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机制的转型与延安文艺体制的确立

郭国昌
2015年07月13日09:33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艺走向体制化的进程中,文艺奖金发挥着建构延安文艺体制的独特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生产方式,解放区文艺奖金的设置起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文艺作品征集制度,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转型为常态化奖励机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解放区的文艺奖金形成了统一的评选规则,即以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标准。在文艺奖金的实施过程中,大量符合工农兵大众欣赏水平的文艺作品不但被生产出来,而且因为契合中共的意识形态内涵而被确立为解放区的文艺“正典”。以文艺奖金的设立为基本方式,解放区逐渐建立起以中共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奖励机制,由此确立了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延安文艺体制。

关键词:文艺奖金;评奖规则;文艺体制;意识形态;大众化

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中心的文艺政策,解放区的文学活动迅速走向体制化。作为延安文艺体制的组成部分,奖励机制的建立是推动解放区文学活动走向体制化的文艺生产方式之一。作为奖励机制的核心因素,文艺奖金既是创作主体参与文学活动的基本方式,也是文艺机构规范文学发展的特殊途径。尽管文艺奖金是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但它们都没有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制度性规范力量。只有到了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共的文艺政策并在解放区得到全面执行时,文艺奖金才变成解放区文学走向体制化的制度性规范力量。以文艺奖金的设立为基本方式,解放区逐渐建立起以中共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奖励机制,由此确立了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延安文艺体制。从解放区后期文艺发展的潮流来看,文艺奖金和延安文艺体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文艺奖金的不断设立引导着解放区文学走向规范化;另一方面,以贯彻文艺政策为目的的文艺体制又强化了文艺奖金的政党意识形态规范性。尽管新世纪以来解放区文学研究在文艺制度方面获得了较大突破,但是对以文艺奖金为中心的奖励制度与延安文艺体制之间的关系尚未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在梳理解放区文艺奖金起源的前提下,通过分析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奖励制度的变化,提出文艺奖金的设立在延安文艺体制生成过程中的建构力量。

一、解放区文艺奖励制度的起源

作为一种文艺体制的文艺奖金虽然是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才开始在解放区广泛设立,然而,如果从文艺奖励制度的起源来看,解放区的文艺奖金却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具备雏形。具体来说,解放区以“文艺奖金”为主导的文艺奖励制度的前身是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积极倡导并广泛盛行的以“征文启事”为中心的文艺作品征集制度。

强调文化宣传工作在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是中共的历史传统。因为,在中共看来,“文化工作的本身,是具有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页。)。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对宣传工作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这是中共提出“文化宣传”主张的起点。此后,中共的每一次重要会议都会对文化宣传工作作出具体规定。倡导“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通过“文化讲演”的方式训练“鼓动宣传人才”,建立“工人俱乐部”“文化工作部”指导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化运动等都是中共最重要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7、206、479页。)中共早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负责人都主张将文艺活动与党的各项决议统一起来,不仅要在文艺理论层面将文学纳入文化宣传的范围中来,而且也要在党的文化政策层面对文艺活动作出明确规定,将文艺活动作为党的文化宣传和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工农红军的诞生和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文化宣传工作的现实性更加突出。面对日益勃兴的工农革命运动,中共迫切需要扩大文化宣传工作的力度,增强自身在封建地主和旧式军阀长期控制下的农村地区的影响力。中国革命形势的急遽变化和中共面临的新任务决定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文化宣传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对广大民众的“政治教育”:“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在使每个苏维埃公民受到苏维埃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在愚弄民众为剥削阶级服务,而是在启发民众,使民众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万近平主编:《福建革命根据地文学史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由于政党冲突和阶级矛盾的特殊性,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注重的是文化宣传的教育功能,即实行“政治化的、社会化的、劳动化的文化教育”,要求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各级政府的“宣传工作要通俗艺术化,纠正清谈高论的大块文章,应当实行适合工农心理的口头宣传,文字要通俗,废除那半知半解的‘新名词’与文言文句,施用带地方性的‘白话语’惟浅短文字”(《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98页。)。与其在理论上强调文化宣传工作的“通俗艺术化”,还不如在实践中直接采用通俗化的文艺。因为文艺是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也最容易为他们接受。于是,文艺成为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进行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方式。

虽然中共将文艺作为文化宣传工作的基本方式,但是,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并没有因此取得中共所期望的政治效果。因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是中国经济最贫困和文化最落后的地区。当中共以文艺活动为中心全面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时,却缺乏用来开展文化宣传活动的文艺作品。于是,创作文艺作品就成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收集“描写群众英勇斗争精神,统治阶级崩败的现实,以及扼要叙述斗争经验教训”等“重大的群众斗争的事实”的革命故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0页。);编辑“带地方性与时间性,简明、通俗”的“文化教育工作的材料及革命歌谣、戏本、各种小册子”(《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8页。);成立“新剧团”,“演员自己负责编剧本”,“剧本要通俗,要革命的,但有时也可以演演滑稽剧”(万近平主编:《福建革命根据地文学史料》,第74页。);等等。这些都成为文艺创作的基本途径。尽管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各级政府要求文艺工作者采取多种方式创作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但已有的文艺作品仍然无法满足中共进行文化宣传的需要。于是,向生活在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征求文艺作品,呼吁他们为中共的文化宣传工作提供艺术上的帮助,就成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文艺活动的组成部分。作为解放区文艺奖励制度的起源,以“征文启事”为中心的文艺作品征集制度在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开始普遍实施。

