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的庐山会议

万毅
2015年06月10日16:37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苏联突然停止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宋任穷执意要我同去庐山汇报

○在小组会上发言,表态基本同意彭总的信,肯定彭总“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

○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风云突破,很快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刚一说话就被主持人打断,“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

○在军委扩大会上,和邓华、洪学智、钟伟一起被揭发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得不离开军队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时,开始我没有参加。我留在北京,在国防科委处理日常工作。当时我的职务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7月中旬的一天,宋任穷同志到国防科委来找我。当时他是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他告诉我,苏联以与美、英等国进行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为由,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从而打乱了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同志很着急。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建议他直接去庐山,向参加庐山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等首长汇报。因为国防科委还有日常战备值班等许多事要做,我不想去庐山,但宋任穷同志执意要我一同去,我只好与他同乘一架飞机飞抵九江,然后换乘汽车上了庐山。我们到庐山的那天是7月15日,我们先向聂帅作了汇报,聂帅又和我们一起到了彭总那里。因为7月14日,彭总刚刚给毛主席写过那封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所以在我们谈完工作以后,他很自然地说起给主席写信的事,讲到“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听了后,认为彭总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并且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是唯心主义的嘛!”就因为这件事使我后来被迫在庐山会议上作了检讨,检讨文字还被印进会议文件里了。

  7月16日,毛主席在彭总的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原来没有参加会议的林彪、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等也都被召到了庐山上,宋任穷同志和我也被留下来参加会议。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组,组长没有变动,组员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宋任穷同志分在第一组,担任副组长;我分在第六组,组长是欧阳钦同志,副组长是江渭清和张国华同志。

  庐山会议的前一段,就是我们没有参加的7月上半月的会议,各小组集中讨论学习、形势、任务等十几个问题,听说气氛比较轻松,被人们称为“神仙会”。毛主席批示后,小组重新划分,参加会议的人员也增加了,预示着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我当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参加小组讨论的第一天(7月17日上午),毛主席的批示和彭总的信正好发下来要大家讨论。当时多数同志还不理解毛主席要大家讨论的用意,更没有想到这会演变成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所以在17日至22日的6天讨论中,大多数人赞同彭总的一些看法,许多人还说了不少相似的事例。在我们第六组中,张国华同志讲了他爱人回江西探亲时,看到农村中出现的问题;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邓洁同志讲了手工业中的一些问题。董必武和聂荣臻同志在第六组参加讨论,对彭总的信也没有提出批评。我记得,只有一位青海省委书记,不同意彭总的观点,说他们那里的小麦亩产7000多斤。

  7月22日上午,小组讨论已进入第六天,我在小组会上作了第一次发言。我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增产无限论等”,我认为这“是搞精神第一性”。我说:“对于重点与一般、多快与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我还讲到:“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今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等。”

  这些话都整理到会议简报中了。在我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我的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

  当时,我还表示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我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表态惹了大祸。不过,我的发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和我的看法相似,只是没有表示基本同意彭总的信。在其他小组,讨论的情况和我们第六组差不多。不少同志都讲了一些与彭总的观点相同的看法。但是在我发言后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早晨,我们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当大家来到小礼堂时,气氛还和往常一样。但是毛主席只讲了几句,就使人感到气氛变了。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他虽然讲到“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但是,很快便把话锋转向另一种倾向。他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对于“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毛主席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全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毛主席的这段话,显然是针对彭总的信。因为彭总信中提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主席越说越严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他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听到这里,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两年前(1957年)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感到十分震惊。散会以后,我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彭总立刻迎上去,贴近毛主席,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主席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我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我听得很清楚。而林彪这时恰好站在我身旁,他手里拉着一棵小树的树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是什么态度。

  毛主席7月23日的讲话,完全改变了会议的内容和气氛,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总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彭总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我因为表示过同意彭总的信,很快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23日以后,以批彭为主要内容的小组讨论又持续了一周。

