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泉整训与红军早期的党和军队建设

石仲泉
2015年06月08日10:26      

新泉整训正值毛泽东上井冈山开辟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两年之际。这两年既可视为红军初创时期,也是党的幼年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红军的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探索。从井冈山斗争到新泉整训,再到古田会议,探索在总体上是顺利的,放射正能量的。红军内部包括领导人之间,由于经历不同、文化底蕴有异,对探索中的一些方针和制度以及工作有不同意见,乃至发生争论属于正常现象。正是通过这些争论,对不同意见的听取和磨合,最后形成共识,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轨道。

一、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成就与方针歧见的表露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革命军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发动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两支革命队伍组建为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指战员骤由原来的2000多人剧增到10000余人。红四军的成立,是中国工农红军具有完整建制的最早的部队,堪称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成就是多方面的。比如:重建党的地方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地方政权,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全面领导根据地的建设和斗争;在根据地普遍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1928年12月颁布党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奠定了后来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初始基础;抗击国民党军的多次“会剿”,在1928年6月后就进入根据地全盛时期。但是,最伟大的成就还是在取得上述诸多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井冈山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来的实践经验,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强调在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重要依托进行革命斗争。尽管那时还没有明确“乡村为中心”思想,但是,作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载体的井冈山道路的开辟,为探索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如果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那么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就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基本源头。

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成就也说明:红四军的广大干部,包括主要领导人之间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如要武装斗争,扩大红军队伍,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军中要建立党的组织,进行政治工作,要有组织纪律,注意群众关系等,其认识是一致的。否则,不可能取得上述伟大成就。这是基本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红四军的构成来自不同方面,经历各异,在一些问题上难免有不同看法。有的强调这一方面,有的强调那一方面;有的看法基本正确,有的则可能偏颇一些;有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正确些,有的可能在那个问题上正确些。不同意见的分歧在那时已有所表露。比较大的分歧有两个。

一是在井冈山时的歧见,主要表现为要不要“分兵远攻”。一种意见强调井冈山地形易守难攻,群众基础好,倾向于集中兵力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另一种意见强调地区狭小,加上敌人封锁,经济极度困难,倾向于分兵下山,远道游击。在湘南八月失败之后,批评主张远出游击的人为“逃跑主义”;另一方则将巩固根据地的意见称之为“保守主义”。朱德和陈毅当时并不主张远出湘南,但对远出的主张制止不力。毛泽东给部队做工作,说明朱军长本人是反对去湘南的,才使矛盾有所缓和。以后,湘赣敌军对井冈山实行大规模“会剿”,红四军主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战赣南闽西。这时,被批评为“逃跑主义”的主张又不服输了。但在转战赣南期间,红四军很秽气,被敌军追逼着打,四次战斗皆失利。由于大敌当前,内部分歧暂时平息了。

二是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的歧见。这主要为如何认识军委与前委的关系。还在红四军下山前,中共中央1928年的“六月来信”,对边界的党和红军的许多重大问题作指示时,曾指定朱德为军委书记,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是党在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军委受前委领导。在转战赣南期间,前委无地方工作可做,与军委工作重叠,而这时红四军又很困难,特别在寻乌圳下几乎溃不成军,于是在1929年2月初的寻乌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取消军委(名为“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以减少层次,便于直接指挥;但这样的结果,毛泽东身兼数职,党权、军权、政权、人权和财权,全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了,而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则停止了活动。二是不讨论“分兵”问题。在转战游击和不断被敌军追着打的困难条件下,原来主张“分兵”的同志又将问题提出。他们认为,人多目标大,给养和宿营困难,要求前委讨论“分兵”。毛泽东知道,如果前委讨论,这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强行压下,未予讨论。这为矛盾的激化和争论的加剧埋下了“引线”。

二、朱、毛争论与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

1929年2月中旬红四军在大柏地打了翻身仗之后,形势逐渐好转,穿插赣南、闽西游刃有余。这时内部的矛盾开始由隐渐显,由比较平和的讨论发展到带有情绪化的激烈争论。

(一)三个因素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促使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不同意见越来越公开化,主要有三个因素。

一是红四军在4月接到中央“二月来信”。该信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的发言,对革命形势的好转作了悲观估计,提出朱、毛离开部队和队伍分散游击,以缩小打击目标的主张。这使原来提出“分兵”意见的同志感到符合中央精神。应当指出,中央“二月来信”提出红四军分散游击的意见是错误的,随后中央来信已承认这个错误,但当时持“分兵”意见的同志没认识到这个错误。中央改正的意见几乎是在半年之后了,这使双方的争论持续了相当时间。