在现代中国,报刊是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也是作家开展文艺活动的最基本载体。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最初是与报刊的创办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一种报刊创办后,总是需要符合报刊性质和风格的各类文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后即在第二期发布了“投稿”启事:“《红色中报》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凡在苏维埃旗帜下工作的同志,最好而且应该将他对于苏维埃运动一切有关系的文字,在本刊贡献出来,无论长篇短著,本报竭力欢迎。文章包括:论文、时评、工作经验、社会调查,工人运动、红军斗争、各项新闻,关于政权与群众运动、各项工作的批评、群众文艺等等。文字要用白话,通俗简明。”《红色中华》虽然是在国民党“围剿”下的江西瑞金创办的,由于受到落后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形成现代报刊的传播和接受体系,但《红色中华》仍然是按照现代报刊的基本要求创办的。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显示出现代报刊内容上的综合性,并且遵从现代报刊支付稿酬的基本规范。对于以政治教育为主要目标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报刊来说,刊载的文章必须满足政治性规范与通俗化形式。然而,在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潮流和新文学革命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实在是太少了,而要让那些稍具艺术修养并且能够从事文艺创作的乡村知识分子加入文化宣传队伍更属不易。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需要,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报刊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就只能利用稿件征集方式,通过征集来的文艺作品完成文化宣传任务。

虽然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开展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主要以发布征文启事为主,力图征集的文艺作品类型也是多样化的。其中既有新体诗歌,例如《红色中华》上刊登的《征求诗稿启事》:“为了要开展苏区的文艺运动,为了要使革命诗歌深入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本报最近决定于十月革命节以前编印革命诗集一册,现特向各地爱好文艺的同志征稿。”(《红色中华》社:《征求诗稿启事》,《红色中华》1933年9月27日。)也有现代戏剧,例如《红色中华》上刊登的《征求剧本启事》:“人民抗日剧社征求各种剧本(话剧、歌剧、活报、歌词等),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本作品一律给以报酬。”(人民抗日剧社:《征求剧本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6月3日。)既有通俗故事,例如《红色中华》上刊登的“《红军故事》征文启事”:“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扬红军的战斗史绩,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但这一伟大工作,不是少数人力量所能胜任,须以集体创作来完成,希望各部队各机关的工作同志仍以写‘长征记’的踊跃精神来参加,多多写作。用叙述记事体,要通俗活泼,易于阅读,每篇至多不超过二千字。” (总政治部:《〈红军故事〉征文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日。)也有民间歌谣,例如《红色中华》上刊登的《征求山歌小调启事》:“计划出版革命山歌小调集,收集各地流行的革命的山歌、小调,印行美丽的单行本,请各地及红军中的同志,有新作的或老的山歌小调,无论抄写的本子或记忆的歌子,寄投《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征求山歌小调启事》,《红色中华》1933年8月31日。)既有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机构举办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例如《红色中华》上刊登的中国文艺协会的“《苏区的一日》征文启事”:“希望在各红军部队中、苏区各党政机关中工作的同志们:把这一天(二月一日)的战斗,群众生活,个人的见闻和感想,全地方的或一个机关的,或个人的……种种现实,用各种的方式写出来,寄给我们。” (中国文艺协会:《〈苏区的一日〉征文启事》,《红色中华》1937年1月2日。)也有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党政机关组织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例如《红色中华》上刊登的中央艺术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征求艺术作品的启事》:“本会为着发展苏区工农的大众艺术,特公开征求苏区内的各种艺术作品,如歌曲、戏剧、活报、京调、小说、绘画等均所欢迎,只要对于目前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及一般的文化教育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均给以相当的报酬。”(中央艺术教育委员会:《征求艺术作品的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3月13日。)这些征文启事涵盖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能够接触到的各种文艺类型,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作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开展文化宣传活动的基本方式,征文启事是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如果对这些征文启事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开展文艺运动的基本特点,发现文艺作品征集制度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征文启事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探寻征文启事与文艺奖金之间的内在关联。

