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背景、生成及分析

王志刚
2015年09月02日15:09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抗战期间,中共的地缘战略经历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进入1944年以后,中共的总体地缘战略布局明显地出现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内陆转向沿海、由农村地区转向城市地区的发展趋势。面对新的历史性境况和考验,中共七大在议程的各个阶段对地缘战略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酝酿和讨论,并最终形成了新的战略方案。作为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要角色,中共及其在七大上制定的地缘战略也受到诸多外部政治力量的制约,主要包括国民党、汪伪、美国、日本、苏联。总体来看,中共七大地缘战略具有鲜明的自主性、杰出的前瞻性和相当的灵活性。

关键词:中共七大;地缘战略;政治格局

作为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在中共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抗战临近结束、战后新时期即将到来之际,七大对于中共的总体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建国蓝图和方案都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对于中共在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的发展具有战略上的指导意义。

对于中共七大的研究,学界目前研究成果不多,且多集中于对其路线、方针、历史地位和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而对其战略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涉及不多,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入手的更是空白。(对于中共七大的研究,可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第一部分谈话录之第十《关于历史决议与七大》、第二部分初拟稿之第十三《党的七大》;李万锦:《略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历史局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友刚:《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不存在“历史局限”——与李万锦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冯蕙:《团结与胜利——七大的工作方针》,《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曹志为:《中共七大与毛泽东对美外交思想的转变》,《北京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曲庆彪、余萍:《中共七大毛泽东的建国方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3期;徐安莉:《中共七大与毛泽东农民问题的理论发展》,《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晓峰:《七大前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翟昌民:《中共七大提出“建立联合政府”是战略目标还是策略口号》,《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梁柱:《党的七大与毛泽东确立的思想路线——纪念中共七大召开60周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3期;薛承:《七大前后党对“转变”的科学预见与经营东北的战略筹谋》,《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李颖:《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七大》,《北京党史》2005年第6期等。另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的《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纪念中共七大召开60周年论文集》(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还收录了关于中共七大的专题研究文章85篇,其选题涉及七大研究的诸多方面。)为此,本文将以档案及文献资料为基础,对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出台的背景、过程及内容作出考察、分析和评价。

一、从抗战初期至七大召开前夕中共地缘战略的演变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次剧烈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其结果重塑了东亚地区及中国国内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作为一支影响总体地缘政治格局走向的重要政治力量,中共的地缘战略(地缘战略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舒曼(Frederick L.Schuman)于1942年提出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学界对于地缘战略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说法最为简明得当:所谓地缘战略,就是“对地缘政治利益做战略上的掌管”。而笔者认为:由战略含义的变化来看,地缘战略是一种大战略,是政治行为体(包括国家、政治集团等)着眼于地缘政治的分析角度,对自身所有资源和力量进行合理控制和使用,以促进和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整体规划和设计。而一般来说,对地缘战略的分析应该包含对战略环境的评估、战略目标的设置、战略方案的制订等内容。)经历了明显的变化。

在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共的地缘战略主要由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第一,从发展方向来看,华北和华中是重点,而其他地区是辅助。从抗战伊始,中共就派遣主力部队挺进华北和华中的敌后战场,在广阔的敌后地带实施了战略展开,创建和巩固了一批重要的抗日根据地。第二,从不同类型地区的分工来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处于主要地位,沦陷区工作和国统区工作处于配合地位。前者的目标主要是发展军政实力,并形成有利于将来发展的战略支点;而后两者的目标主要是保存组织、积蓄力量、向根据地提供情报、人员和物资援助,以及通过对外交往和国共谈判加强或维护国际、国内统一战线。

中共的地缘战略在这两个阶段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几方面原因:第一,与日本、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力量相比,中共实力在总体上还比较弱小,控制区域比较小且多被分割,军队数量比较少且装备较差;第二,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不断后撤和日军兵力的相对不足,华北、华中的敌后地区存在大片的权力真空地带,这就给中共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前广阔的空间;第三,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国共之间、同盟国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因此,对中共来说,不仅在国统区的发展须有一定的自我约束,而且在处理全局及局部的国共关系时也要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在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共的地缘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随着战争的进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党员和军队人数也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到1938年底,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遍布华北,军队发展到18万人。到1940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展到华中和华南,军队发展到50万人以上。到1943年为止,中共在华北和华中都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地位。其中,在华北,由于国民党势力的衰微,中共成为与日军分庭抗礼的强劲对手,并呈现出成为未来支配性力量的光明前景;在华中,中共虽然还比较弱小,但在长江以北多个区域占有局部优势,与日军、国民党一起形成了鼎立之势。而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上升,中国国内政治格局逐渐呈现日本、国民党、中共三元对峙、角逐的态势。