二是5月初中央派来的刘安恭没起好作用。他是四川人,早年进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并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旅欧留学的早期党员之一。回国后,又与朱德、陈毅一起在四川军阀杨森部队中任职,策动杨森响应广东革命军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回国后,即由中共中央派他来红四军工作。由于他是从苏联回来,又是中央派来的,不仅在军事理论上能说一套,而且还有一定指挥才能,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接替毛泽东所兼此职。红军二次入闽,在5月下旬攻克龙岩后,鉴于地方工作繁忙起来,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任命他兼临时军委书记,使毛泽东更能集中精力处理军队和地方的重大问题。但是,他担任此职后,不作调查研究去了解苏区情况和红军特点,而是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削弱了军队中党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提议成立临时军委的初衷,是为了协助前委加强军队建设,而刘安恭上任后第一把火,指向前委,直烧毛泽东。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竟然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个决定首先违背组织原则,军委是下级机关,前委是上级机关,哪有下级机关来限制上级领导机关的道理。再从这个决定的实质看,如果前委只讨论作战行动方针,不能管其他,那前委就无法领导全面工作,这违背中央对前委工作职能的要求,等于取消前委领导。对于刘安恭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很恼火,认为这是在与前委分权;政工干部也不赞成,认为刘安恭有野心。刘安恭利用传达中央“二月来信”之机,播弄是非,散布领导人分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在军中制造思想混乱。

三是林彪的信激化了矛盾。6月上旬,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就是否重设军委问题讲了个人意见,有的看法还是有见地的,但是在信中对朱德进行了非实事求是的指责,说现在四军里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派别,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许多党员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他还用了“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无耻的阴谋”等超出党内正常批评的语言,攻击直接提拔他的朱德。这对已经开始表面化的毛、朱间的不同意见起了火上浇油作用。

(二)三次前委会议凸显朱、毛矛盾。首先是湖雷会议。1929年5月下旬,红四军二度入闽、攻占龙岩和永定后,于月底在永定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由于受中央“二月来信”影响,在会上,两种不同意见以刘安恭和林彪为代表公开交锋。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批评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指责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林彪等不同意对前委的批评,提出:现在红军只有4000多人,又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之中,“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再设军委的要害在于与党分权。会议争论激烈,领导人都亮明了观点。前委成员谭震林、蔡协民赞成林彪的意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朱德等一些军事干部支持刘安恭的意见。

二是白砂会议。红四军在6月上旬二次攻克龙岩后占领上杭白砂。次日晚,前委继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设立军委问题。这次会议扩大到连以上干部。前述林彪的信就是在会前几个小时,派人飞马送交毛泽东的。会议开始,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并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毛泽东的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前委、军委发生分权现象,前委不能放手工作,但又要担负领导责任,陷于不生不死状态。二是根本分歧在前委和军委。三是反对党管一切(认为党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归支部(主张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也要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这三个反对使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是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根本问题。林彪发言,声明他的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点名批评说: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领导。刘安恭不赞同林彪的看法,批评毛泽东的书面意见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评论朱毛两人确实存在很大区别。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他建议用完全的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刘、林两人的发言将朱、毛二人推到了前台。朱德发言回应林彪说: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确实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也说得不对,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毛泽东发言对是否设军委再次表示说:从机构设置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好工作,提出辞职。毛泽东的这个声明使全体与会者为之一震,许多人对刘安恭的发言表示反对。会议最后对是否设置军委举手表决。与会41人,主张撤销临时军委、不再设正式军委的有36票,赞成设正式军委的有5票。这样,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被免职,调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其军政治部主任职务也被免去,由陈毅担任。

三是新泉会议。白砂会议后,围绕要不要设立正式军委的分歧没有解决,争论双方仍然各持己见。前委在毛泽东执意辞职的情况下,决定暂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红四军于6月10日进驻新泉休整扩编。在新泉7天,连以上干部,特别是纵队干部,天天开会,继续就前述的分歧展开讨论。最后争论聚焦在“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无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问题。毛泽东、朱德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在会上作了答辩。