由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起因于用来开展文化宣传和政治教育的文艺作品的匮乏,因而,这些公开发布的征文启事就形成了一些普遍特点。一方面,这些征文启事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往往是为一定的现实需要举办的,注重的是直接的革命宣传效果。它们要么“确实能够反映出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广大工农群众英勇斗争的姿态”(《红色中华》社:《征求诗稿启事》,《红色中华》1933年9月27日。),要么“对于目前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及一般的文化教育有宣传鼓动作用”(中央艺术教育委员会:《征求艺术作品的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3月13日。),要么可以“反映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形,和群众的文化生活,要表扬模范工作以推进落后区域,给小学、夜校、俱乐部、剧社等以切实而具体的领导”,要么能够“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苏维埃文化编辑委员会:《苏维埃文化征稿启事》,《红色中华》1934年4月21日。),都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具体的革命运动相联系。在阶级矛盾和政党争斗异常尖锐的情形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只能追求革命功利主义,不可能涉及文艺作品自身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面对的是贫穷落后的农村社会,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虽然激活了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愚昧闭塞的文化环境,生活在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是极其低下的。因此,这些征文启事大多强调应征作品的通俗化,要能够为工农大众所理解,形式“通俗活泼,易于阅读”、“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总政治部:《〈红军故事〉征文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日。)是最基本的要求。

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角度来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举办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的政治化和通俗化相结合的特点是与工农群众的现实生存状况一致的。然而,从文艺奖励制度的生成角度来看,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的政治化和通俗化显然与征文启事的引导性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征文启事提出的应征作品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文艺活动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对应征作品在内容、形式、语言等方面的要求是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阶级状况、社会现实、文化环境、教育水平等复杂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对应征作品在稿酬制度、写作方式上的规定则体现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虽然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活动是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环境中开展的,但也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制度因素。即使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导致的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举办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也要给予应征作品一定的报酬。虽然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的组织者付给作者的报酬可能是极其微薄的替代性“书刊”“物质”(《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征求山歌小调启事》,《红色中华》1933年8月31日。)等东西,却符合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文学制度的规范。同时,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大多强调集体写作方式,要以“集体创作来完成”(总政治部:《〈红军故事〉征文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日。),这是与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的群众性特点直接相关的。工农大众的普遍性参与是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的基本要求,无论从应征作品的创作者来说,还是从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的接受者来说,让最广大的普通民众参与其中是其基本目标。由此,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征集活动才能实现其所承担的文化宣传和政治教育的最初目的。而征文启事规定的替代性酬金制度、集体化写作方式则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文艺奖金的普遍实施提供了基本规范。

二、解放区文艺奖金的设置类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大量涌入解放区,延安迅速成为“全国的文化活跃的心脏”(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以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作家为中心,解放区掀起了以全民族“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作为“艺术的指导方向”的文艺运动(柯仲平:《是鲁迅主义之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作为知识分子参与文艺运动的重要方式,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始兴起的“征文启事”逐渐过渡到民族革命战争爆发后的“文艺奖金”,解放区的文艺奖励制度逐渐走上正规化。

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分界线,解放区文艺奖金的设置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设置的文艺奖金数量较少,参与文艺奖金活动的主要是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作家,“抗战建国”是知识分子作家推动设立文艺奖金的基本目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设置的文艺奖金主要有四种。

一是由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于1940年5月设立的“五四”中国青年节奖金。该奖金于1940年5月发布征文启事,1941年评选一次,共征集作品158篇,涉及作者110人,其中文艺类97篇、戏剧类12篇、美术类18篇、音乐歌剧类20篇、通俗科学类8篇、战时代用品及制药法3篇。获得“五四”中国青年节奖金的作品共23篇,除了通俗科学类和战时代用品类的4篇作品外,其他19篇作品均属于文艺的范围之内。

二是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和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于1940年7月设立的鲁迅文艺奖金。该奖金1941年8月发布征文启事,1942年连续评选六次。第一、二次文艺奖金以“粉碎日寇‘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而开展的“军民誓约”为主题,共征集作品近500篇,获奖作品188篇。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和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1942年初开展了鲁迅文艺奖金的季度奖和年度奖评选,其中季度奖评选三次,年度奖评选一次,征集作品超过600篇,获奖作品84篇。(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公布1942年一季度入选作品》《公布1942年二季度入选作品》《公布1942年三、四季度入选作品》,《晋察冀日报》1942年5月18日、1942年8月16日、1943年4月17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就已经设置并开始评选的文艺奖金中,晋察冀边区设立的鲁迅文艺奖金影响最大,评选次数最多,入选作品类型多样。在获奖作者中,既有解放区的普通读者,也有许多已经在解放区很有影响的作家,像孙犁、邵子南、崔嵬、胡丹沸、丁里、秦兆阳、康濯、胡可、胡征、钱丹辉等。

三是由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于1941年8月开展的部队文艺创作运动,同时设立专门针对部队作者的“创作规约”文艺奖金。该奖金于1942年7月评选一次,共征集作品334篇,入选作品50篇(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公布部队首次创作运动结果》,《晋察冀日报》1942年7月22日。)。因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要在北岳区活动,而且鲁迅文艺奖金和“创作规约”文艺奖金举办的时间大致重合,所以参与这两项文艺奖金的作者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但他们提供的应征作品并没有重复。就此来说,晋察冀解放区开展的文艺奖金的影响相当广泛,推动着文学最大限度地参与了抗战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