  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8月2日接着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列席人员,人数几乎相当于前一个会议的两倍。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明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二是路线问题。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他说: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什么事,前半个月是‘神仙会’,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有些人所以觉得没有自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求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都做坏了。五七年不是有人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嘛?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内分裂;当时还没有明显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毛主席讲的这些话,把彭总的问题上升到分裂党的路线斗争高度。按照这个调子,各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了严厉批判。批判的内容已经不只是彭德怀的那封信,而是任意引发延伸开去。一方面是清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另一方面是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和对那些在前段会议期间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进行揭发、批判。我就是被批判对象中的一个。

  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我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但是在回答关于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时,我还是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我说:“我与彭德怀同志的来往,除工作外,没有单独在年节到他家去过。因谈工作,在他家吃过一次饭。1955年出国代表团我是顾问,朱可夫送他的和平牌收音机,我向他要,他给了我。如果说有物质上的拉拢,也只有这个,但是是我主动要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我作为中共中央的一名候补委员,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想解释一下我在小组会上的那个发言。可是我刚一开口,那天主持会议的某西南大区领导就打断我的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我只好坐下了。坐在旁边的薄一波同志,可能觉得该领导的话过于生硬,便说:“万毅同志,回去到军委会上讲吧!”

  当时,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的迹象已十分明显。8月16日,八中全会闭幕的那天,当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时,会场上的气氛异常紧张,真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毛主席念完决议后,问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人讲话,也没有让大家举手,就宣布决议通过了。

  八届八中全会8月16日在庐山结束,我与彭总乘一架飞机离开庐山,先在济南停了一下,19日回到北京时,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已在前一天开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000余人,规模是空前的。各大军区的全部领导(只留一人值班),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军政主官都来了;全军师以上单位也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会议用10天时间,传达学习庐山会议文件以后,把原来的15个小组编成两个规模很大的综合小组。第一综合小组,有170多人(还不包括一些列席人员),光组长、副组长就有十几位,负责揭发批判彭德怀。第二综合小组负责揭发批判黄克诚。在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在北京还召开了揭发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湖南省委则开会批判周小舟。

  军委扩大会议由接替彭总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的批判,从庐山会议一直延伸到炮击金门、高饶事件、抗美援朝、保卫延安、百团大战、长征途中……按照8月11日毛主席在八中全会讲话中定的调子,彭总被批成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改变,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投机革命的。而且还耸人听闻、无中生有地给彭总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

  军委扩大会开到9月5日,又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对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四人进行揭发批判。邓华曾接替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有人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从而成了被批判对象。洪学智是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因为他与彭、黄关系密切,对彭、黄的揭发又很少,也成了批判对象。当时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则被扣上包庇黄克诚的罪名。

  对我的揭发批判,也向纵深发展了。最可笑的是,有人揭发我在西安事变时,把东北军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东北军120师师长赵毅。西安事变时我还没有入党,怎么会有共产党员的名单!当时赵毅还活着,也完全可以证明此事。

  9月11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林彪在会上宣布了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但是,批判并未结束,军委扩大会后,又召开了有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全体干部和总参、总后等有关单位代表共220人参加的批判斗争万毅的大会,持续了25天。最后给我作的结论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相当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严重的教条主义者”。

  1960年4月13日,我被迫离开部队,到陕西省担任省建委副主任,半年后又改任林业厅副厅长。一去8年。邓华,洪学智和钟伟同志也都被撤了职。邓华被贬到四川省任副省长;洪学智被贬到吉林省任机械工业局局长。我因彭、黄而受株连,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的一些同志又因我而受株连,有的被撤职、有的被迫转业。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我再次遭到迫害。从1967年11月被监护,我在1959年患上的青光眼,在被监禁的头四年,一直不给任何治疗,因而迅速恶化,1969年左眼失去视力,1973年被放出时,右眼的视力也只剩下0.08。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我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看到我的信后,写了:“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的指示。从此,我才得到适当安置,同年10月,我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顾问。但是我的冤案直到1979年10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1959年那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左”的错误继续蔓延,并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极其严重的后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如果我们切实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断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建设。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日益兴旺发达。

(李维民整理)

 

 

(责编:吴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