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视野下遵义会议的
价值及意义

武汉大学 丁俊萍 胡永干
2015年01月12日12:10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编者按: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2014年12月13日,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遵义师范学院在遵义联合举办“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座谈会”。会议主办方从近百篇征文中,遴选部分论文结集出版《遵义会议研究》,该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的入选论文。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在严重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作风、能力、方法和传统,对于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仍具有价值和意义。

一、遵义会议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精神状态和危机管理能力,把中国共产党从危局中挽救了出来。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严重危急关头,以解决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为目标,主动探求挽救革命之道的行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务实与担当精神和高超的危机管理能力。这种务实与担当精神和高超的危机管理能力,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严重危机中挽救出来。

第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务实与担当精神的深刻体现。遵义会议在解决中国革命最紧要问题的过程中,处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务实精神。中国共产党把军事和战争问题作为遵义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便是务实精神的生动体现。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军事问题直接关系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只有先解决好这一最紧迫的问题,党和红军才能生存下来,才能谈得上继续发展。如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涉及面太广,将很有可能使会议陷入无谓的争论,从而不能就当时最紧迫的问题达成共识。对于此点,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有着深刻认识。毛泽东曾说:“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1)周恩来曾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2)

同时,中国共产党面对革命危局,既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消极逃避,而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使命感,主动纠正自身错误。毛泽东作为“左”倾路线的受害者,在革命危急关头,没有消极沉沦,牢骚抱怨,更没有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勇敢面对中国革命挫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带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挽救革命、挽救红军之道,拨正革命航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担当精神的高度体现。

第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危机管理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集中展现。遵义会议召开时,党和红军所面临的危局可谓千钧一发,既急又险。这种局面极度考验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检讨能力和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能力。遵义会议的召开及成功,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能力。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临危不乱,以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镇定,既具战略远见,又富策略艺术地妥善处理了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确立了正确的军事和组织路线,最终力挽狂澜,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能够及时判明形势,找出问题的关键,灵活机动,不拘泥于任何教条。当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中国革命再次遭受重大挫折,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又不断受到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这种局面下,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冷静分析自身的优势,即“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3),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积极寻求对策。同时,又能从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下,发现领导人没有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失误是导致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不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4)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把握能力和对自身力量的认知能力。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其次,中国共产党处理危机有急有缓,能够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对政治路线问题则不予涉及,以便取得最大的共识,共同解决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伍修权都有过论述。1972年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指出:“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并说:“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5)伍修权也提到“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6)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正确的处理问题的策略,才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

总之,在危机面前,遵义会议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素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也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一个具有高超的危机管理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二、遵义会议上发扬的民主作风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长远价值

(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团结的生动写照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白成立以来就重视党内民主问题。但因为受制于战争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状态,党内民主作用的发挥一度受到了很大局限。然而,遵义会议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发扬党内民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型范例。遵义会议上所体现出的民主精神和作风,至今仍闪耀着光辉。

首先,遵义会议对争议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与会者广泛参与到讨论中来,并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大都表达了自己对军事问题的见解和看法,无论是“左”倾军事路线的代表,还是正确军事路线的支持和拥护者,都有机会和权利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在表达过程中有呼应、有争论,不同意见充分交流、碰撞,从而在争论中使正确的军事路线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体现了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正确军事路线的支持和拥护者并没有因为“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剥夺其说理及自我辩护的权利。“左”倾军事路线的代表者博古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7)

其次,遵义会议体现了民主所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在遵义会议上,双方的争论有时候十分激烈,但仍保持着理性精神。“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8)同时,在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提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9)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遵义会议在解决党内严重分歧时体现了民主的理性精神。

最后,遵义会议依照民主原则,选举产生新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以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都是通过民主原则,根据与会者自己的意愿选举产生的。没有强迫和压制,没有家长制,一言堂。这充分体现了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的意愿,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运用民主的办法解决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新的领导集体获得了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的衷心拥护,而“左”倾路线的代表如博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最终经受住革命的考验,继续为革命做出贡献。遵义会议所体现的民主,既有效地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又有效地团结了同志,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直到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和增强党的团结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遵义会议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做法,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遵义会议是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展开了正确军事路线和“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是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前提,也是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到底是客观上敌人的强大,使第五次反“围剿”没有胜利的可能而最终必然失败,还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了失败?这成了会议斗争的焦点。在这个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对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自我、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并走向成熟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或重大事件之后都注重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例如,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八七会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遵义会议,都是在紧急关头总结历史经验、推动革命继续前进的重要会议。又如,党的历史上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更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通过这样的总结,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路线上来,以进一步凝聚全党力量争取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仍然注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例如: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经验等,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继承。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总结中,发现自我,提升自我,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不断进步。事实证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之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遵义会议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在遵义会议上,这些基本点得到了体现和实践。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的正确路线,对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