四是由新四军第4师政治部于1941年1月设立的拂晓文化奖金。设置拂晓文化奖金的决定发布于新四军第4师政治部主办的《拂晓报》,主要针对的是军队文艺工作(新四军第4师政治部:《关于拂晓文化奖金的决定》,《拂晓报》1941年8月26日。)。拂晓文化奖金于1942年5月评选一次,征集作品近100篇,入选作品27篇(新四军第4师政治部:《拂晓文化奖金第一届评定总结》,《拂晓报》1942年5月2日。)。与其他文艺奖金不同,为了鼓励普通战士参与解放区的文艺活动,推动军队文艺运动的普遍化,拂晓文化奖金专门设立了“战士创作奖金”。此外,拂晓文化奖金还设立了“油印技术奖金”,主要是奖励一般的技术人员“在刻写钢板技术上的贡献”。

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设立的文艺奖金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奖金设置的基本规范。从文艺类型来看,在强调多样性的同时更注重直观性的艺术作品。在获奖作品中,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歌曲、木刻、连环画、舞蹈等各种形式都有,但数量最多的还是戏剧、歌曲、连环画等能够表演的直观性作品。也就是说,解放区前期的文艺奖金设置已经注意到解放区普通民众的文化教育程度,戏剧、木刻、连环画等类型就是从他们低下的接受水平出发而设置的。从获奖作者来看,在注重著名作家作品的同时,还特别关注普通读者作品的入选。全民抗战的潮流推动着许多粗通文字的普通民众也拿起笔,写下自己对时代现实、民族国家的感受。因此,文艺奖金中的获奖作品不可能是完全依据艺术标准去选择的,其中一些入选作者面向的是解放区的普通民众。他们可能只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但这些作者作品的入选使解放区的文艺运动走向各个角落,解放区文艺奖金的影响因此逐步扩展开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解放区的文艺奖金设置迅速走向普遍化。除文艺奖金的数量不断增加外,解放区文艺的奖励机制也因文艺奖金的设置而逐渐走向成熟,并且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规范之下成为延安文艺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解放区设置的文艺奖金的数量和类型超过20种。由于战争造成的解放区地域的分割,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的地域分布非常广泛,除东北解放区以外,其他解放区在不同文艺机构的组织下都普遍设立了文艺奖金,其中代表性的主要有五种。

一是山东解放区设立的“五月”“七月”文艺奖金。该奖金是由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于1943年5月设立的,1944年8月由八路军山东军分区宣传部、战士剧社、实验剧社、山东文协等文艺机构进行联合评选。“五月”“七月”文艺奖金征集到的文艺作品超过700篇,共选出获奖文艺作品69篇。(“五月”“七月”奖金评奖委员会:《“五月”“七月”奖金评奖》,《山东文化》1944年第2卷第2期。)在入选作品中,戏剧所占的比例接近一半,其中既有新文学形式的话剧,也有传统的民间形式的杂耍,而且像《过关》《分家》等作品是由解放区政府和八路军所属的剧团集体创作的,集体创作的方式开始受到文艺工作者的重视。

二是晋西解放区设立的“七七七”文艺奖金。该奖金是晋西解放区文艺机构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而设立的,由晋西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于1944年2月组成委员会,聘请林枫、吕正操、张平化、张稼夫、周文、亚马等11人为“评判委员”并发布“缘起及办法”。“七七七”文艺奖金委员会共征集文艺作品123篇,入选作品29篇。(“七七七”文艺奖金委员会:《毛主席文艺方针下边区文艺的新收获》,《抗战日报》1944年9月18日。)在入选作品中,民间艺术形式受到了关注,一方面是对传统秧歌的创造性改编,围绕中共的各种政策创作的“新秧歌剧”大量涌现;另一方面是民间说书、章回体小说体式的采用。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被界定为“通俗故事”,其实就是借鉴传统章回体的小说体式创作的通俗小说,他后来创作的《吕梁英雄传》就是这种创作方法的延续和发展。

三是晋东南太岳区行署设立的文化奖金。该奖金发起于1946年2月,目的主要是为了“发扬写作上为民立功的模范”。文化奖金共征集到新闻、通讯、戏剧、报告、文学、绘画、教材等各类作品近300项,由专门聘请的晋东南解放区党政和文化界负责人组成的评委会在1947年初进行了评选,共选出获奖作品39项。(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27页。)在晋东南的文化奖金评选中,值得关注的是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催粮差》获得了文学类的甲等。

四是晋冀鲁豫解放区设立的“文教”作品奖金。该奖金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于1946年7月设立的,专门用来奖励1946年1月至4月期间发表的反映“本区现实生活”的作品。当“征奖通告”发出后,评审委员会共收到各类“文教”作品700余项,涉及文艺、杂志、教材等多种类型,共评出获奖作品120项,其中文艺类107项。(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第一次文教作品奖金通告》,《人民日报》1947年8月20日。)“文教”作品奖金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赵树理因其小说创作被授予特等奖,这是晋冀鲁豫文联推动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必然结果(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二是报告、通讯类作品大量入选,这也是晋冀鲁豫解放区向普通民众展示新社会、新生活、新风貌的必然结果。