在新泉期间,根据前委要求,毛泽东、朱德两人写出书面意见,陈述观点,供党内讨论。随后,《前委通讯》第3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信》(6月8日)、《毛泽东复林彪同志的信》(6月14日)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信》(6月15日),还有刘安恭的意见等,一并刊印出来,党内领导人的争论完全公开化了。

毛泽东的信从红四军的历史和所处环境两方面考察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信中分析了四军不能绝对地建立党的领导的三条原因:一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带来了许多旧思想、旧习惯;二是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的环境中拖出来集结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便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三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理论从远方到来,使其提出的一些站不住的理由振振有词。信中认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该信逐一批驳了流寇思想、党内有家长制、党代替了群众组织等观点。

朱德在信中发挥了在白砂会议上的发言,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答辩。他认为,说“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党管理一切),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说“反对党管一切”的口号出自于我,不能接受。信中还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该起核心作用。“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它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予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使军事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负责军事的党员要求在军事机关起核心作用,不是“代表军官争自由,与党分权”。目前的问题是“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我反对的“不是集权于前委,而是集权于前委书记”。

前委公开发表这些信文的初衷,本是让广大党员干部参与讨论,结束纷争,为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好准备。但其结果事与愿违,反而使争论更加扩大开来。毛泽东批评人甚多,有的批评也过头一些,因而对毛泽东的意见也多些。这三次会议助长了四军的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

(三)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6月19日,新组建的红四军第四纵队三打龙岩,攻克县城。3天后,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开幕。这次七大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负责筹备。他认为,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朱、毛都是他的领导,关系又非同一般。他与朱德是同乡、视朱德为兄长,曾跟随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从三河坝辗转粤闽赣,发动湘南起义,同上井冈山;后来又一起下山去湘南遭受了八月失败,与朱德同甘共苦、情深谊长;红军能有目前的发展,朱德的建树不可抹杀。上井冈山后,特别是经历湘南八月失败后,他对毛泽东的政治魄力、军事才干、思想作风和渊博知识与诗人气质十分敬佩,视毛有如师长;他认为毛的领导是正确的,但作风不民主。他对朱、毛的论争采取“和为贵”。他后来说过:当时毛泽东找过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对毛说:你们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

出席红四军七大的,既有前委委员、全军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也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陈毅主持大会召开,作工作报告,代表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据参加七大的老同志回忆,会场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代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有的过了头。代表们对朱、毛等领导人的批评,有的意见很中肯,但不少意见很偏激,特别是对毛的意见更尖锐些。朱德发言承认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毛泽东发言重申自己的看法,强调要根据四军的实际情况,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活动,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纪律。他表示:对他的批评,现在不说;对他有帮助的,他会接受;不正确的,将来会通过实践得到证明。

陈毅起草的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对上述争论问题发表了结论性意见。这些意见既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要具体分析。不过,七大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同时,又展现了极端民主化倾向。会议对朱、毛二人的缺点进行了批评,认为有同等的错误,但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会议最后选举前委领导成员,原由中央指定的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由陈毅当选为书记。

(四)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七大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请求,新前委同意他到闽西地方工作和休养。支持毛泽东的一些同志情绪有些波动,有的调整了工作,有的要求离开四军,包括林彪也提出去苏联学习。新前委书记陈毅将七大《决议案》和《前委通讯》第3期等材料呈报中共中央。7月下旬,中央要求四军派领导干部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四军情况。前委全体成员到毛泽东所在的上杭蛟洋开会,陈毅将去中央开会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并表示赴沪期间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两人的看法还未一致,毛泽东坚持不受。这样,前委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红四军在9月中旬攻下“铁上杭”后,前委决定在县城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但由于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和毛泽东离开前委养病后,四军领导不健全,政治工作松弛,极端民主化倾向更加严重。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代理前委书记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希望他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回信拒绝: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四军党内是非未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在八大前,第二纵队参谋长郭化若等又联名写信,请他回来主持红四军的八大会议,也被谢绝。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由前委代理书记朱德主持召开。由于会前准备不充分,又无系统的工作报告,只提出几个问题交大会讨论。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嚷嚷吵吵,毫无结果。与会的熊寿祺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会选举前委委员,为了让各纵队都有人参加,将前委扩大为17人。前委事先对于选举没拿任何意见,全在大会上临时推选。这样,选出来的四军第八届前委没能改变过去的涣散状态。大家意见纷纷,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四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时任三纵队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许多代表支持。朱德也表示: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但他担心毛不回来。于是,让几个同志给毛写了“敦请信”:接此信后若不回来,要给以党内处分。这样,毛乘担架从永定赶回上杭。但此时八大已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红四军八大会议开得不好,但它也有一“功”——广大干部明显感到,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这促进了许多干部的思想转变,为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作了一定准备。

