人民币,约合305亿美元,人均约53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172.49亿美元,人均约200美元,日本人均不到中国的4倍;而26年后,即到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45.2亿元人民币,约合2165亿美元,人均约222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9807.32亿美元,人均8538美元,日本人均相当于中国的44倍还要多,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对此,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232页。)

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也才能实现根本的长治久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6页。)穷则思变,反思中国发展落后的严峻形势,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加快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

(三)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

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关系人类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的一个根本问题,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基本判断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尽管美苏争霸形势紧张,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我们党仍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认为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已经被推迟了,争取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的。但到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上半期,中国同美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以“反帝防修”口号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对抗。在这种外部重压之下,党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出现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转向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更为严重的偏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此后,极左思潮在外交领域泛滥开来。虽然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外交工作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对外政策也逐渐实现重大调整,到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之间也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但党对“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没有根本改变,“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也没有及时调整。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这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这一观点,为邓小平进一步反思国际形势、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页。)这表明,邓小平通过冷静观察、认真思考,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判断。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使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并成为我国调整国际战略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事物的发展总是否极泰来,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把握是走向成功的前提。正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状况的深刻反思,才使邓小平意识到必须另寻出路;而正是因为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才使邓小平有可能从容地去探索一条新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愈加坚定、步伐更加稳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经根植于中华大地,便显示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光辉旗帜。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