五是冀鲁豫解放区设立的季度文艺奖金。该奖金是由冀鲁豫文协于1948年11月设立的,因战争影响在1949年3月仅评选一次(田仲济等编:《冀鲁豫文学史料》,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4—185页。)。冀鲁豫解放区的季度文艺奖金是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设立的,出于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说唱成为入选作品的主要艺术形式,获得了阶级解放的解放区民间艺人已经开始为前线士兵和后方民众表演“杀敌”“支前”的故事了。

除了上面的五种代表性文艺奖金外,解放区后期的文艺奖金还常常与集体写作运动联系在一起。例如晋冀鲁豫边区文化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晋冀鲁豫分会于1946年8月共同发起的“边区抗战一日”写作运动、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发起的“适于演唱的艺术作品”创作运动都是如此。这也是解放区后期常见的文艺奖金类型之一,但是设立的目的性更强,征集的要求更具体,入选的作品更多,因而对延安文艺走向大众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大。面对各个解放区以文艺奖金为中心开展的异常活跃的文艺活动,中共中央决定采用文艺奖金的方式对整个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成绩加以总结,表扬其中优秀的,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并使这一新中国人民文艺运动推进一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2页。)。然而,由于中共中央在1947年3月主动退出延安,生活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及其文艺机构也撤离到其他解放区,因而中共中央通过文艺奖金的方式奖励文艺创作的决定只好放弃,并没有得到实施。

三、评选规则的意识形态化特征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出于实施党的文艺政策的需要,解放区不但继续设立数量众多的文艺奖金,而且在文艺奖金的设立过程中逐渐建构了独特的评选规则。在解放区后期开展的群众性文艺运动中,文艺奖金之所以能够成为延安文艺奖励机制的主导力量,根本原因在于评选规则的建立。正是通过能够充分体现中共意识形态要求的评选规则的设置,解放区后期的文艺奖金已经变成中共的意识形态载体,成为延安文艺体制的核心要素。

从文艺奖金与评奖规则的关系及其涉及的文艺类型来看,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的评选规则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涉及范围较广、适用性较强的综合性评选规则。这类评奖规则在经过中共领导下的相关机构制定并公布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能够按照评奖规则规定的要求按期进行评选。这类评选规则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最能体现解放区后期文艺奖励机制的规范性。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2年6月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文化奖金暂行条例》最有代表性。它不但是解放区出现最早的涉及文艺奖金的评选规则,而且是解放区后期产生的最完善的评选规则。《晋冀鲁豫边区文化奖金暂行条例》全文共12条,是由晋冀鲁豫边区发布的,代表了解放区边区政府对解放区的“文化运动”及其“文化成果”的基本态度。《晋冀鲁豫边区文化奖金暂行条例》涉及条例名称、设立目的、经费来源、奖励对象、评奖程序等条款,为其他解放区制定和实施文艺奖金评选办法提供了重要参照。(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文化奖金暂行条例》,《华北文化》1942年第3期。)

二是涉及范围较小、只适用于一种文艺奖金的单一性评选规则。这类评奖规则只是为特定的文艺奖金的评选而制定,一旦与之相关的文艺奖金评选活动结束后,这种评选规则即随之失效。当需要开展新的文艺奖金评选活动时,相关机构会制定新的评选规则。这种临时性的文艺奖金评选规则,在解放区的数量最多。晋西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于1944年3月联合公布的《“七七七”文艺奖金缘起及办法》比较有代表性,其内容包括设立缘由、征文期限、奖励金额、名额分配等。由于“七七七”文艺奖金是为满足特殊目的而设立的专门性文艺奖金的评选规则,所以《“七七七”文艺奖金缘起及办法》对设立文艺奖金的目的和意义、应征作品的范围和要求、评选办法和评委组成等内容做了详细界定,以便评选活动的顺利开展。(“七七七”文艺奖金委员会:《“七七七”文艺奖金缘起及办法》,《抗战日报》1944年3月2日。)

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奖金的评选规则相比较,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的评选规则普遍强调中共的意识形态规范。其实,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评选规则上的这种变化是与延安文艺观念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的文艺观念建立在以民族解放为中心的目标基础之上,文艺奖金的评选规则是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规范下制定的,“抗战建国”是各种文艺奖金设立的出发点,入选的文艺作品要符合为全民抗战服务的基本目的。晋察冀边区虽然设立了以鲁迅命名的“鲁迅文艺奖金”,但是在评选过程中则将设立目的与抗战现实联系起来,提出了“为粉碎日寇‘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展华北军民誓约运动”的活动意图,强调了文艺奖金评选活动的抗日救国目的(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公布1942年一季度入选作品》《公布1942年二季度入选作品》《公布1942年三、四季度入选作品》,《晋察冀日报》1942年5月18日、1942年8月16日、1943年4月17日。)。新四军第4师政治部在1941年1月设立的“拂晓文化奖金”,也明确指出设立文艺奖金的目的是“能够更好的配合着军事政治的斗争,使文化工作能更好的为抗战服务,为群众服务”(新四军第4师政治部:《关于拂晓文化奖金的决定》,《拂晓报》1941年8月26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设立的这些文艺奖金虽然非常注重评选规则的现实功利性,但是它们能够与“抗战建国”的统一战线政策相配合,符合“民族主义”的现实要求和时代精神。