三、中央的八月“指示信”和“九月来信”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党内争论和出现的极端民主化状况非常重视,接连发出指示予以积极指导。这为在四军内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指明了方向,从而也为新泉整训和古田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一)中央的八月“指示信”。党中央收到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和七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以及七大《决议案》后,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并于8月21日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该信充分肯定红四军的发展,赞扬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大,“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还肯定了红四军前委的工作和七大的那些正确结论。同时对七大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七大在敌人“会剿”的严重形势下,没有“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决议案无一语引导全体同志向着敌人争斗”,而将主要精神“解决党内纠纷”,这是不好的;刘安恭的发言,“润之、玉阶同志”的答辩,都“看出你们整个的精神是正用在对内”,应扭转这种倾向。

《指示信》对有关红军建设的若干原则问题作出明确指示,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必须坚决执行这一路线;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政治部工作和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和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对群众宣传不甚切合,会引起不正确的解释和认识;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和军委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应合在一起,用不着再组织军委了;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但并非不要“党内民主化”,“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不过讨论时要更有集中的指导”,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书记“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1]83-87

《指示信》的意见与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是一致的,并且纠正了毛的一些不准确说法,有些观点比毛更明确、讲得更周全。但是这封《指示信》,红四军没能在八大召开之前收到,使八大走了弯路,造成四军历史上的一段曲折。陈毅在中央看到此信后深受教育。1929年8月底,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毅报告。政治局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四军问题,并代表中央提出比《指示信》更加全面的指导性意见。

(二)中央的“九月来信”。三人委员会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召集。周恩来阅读了陈毅的报告,对红四军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四军七大及毛泽东与朱德的分歧和争论的由来也更为清楚。他高度地评价红四军的斗争经验,指出:这些经验很宝贵,许多经验在中国是“别开生面”的,这是红四军的创造。照这些经验去做,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就是红四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对全中国都有影响。同时,他在八月《指示信》基础上,进一步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对处置领导内部分歧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意见。(一)红军领导应集中主要精力对付敌人,前委召开七大没有将注意力引导对外斗争,而将争论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争论的倾向;(二)七大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得出一个政治标准来判别谁是谁非,缺乏政治眼光;(三)七大前的前委扩大会议和七大的开法,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四)对朱、毛的缺点,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进行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而许多批评又大多是主观推测,这只会使纠纷加重。

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达成了共识。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起草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以周恩来起草的八月“指示信”为基础,充分吸收一个多月来三人讨论的意见,完成了起草任务。周恩来对起草稿仔细审阅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于9月28日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该信论及了九个问题,基本内容和观点是:

——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征。认为导致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军阀混战将继续发展。红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存在,并继续向前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个论断,对于提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起了奠基作用。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认为主要有三项: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扩大队伍;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这个规定既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也比井冈山时规定的打仗、筹款和发动群众的三大任务有了发展。

——关于红军的分兵与集中。认为这只是某一时期工作方式的便利问题,绝不能把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这否定了主张分兵的观点。

——关于红军的群众工作。它特别强调了调查工作和群众路线问题,指出: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这两条对于后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的形成,起了奠定根基的作用。

——关于红军的自身建设。认为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来扩大红军,对参加红军的农民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在组织系统上,红军目前仍可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来号召;党代表制度应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任,但不可再兼政治部主任;红军要严格军事训练,加强战斗力;要加强纪律与处罚,坚决废除肉刑。这对于军队建设也起了奠定根基作用。

——关于红军中党的领导。提出党的组织系统可保持现状,前委下面可不成立军委;“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关于反对极端民主化。它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不能用反对“家长制”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为极端民主化打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做“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

——关于朱德、毛泽东的争论。它对朱、毛两人“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工作方法“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作了批评,肯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为挽回过去争论造成的损害,前委应该:(一)加强前委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斗争;(二)在帮助纠正朱、毛两人的缺点后,要恢复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三)朱、毛仍留四军工作,经过前委会议传达,对毛泽东的工作安排“须使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1]91-105