(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成功实践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经验和教条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这一思想方法得到成功实践。遵义会议面对中国革命的危局,通过反对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主张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寻求挽救革命之道,最终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建立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惨痛教训基础之上的。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军事上的表现。至遵义会议召开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已达四年之久,之所以在遵义会议时才对其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纠正,正是由于这一错误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严重失败的事实,使得其错误的严重危害性更加显露出来,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从亲身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其严重危害性。遵义会议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的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0)正是在革命遭受惨痛失败的严峻事实的教育和启发下,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才逐渐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危害,从而要求召开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讨论军事路线,这便有了遵义会议。可见,遵义会议召开本身就体现了实事求是。

2.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遵义会议从中国革命的客观事实出发,批判了博古等人“过分估计了客观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11)。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12)。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上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3.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特点的军事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支持和拥护。而不顾中国战争实际特点,照搬苏联经验或欧洲战争经验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军事路线则遭到了质疑、批判和抛弃。从本质上讲,之所以说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就是因为这一路线揭示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一条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特点的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体现了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气。

总之,“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13)而遵义会议纠正这一错误的过程,就是回归客观事实、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

(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优秀典范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遵义会议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充分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

1.遵义会议的召开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和要求。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遭受重大挫折的关头,“左”倾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认识,并要求改变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些同志不仅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也包括红军重要将领,如彭德怀,聂荣臻等,更包括普通红军战士。据伍修权的回忆,在李德等人错误路线的指挥下,“红军苦战一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了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愤愤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1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对此有所阐述:“‘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日益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 (15)这说明,在领导干部、党员群众中普遍滋长了对“左”倾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产生了要求改变错误军事路线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遵义会议。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广大党员群众意愿的反映。

2.遵义会议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接受了群众的意见和主张。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主张,因反映了中国战争的实际特点,因而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支持和拥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遵义会议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肯定,事实上就是接受和认可群众意见和主张的过程。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对敌作战中,曾不止一次地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提出符合战争实际特点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在遵义会议前,没有被采纳。“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16)而在遵义会议上,“左”倾军事路线得到了全面批判和纠正,广大指战员提出的符合战争实际的作战建议已包含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之中,在遵义会议上被全面接受和采纳。

3.遵义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遵义会议结束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军事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从根本上来看,它挽救了人民大众的革命,为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留下了火种和希望。从直接影响来看,它减少了红军指战员的损失和伤亡。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的决定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所以,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引起了广大党员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共鸣。聂荣臻在回忆遵义会议的传达时这样说:“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17)“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18)这充分说明,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军事路线,代表和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因而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敢尝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之一,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的指导,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指导不尽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也是造成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实行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的短促出击的战术,都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因电台故障暂时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了契机。遵义会议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二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

就军事路线问题而论,在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从中国本土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思考中国革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积极寻求对策,十分坚定。以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留苏归国的革命家,也开始从中国革命的挫折中逐渐看清“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而注重从中国战争的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得出自己的见解,难能可贵。这些思考都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独立自主的特点,基本未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干扰。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提到,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就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并因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即使后来李德通过博古向张闻天转达了“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暗示和劝告,但是“张闻天同志根本没有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也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毛泽东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并且“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20)正是由于这些同志的独立思考和启发,才使得广大红军将士逐渐认清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为军事路线的纠正奠定了基础。

就组织问题而论,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的改组未受共产国际的干扰,甚为不易。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要么直接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进行,要么是奉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在未受共产国际干扰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和自己的意愿选举产生自己的领导集体,并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

总之,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一次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召开并取得伟大成功的会议,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考验和检验。这次会议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方法和卓越能力的集中展现,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优秀素质合力作用的结果。遵义会议上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精神状态、领导能力,优良传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党的建设的基本因子,不仅在当时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对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恒久的价值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1)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2)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第71页。

(3)《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5页。

(4)《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5页。

(5)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第72页。

(6)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26页。

(7)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27页。

(8)同上书,第125页。

(9)《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21页。

(10)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27页。

(11)《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4页。

(12)同上书,第21页。

(1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遵义会议文献》,第59页。

(14)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

(1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49页。

(16)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4页。

(17)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设文献》,第107页。

(18)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108页。

(19)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7-118页。

(20)同上书,第118、120页。

(责编:颜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