然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延安文艺活动的意识形态中心,也就是文艺创作要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服务。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创作不再是个人主义的情绪表现,文艺活动也不再服膺于民族主义解放运动,而是要反映以工农兵大众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文艺工作者必须成为中共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因此,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评选规则的制定要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基本要求,政治标准成为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评选规则制定的出发点,入选作品要符合中共的政治诉求。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在1943年5月设立“五月”“七月”文艺奖金的目的是要评选“内容能与实际联系,能真正为工农兵服务,创作方法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一定能被广大的观众所欢迎”(姚尔觉:《话剧创作的新阶段》,《山东文化》1944年第2卷第2期。)的文艺作品。太行文协在1945年设立“群众文娱创作奖”,主要是奖励能够“随着时局的变迁与中心工作,反映了群众的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各种文艺奖金的征文公告注重评选规则与解放区的“支前”“除奸”“拥军”“生产”等政治运动和现实任务之间的紧密关系,表明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的评选规则与中共文艺政策的高度一致性。

正是在以中共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观念支配下,解放区后期的文艺奖金在制定评选规则的过程中形成了完全统一的奖励标准,这是解放区后期的文艺奖金之所以能够成为延安文艺体制构成因素的关键所在。作为文艺奖金评选规则的核心要素,奖励标准既包括对入选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方面的要求,也包括对入选作品的文体类型、描写手法等方面的规定,是对入选作品综合性的整体考察。

当中共意识形态成为延安文艺活动的中心时,解放区后期设立的文艺奖金在制定评选规则时,就只能以主题内容的政治性和艺术形式的通俗性作为奖励标准。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五?四’文学艺术创作大竞赛”公布的征文启事,要求应征作品必须“内容丰富,形式短小,精悍、通俗,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而对征集作品进行评选时提出的奖励标准却变得更加具体,入选作品不但“一般的政治内容,都还丰富,故无论表现技术好坏,却都有政治中心”,而且应当通俗到“要给工农兵看”的程度(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60页。)。“七七七”文艺奖金的“缘起及办法”要求应征作品“在内容上,应以今年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对敌斗争、减租生产、防奸自卫为总的方向,题材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并须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精神。在一定的题材里,希望能把组织前和组织后的生活对比写出”,“在形式、语言、构图、音调上,必须力求通俗,能为工农兵群众懂的”(“七七七”文艺奖金委员会:《“七七七”文艺奖金缘起及办法》,《抗战日报》1944年3月2日。),而评选结束后公布入选作品时对“评判标准”所做的说明则为:“第一、是政治的正确,即是否正确反映当前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和实际生活;第二、是否能够普及;第三、技术的好坏。”(“七七七”文艺奖金委员会:《毛主席文艺方针下边区文艺的新收获》,《抗战日报》1944年9月18日。)两相对比,可以看到变化最大的是对入选作品在主题内容上“政治的正确”的强调和在艺术形式上“普及程度”的看重,而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要素,也就是中共文艺政策规定的重点发展方向。太岳行署公布的“一九四六年文化奖金”的奖励标准为:“一、内容实际,反映了太岳区人民的现实生活与创造;二、方向明确,为人民斗争指出了道路;三、在群众思想上、工作上起了启发与推动的作用;四、写作上的群众化、通俗化。”(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第327页。)其特殊之处是强调了入选作品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方向问题。

正是通过文艺奖金的大量设置,中共获得了建构文艺体制的丰富经验。于是,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决定向整个解放区征集文艺作品,设立一个面向整个解放区的统一的文艺奖金。中共中央发布的征集“指示”确定的奖励标准为:“必须是反映群众的实际斗争,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在群众斗争中起相当作用的作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解放区文艺要能够“用工农群众的语言或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描写解放区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它们反映了新中国人民斗争的现实,并且与斗争结合,成为教育群众、指导现实的利器,对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生产运动、抗日及爱国自卫战争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12—413页。)因此,这样的文学作品值得评选和奖励,值得在解放区范围内推广。虽然中共中央提出的延安文艺作品奖励活动并没有具体实施,但是它提出的奖励标准却是对各个解放区设立文艺奖金活动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其他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奖金评选规则的肯定。而且,这样的奖励标准完全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要求确定的。一方面,强调政治上的正确,能够对中共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要求形式上的通俗,能够为最大多数的工农兵大众所接受。尽管每一次文艺奖金都会设立专门的评奖委员会,然而,在这样的奖励标准之下,评奖委员会的功能其实已经受到极大限制,更多地只是承担了程序化的组织作用,作为评奖委员会所应当发挥的从审美立场出发的选拔和发现优秀文艺作品的功能已经被剔除了。