中央“九月来信”对于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非常重要。朱、毛二人的分歧最初并不大,但毛泽东担任一年半前委书记,没有征求过朱德的意见,使他的一些不同看法没有发表机会。刘安恭来四军挑拨,林彪“选边站队”,使两人的矛盾激化了。由于朱、毛是四军的两位主官,陈毅夹在中间很难办,只能两边“各打五十大板”。为此,毛泽东对陈毅意见很大,认为他搞调和折衷。中央“九月来信”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表明了态度,这不仅对于红四军,并且对于各根据地红军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四、新泉整训和古田会议决议

陈毅回到闽西后,于11月中旬在上杭官庄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随后在长汀接回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成员表示,诚恳接受中央批评。陈毅当面向毛检讨,详细介绍上海之行情况;毛也表示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信说了些伤感情的话。朱、毛握手言欢。前委三位主要领导,自此摒弃前嫌,又并肩战斗了。

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毛、朱、陈三人笑逐颜开,一扫湖雷会议至七大会议的阴霾;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认真讨论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认为四军此时不加以整顿和训练,难以落实中央要求,执行党的政策,遂决定集中进行整训,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作准备。

(一)新泉整训。12月初,红四军到连城新泉进行军事政治整训,即“新泉整训”。这是红四军在半年之内第三次到达新泉了。第一次是红四军在5月下旬从赣二度入闽时进入新泉境内,驻扎庙前营宿。第二次就是上述6月中旬到新泉休整召开了前委会议。这次到新泉整训,是因为敌军正着手准备第二次三省“会剿”,为避开敌军锋芒,将部队转移到基层红色政权比较稳固、群众发动比较充分、物资供应比较充裕的新泉来进行10多天的政治军事整训。

按照前委分工,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顿,朱德负责军事训练。政治整顿旨在明确中央要求的红军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这主要进行了三方面工作:首先是召开各种调查会。一是地方干部群众参加的调查会,了解乡情民意,群众对红军的意见;二是深入连队的士兵调查会,了解战士们的思想生活状况,官兵关系和对领导的意见与要求;三是召开连长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鼓励大家谈出红军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及建议。其次是开展思想教育活动。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指示,对半年来已经暴露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中央指出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部队内部展开讨论,初步明辨是非,为统一思想认识打好基础。第三,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对纪律松弛进行初步整顿,并结合当地习俗情况,对两年前初上井冈山时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生态初始版本(去年我去永定考察时,永定党史办同志说:在1929年5月下旬红四军由龙岩转移永定途中,在红四军夜宿坎市一家店铺的墙上留下的红军标语,写有包含“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算一说,但也不必否定在新泉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些老同志的回忆在做进一步研究后也应当尊重——作者注)。军事训练旨在根据中央“九月来信”要求,加强官兵军事素质和提高战斗力。主要工作:一是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全军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二是加强红军的制度建设,制定红军的若干条例、条令等法规,使其逐步健全起来;三是朱德讲授组织编写的《新游击战术》,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知识和战术意识;四是培训地方武装干部,上军事课,为发展地方武装和巩固地方政权打基础。

新泉的政治军事整训,既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也为起草九大决议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文字准备。

(二)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红四军在新泉整训后,于12月中旬进驻上杭古田,一方面继续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另一方面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1929年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九大开幕,与会代表有120余人。陈毅首先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等中央文件。随后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各个报告,对党和红军建设的各种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包括八个问题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次日,大会选举前委领导成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和毛泽东在会前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以及各项具体准备工作,红四军九大开得十分成功。它不仅是红四军历史上一次最重要的会议,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古田会议决议,既吸收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又根据四军的实际情况作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大大地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内容。它对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对于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对于红军的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对于红军的宣传工作;对于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原则等,都在理论上作了重要发挥,并有许多深刻的论述。说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不为夸张。古田会议在红军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地位,有如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一是具有拨乱反正的味道,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二是初步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许多重大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伟大实践。它确立的建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经中共中央推广,各地红军也都贯彻了,从而使整个红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军原则基础之上,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建设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它强调的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理论的原生形态,对于后来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迄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既然古田会议有这么伟大的意义,而新泉整训则是古田会议的重要准备。如果将古田会议比喻为是在唱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和人民军队的一场大戏,那么新泉整训则是这场大戏的序曲。讲古田会议不能不讲新泉整训,它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使之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起了奠基作用,功不可没。

注释:

①熊寿祺(1906-1971),四川人,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随后转战赣南、闽西,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党代表(纵队长为林彪)。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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