从1941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到1944年初,中共在国内总体格局和抗战走向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国共合作在战后仍会继续下去,中国在战后走向“分疆而治”的可能性比较大。1942年7月9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华中的刘少奇,指出:“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19、420页。)。第二,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其自身力量逐渐削弱,中国抗战的危机逐渐加重。1943年6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西西 西西即国民党内的CC派。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7月23日,已经回到延安的刘少奇致电华中负责人陈毅、饶漱石,指出:由于数年来蒋介石顽固派的极端反动政策,国民党统治力量大大削弱,各派矛盾和官民矛盾大大发展,大后方已是“民不聊生、民变蜂起,而国民党对之毫无改善的根本办法”,“国民党是否能在将来组织有力的对日反攻,实大成问题”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80、81页。)。

根据以上两个基本判断,中共在地缘战略布局上也提出了两个设想。第一,应分清主次,将战略发展重点放在华北和华中的江北地区。1943年1月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指出:新四军不宜再向江南和浙东发展,我们的总方针是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并开至黄河以北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5页。)。第二,应未雨绸缪,作好应付抗战危机局面的准备。1943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冀鲁豫负责人邓小平,指出: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而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因此,我方应作长期准备,防止轻敌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38、139页。)。

果然,进入1944年后,中共对抗战危机的预判得到验证。由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地区接连惨败,基本失去了制海权,日本各占领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出现严重困难,日军大本营遂于1月下达指令,集中中国派遣军的40多万主力部队,发起“一号作战”,以打通从河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并进一步摧毁国民党军。自4月中旬起,日军先后向驻守在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发起持续而猛烈的攻势。在日军空前猛烈的打击下,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出现大溃败。正面战场突然出现的崩溃之势,不仅引发了整个抗战局势的剧烈变动,也对中共产生强烈冲击。

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指出:目前国内和国际形势都是反法西斯力量和人民革命力量上升,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3页。)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他对沦陷区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要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5、946页。)

5月21日,毛泽东又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对时局及国内格局的走向作了更加详细的判断。他指出:在河南战场,蒋介石三大主力之一汤恩伯部完全无能,胡宗南有两个师也只剩下一个团,“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基于这种判断,他提出:六大的路线基本正确,“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从六大到现在都不可能实现,但将在七大后去实行”,“现在我们要将薛岳进上海变为陈毅进上海,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个‘薛岳’”。(《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141页。)在报告中,他还告诫党内:党的工作重点“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1页。)。

从以上两个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自1944年5月起,中共对于国共关系和抗战走向作出了新的判断和评估:国共力量对比开始朝向对中共有利的方向发展,而抗战要取得胜利,可能要更多地需要依靠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由此,在地缘战略布局上,中共开始在发展方向上作出调整,并开始实施一系列关系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第一,设置相关机构,从组织上加强对沦陷区城市工作的领导。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44页。)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彭真。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和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部,前者为商讨性质的组织,后者为实际执行工作的组织。 (参见《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6、247页。)之后,各地相继成立城市工作部。到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彭真在会议报告中重申了准备城市武装暴动的任务,并进一步要求:每个城市都要组织一个委员会或几个委员会,谁有关系谁搞,现在不统一,夺得了城市再统一;要慎重选择干部,组织形式要简单,要受当地党委领导,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依靠群众。 (参见《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第251页。)会后,中共中央又向各地派出一批城市工作人员。