四、作为文艺生产方式的文艺奖金

作为中共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页。),解放区后期的文艺活动主要以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为中心。以中共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评选规则的逐步确立,自然使文艺奖金成为解放区后期群众性文艺运动的推动力量,文艺奖金转变为解放区文艺大众化潮流的生产方式,成为延安文艺体制的建构者。

文艺奖金作为解放区后期特殊的文艺生产方式,首先是通过对文艺类型的选择使工农兵大众自觉参与到文艺运动中,形成了解放区后期以“大众化”为基本方向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由于文艺大众化的主体是工农兵大众,而工农兵大众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非常低下,他们通过书面阅读直接接受中共意识形态改造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艺奖金不但注重艺术形式易于为工农兵大众接受的通俗性,而且也注重不同文体类型所能承担的政治功利性,有意引导文艺工作者选择工农兵大众能够接受并可以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的文体类型。在众多的文体类型中,戏剧和新闻通讯成为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制定评选规则时的首选,许多文艺奖金在公布“征文启事”时都明确提出了应征作品的文体类型上的要求。事实上,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设置中的文体类型选择已经是中共文艺政策规定好了的,文艺奖金的评选规则就不但是要将其固定化,而且要让解放区的工农兵大众接受它。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43年10月作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点:“文艺工作各部分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其它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或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报纸是今天根据地干部与群众最主要,最普遍、最经常的读物。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很大的益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从这一决定可以看出,依据中共的文艺政策,解放区的文学活动不再只是知识分子作家的个人专利,而是以工农兵大众为主体的、包括作者和读者在内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由于戏剧注重的是群体性,是观众参与性最强的艺术形式,不识字的普通百姓都可以参与其中;而新闻通讯注重的是真实性,是最能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式,可以将工农兵大众自己的现实生活情景写入其中。因此,戏剧和新闻通讯成为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重点选择奖励的文体类型。

在解放区后期设立的文艺奖金中,从入选作品的文体类型比例来看,戏剧和新闻通讯的数量最多。许多文艺奖金在评选过程中随时调整评选规则,增加戏剧和新闻通讯作品的入选数量。1944年9月,晋西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在公布“七七七”文艺奖金入选作品时指出:“在评判过程中,发现剧本一类,可当选者较多,为使不有遗漏,以资鼓励起见,该会遂决定将剧本奖金名额扩大一倍,即甲等二名,奖金各三千元,乙等四名,奖金各二千元,丙等六名,奖金各一千元。”(“七七七”文艺奖金委员会:《毛主席文艺方针下边区文艺的新收获》,《抗战日报》1944年9月18日。)而且,许多文艺奖金评奖委员会能够从解放区的现实状况和文化环境出发,注重对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作品的选择。像地方戏曲、秧歌、杂耍、绘画、歌曲等应征作品因“故事简单,手法不多” (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下),第59—60页。)、“形式短小、精悍通俗”(康濯:《晋察冀边区的乡村文艺》,《解放日报》1943年6月1日。),容易为工农兵大众理解和接受而受到评奖委员会的青睐。虽然许多入选作品的作者是“小学教师,农村剧团团员干部,文工团员,民间艺人及一小部分的政府部队工作人员” (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下),第227页。),“没有什么名作家与戏剧家,而且有很多是从来未有提过笔的乡村农民”,但在解放区后期的群众性文艺运动中,他们“成了农村的李有才——天才的板人,真正成为群众喜爱的宣传鼓动家,他们创造了宣教战线上的新纪录”(卜克江:《一九四六年群众文娱创作评奖》,《文艺杂志》1947年第3卷第2期。)。他们编写的作品在解放区的文化宣传和政治教育运动中常常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些作品往往是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最多的,也是最受工农兵大众欢迎的。入选作品中的新闻通讯的作者主体虽然不是工农兵大众,但这些作品的描写对象是工农兵大众自己的生活。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于1946年7月公布的第一次文教作品奖金活动中,共入选获奖作品120件,其中报告散文、新闻通讯类占44项,超过入选获奖作品总数的1/3。在这份获奖作品的“通告”中,新闻通讯类作品按照描写对象和反映生活内容的不同分为“战斗通讯”“土地改革通讯”“游击战争通讯”等,可以看出评奖委员会对新闻通讯的重视程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第一次文教作品奖金通告》,《人民日报》1947年8月20日。)。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的文学活动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中心的状况相比较,文艺奖金的评选规则对工农兵大众的有意选择带来了作者身份上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作者身份上的这种变化表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的解放区文艺活动的中心已经变成了工农兵大众。正是解放区后期的文艺奖金在入选作品文体类型上的“政治性”倾斜,推动着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在文艺的大众化实践中完成了中共的意识形态需求。

