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央顾问委员会

荣高棠
2015年07月16日16:39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顾问委员会“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

老同志“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

中顾委机关“不要搞什么大机构,要简化,几个人就够了”

 “我是希望早退休”“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成立,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撤消。从中顾委成立到现在,有20多年了。今天回过头看,中顾委在我们党的建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此期间,一代老同志在他们的晚年创造了独特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凝聚着邓小平同志的心血,融会着他的智慧和贡献。

我从1983年初被任命为中顾委秘书长,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后卸任,在中顾委机关工作了整整5年。在这5年时间里,中顾委机关努力为老同志们做好“助手和参谋工作”,同时最大可能地为老同志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圆满完成了小平同志给我们下达的任务。

建立中顾委,是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在领导制度改革进程中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小平同志率先向全党提出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有些现象,“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而这些问题,由于“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危害如此之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了我们制度上的弊端。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全党、全国人民痛定思痛,悟出了许多教训。其中不可避免地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但是,人们的认识,往往还只是限于对一些错误和弊端提出批评,还未认识到要去改革和完善这些领导制度;也有不少同志,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总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已成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碰到的障碍。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它导致我们领导干部普遍年龄老化、人才匮乏,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拔十分薄弱,以致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新老交替遇到了很大困难。据统计,当时属于中央管理部门的干部中,65岁以上的占26.7%,61—64岁的占23.8%,两项合计,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56—60岁的占27%,45岁以下的仅占1.6%。其中省、市、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30%为61—64岁,只有3%在45岁以下。

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制度问题,必须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这项改革的关键一步,就是要废除沿袭多年的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为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新老交替建立制度上的保证。这就意味着老同志们必须要退下来。

在和中顾委的老同志们相处的日子里,对我党我军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我有更深刻的感受。他们早年参加革命,舍生忘死,都是革命战争的幸存者。他们革命了数十年,人生信念就是毕生革命。让他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确有不少同志在思想感情上很难接受,工作上、生活上都不适应。况且,他们是革命先辈,开国功臣。谁先退,怎样退,退下来又如何安排,等等,都是前所未遇的难题。正如小平同志所说,“障碍重重”,很不容易。从另一方面看,老同志们对党的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丰富的经验和工作的魄力,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退下来后,怎样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得到妥善的安置,在领导职务新老交替的进程中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方式。

面对这些问题,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退休、离休的干部,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要逐个做出妥善安排。”他以独到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不仅明确地提出问题,而且明确地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创造性地倡导并主持建立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领导干部顾问制度。

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一次复出,就曾提出过要设立顾问制度。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所有的同志,特别是当顾问的同志,都要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对顾问,组织上要关怀,这个关怀有物质待遇问题,但是特别要注意对他们政治思想方面的关怀。”“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这要讲清楚,因为工作不需要,并不是降格了。当顾问的同志也要自觉。”“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这是他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这一主张,对顾问待遇、工作任务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初步构想。当时,首先在军队中设立顾问职务,这是后来领导干部顾问制度的雏形。

“文化大革命”结束、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几乎是逢会必讲。他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他把这个问题提得很高,认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1980年,中央开始考虑设立顾问委员会的方案。

在中顾委筹备阶段,小平同志又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

1982年,中顾委成立。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会上,简明而精辟地概括了中顾委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两年后,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老同志退下来的重要意义。他说:“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

事实证明,实行顾问制度,特别是顾问委员会的建立,成功地从制度上和思想上解决了老同志退下来的种种难题,使一大批老同志顺利地退居二线,为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创造了重要条件。本来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事,在小平同志的运筹之下,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在中顾委建立后的几年中,老同志们根据切身感受,多次提出,顾问委员会的建立,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创举”。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正是建立顾问制度这一“创举”,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从“终身制”到“退休制”的平稳过渡,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迈出了坚实稳妥的一步。这对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一“创举”的设计师和总指挥,就是小平同志。

(责编:吴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