第二,根据正面战场发展形势,分兵进军敌后新区。所谓敌后新区,主要是指国民党正面战场大溃败后被日军侵占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部的豫、鄂、湘、桂、粤各省。首先,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八路军进军河南,开辟新解放区。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陈毅致电新四军军部和第5师,指出:河南战役结束,日军全盘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我五师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另外,“五师宜以一步兵力加强鄂南分区”,但鄂南是次要方向。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59、260页。)之后,新四军第5师、第4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分别派出部队,从各个方向进入河南,开辟了大片新根据地。其次,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中抽调一部,南下河南,先开辟新根据地,然后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接着继续向南,力争同华南部队实现连接。再次,中共中央多次致电东江纵队,要求其向粤北山区地带发展,争取实现同八路军南下支队的会师,并在湘粤边界建立根据地,以共同造就中共南方力量之有力一翼。中共中央的上述战略决策,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其目标指向盘踞在中原、华中和华南大城市地带及交通要道的日军,主要意图是对其形成威逼并造成包围势态,并在反攻时就近将其歼灭。另一方面,其目标指向屯聚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意图是在豫西、鄂西和湘粤赣边建立战略基地,等到日军失败时,阻遏国民党军东进。八路军南下支队出发前,任弼时指出:日军投降时,“国民党的这股逆水大致会分三股从西边冲下来,即由西安到洛阳、郑州为一股;由宝鸡、汉中往襄阳、武汉为一股;从重庆往沙市、长沙为一股”;南下部队要有夺取武汉、长沙、郑州等重要城市的计划。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0页。)

第三,根据华中形势变化及前景,指示新四军把发展重点转向江南。1944年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指示华中局:请研究在上海、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发展游击战争,包围沪杭两城及沪杭路,以及组织沿海、沿江水手两项工作,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和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02页。)8月21日,毛泽东指示华中局:美军准备登陆中国,“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537、538页。)11月7日,华中局指示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华中局目前发展方向:一面向南,即发展东南,控制苏浙。一面向西,即发展皖北、河南,控制中原”;向南发展,“我们准备由粟(裕)率两个主力团南下,配合十六旅,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进一步与浙东打通联系,相机向南发展全浙”。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07页。)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同意其于20日上报的关于发展东南的部署,并指出:“新四军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而粟裕南进后,可以成立苏浙皖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斗争”。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04页。)12月26日,刘少奇、陈毅致电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了对发展江南准备工作的七点意见,并强调:新四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顽军外,均应在战略反攻开始时南渡长江,实现“破敌、收京(南京)、入沪”,在广大江南地区大发展。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8页。)

第四,要求各地加紧发展沿海的战略支点,并加强情报工作,准备配合美军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的登陆作战。1943年六七月间,美国曾设计了打败日本的五种方案,其中的西南路、东南路方案,都需要中国战场的配合。 (参见梁敬錞:《开罗会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12—213页。)之后,由于美国最终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中国战场对其的战略价值也随之降低,但美军在反攻最后阶段登陆中国沿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到1944年下半年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进驻延安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决定放手与美军合作。一方面,中共向各战略区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沿海地带并加强与美军配合行动的指示。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要求尽快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等港口的舰艇及船舶的信息,以便供给盟军。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537页。)10月24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中局:“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时间可能很快”。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87页。)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还致电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张云逸和赖传珠,指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为了配合其登陆及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请考虑设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江。另一方面,中共向美方多次表态,希望有机会同美军协同作战。 (《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555页。)11月8日,毛泽东在同新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谈话时,明确提到: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3页。)12月中下旬,中共领导人还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博德少校、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就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以及中共能够提供的合作和支持等问题,专门进行了协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18—419页。)

经过将近一年的调整,到1945年初,中共的地缘战略布局呈现出新的态势。首先,从发展方向来说,华北和华中仍然是重点,但由于中原地区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江南新抗日根据地的扩展,华中的地位也明显上升,特别是京(南京)沪杭地区成为中共的重点发展区域。其次,从不同类型地区的分工来说,根据地的工作仍然是基础,国统区工作仍然是配合,但沦陷区工作的地位显著提升,而且平津地区、京沪杭地区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成为重点。从总体来看,中共的地缘战略布局明显地出现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内陆转向沿海、由农村地区转向城市地区的发展趋势。

就在中共的这些战略布局新趋势出现的同时,国际、国内局势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国际上,到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战场已接近尾声,德国法西斯即将失败;亚洲太平洋战场形势也基本明朗,特别是经过具有决战性质的菲律宾海战,日本海军濒临覆灭,而日军陆军虽然还在勉力维持,但经过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的严重消耗和缅甸战场的惨败,已成强弩之末。因此,德、日败亡,美、苏、英等各大国支配世界已成必然趋势。在国内,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国、共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明显的变化。1944年12月底,中共中央断言:“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 (《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568—569页。)除了有利因素外,不利于中共的因素也在出现。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给国民党,并攻击中共及其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华政策中“扶蒋反共”的倾向性变得更加明显。

上述情况表明:到七大召开前夕,中共的发展正在面临新的历史性境况和考验,而其地缘战略也需要作出新的构建,这也无疑成为七大需要讨论和确定的重要议题。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