文艺奖金作为解放区后期特殊的文艺生产方式,也力图通过文艺批评的方式为解放区的工农兵大众重塑他们能够接受的文艺“正典”。随着解放区后期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兴起,大量为工农兵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以集体写作和“真人真事”写作的方式被生产出来。虽然不同文艺奖金的评奖委员会通过评选规则的设定成功地传达了中共意识形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获奖作品。然而,要想让这些获奖作品完全深入工农兵大众的现实生活,引导解放区的群众性文艺运动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要求全面发展,还必须通过文艺批评的介入。解放区后期的文艺奖金之所以能够发挥文艺体制的规范性力量,除了奖励标准的政治规训外,如果从文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文艺批评的评介引导是不可缺失的。

作为延安文艺制度的一个具有建构功能的因素,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设置中的评介引导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文艺奖金主办机构发表的阐明举办文艺奖金的意义、评奖过程中遵循的原则、入选作品的特点等内容的文章。由于这类文章是以“集体”的姿态出现的,它往往代表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倾向。1944年9月20日,在“七七七”文艺奖金公布之时,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的机关报《抗战日报》发表了题为《“七七七”文艺奖金公布以后》的社论,指出“七七七”文艺奖金对“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形成的意义。二是获奖作品的作者发表的谈论创作经验的文章。对于解放区正在兴起的以工农兵大众为主体的群众性文艺运动来说,这类介绍写作方法的“经验谈”更具有实际效用,它往往涉及一部能够在工农兵大众中流行起来的作品的形成途径。三是文艺奖金评奖委员会成员写作的介绍获奖作品的文章。这类文章涉及文艺奖金评奖过程中作品征集的总体情况,但更多的是对入选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的分析,代表了文艺奖金评审者的个人倾向。赵树理、孙犁、康濯等人都担任过不同文艺奖金的评奖委员,对自己参与过的文艺评奖活动做过具体评论,提出了解放区的群众性文艺运动值得注意的一些倾向。四是在解放区参与革命工作的一些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发表的文艺评论。他们往往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获奖作品的分析,力图指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艺创作潮流和现象。像陈荒煤、冯牧、徐懋庸、鲁藜等著名作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解放区文艺奖金的评奖活动,但是在文艺奖金公布后,他们都及时对一些入选作品进行过评价。

尽管来自不同领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参与,扩大了文艺奖金在解放区后期的群众性文艺运动中的影响力,然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形成的文艺运动政党化的时代潮流中,针对获奖文艺作品的评介引导也难免是一种政治性评价。这样的文艺批评首先强调的仍然是入选作品的政治正确性。冯牧在谈到“七七七”文艺奖金的获奖作品时说:“它们给我们一个触目的印象,就是内容的丰富和多样性。它们不但尖锐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从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军队和人民怎样为执行党的和抗日政府的政策而斗争。”他不仅总结了入选作品的“革命性”内容,而且分析了它们成功的原因:“在敌后根据地,生活虽然艰苦,环境虽然动荡,但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我们还是有充分的可能创作出好的文艺作品来的。”此外,他还指出了文艺奖金与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关系:“不是专门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们,只要他们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生活,有一般文化水平的文字修养,他们就可能写出动人的真实的作品来,而且也只有有着丰富的实际生活的人,才可能写出成功的、动人而真实的作品来。”(冯牧:《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解放日报》1945年5月6日。)

其次,艺术形式的通俗与否也是作家和批评家评介引导的重要方面。《抗战日报》在关于“七七七”文艺奖金的社论中明确指出,这些获奖作品“一般说来,在内容上,都能符合于当前边区的政治任务,在形式、技术上,大都能够普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且多样化”。康濯在评介自己参与评审的“乡村文艺创作征文”获奖作品时说:“入选的一百五十八件作品,是根据什么条件选择的呢?首要的条件,是内容上要反映当前群众的实际斗争,要具体,形式要短小精悍,适合战斗的需要;作品质量只求通顺简明,曾经演出过或流行于群众中的。” (张学新等编:《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00页。)赵树理在谈到自己参与评审的晋察冀解放区秧歌剧本征集活动时说:“这次征集的作品中,好的是很多的。好坏是拿什么标准来说呢?就是看能否为群众服务,能否以艺术手法取得服务于群众的效果。”(《赵树理全集》第2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23页。)这些评论或者从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入手,或者从文艺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入手,或者从政治倾向与现实功能的关系入手,对它们与中共文艺政策之间契合的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区后期文艺奖金设置的奖励标准和文艺批评遵循的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其实,毛泽东已经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定了文艺批评活动的评价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文艺论集》,第73—74页。)。在解放区后期的文艺奖金活动中,无论是设置文艺奖金的奖励标准,还是开展与文艺奖金相关的批评活动,都必须以此为据。正是这种文艺奖金的政治性评介,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文艺奖金在群众性文艺运动中的引导作用,使文艺奖金承担的文艺制度的规范功能愈加突出。

(本文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