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一九四八年卫立煌与中共的关系

李宝明
2015年09月02日15:1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辽西会战中,卫立煌始终主张西进兵团撤回沈阳,而该兵团的确在返回沈阳途中被全歼,是否可以由此得出卫立煌“帮助”中共的结论呢?

10月15日锦州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内部围绕西进兵团去向产生争论。卫立煌和西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均断定,锦州地区东北野战军主力必将北上寻歼该兵团。卫立煌建议西进兵团返回沈阳,廖耀湘则主张南下营口经海路撤出东北(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26页。),二人意见相左,但目的都是为规避东北野战军主力,以保存实力,折射出对西进兵团战斗力的不自信。然而,蒋介石却执意重占锦州。由于分歧一时无法弥合,西进兵团徘徊于新立屯、彰武地区。直至10月21日,蒋介石才勉强让步,允准西进兵团南下锦州遇阻后转赴营口;而卫立煌不改初衷,指示工兵在辽河上架设浮桥,以备撤退营口不利时回师沈阳。(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39页。)

卫立煌的主张是明智的。作为对手,林彪尽管认为西进兵团不会继续南下锦州(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1948年10月15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038页。),“有随时缩回沈阳的可能”(《辽沈战役》,第216页。),却准备采用“诱敌深入”办法,引诱西进兵团南下并歼灭之,其理由仍是锦州战役期间的判断,即“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保持和恢复锦州”。易言之,对于国民党军而言,锦州战略地位远高于沈阳,西进兵团即便暂时撤回沈阳也不会放弃重占锦州。同时,情报显示西进兵团并未退兵,表明其正处于两难选择之中。10月20日,林彪下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北上迎战西进兵团,并强调:“此次大战全局关键在于是否能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辽沈战役》,第224页。)换言之,林彪最担心西进兵团返回沈阳,而这正是卫立煌所坚持的。此外,林彪一直认定西进兵团南下目标是锦州,根本没有料到对手还有可能转向营口,这表明他并不知晓国民党军内部分歧,自然也不知晓卫立煌的主张。

10月22日,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南下黑山、打虎山,拉开辽西会战序幕。23日晚间,因作战不利,廖耀湘决定放弃重占锦州,主力继续进攻黑山的同时,一部兵力转向营口。对此,卫立煌勉强认可,却又指示西进兵团万不得已时可退回沈阳。(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33页。)就在同一天,林彪命令各部队加速前进,在黑山、打虎山以北、新立屯以南地区建立包围圈,其中一半兵力部署于北线新立屯方向(《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1948年10月23日,第1050页。)。这表明林彪担心西进兵团在遭到围攻后仍有可能退回沈阳,没有及时捕捉到西进兵团改向营口的最新动向。

两天后,即10月25日,林彪方才发觉对手已改变行军方向,不可能返回沈阳。当日拂晓,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南独立第二师、第八纵队与西进兵团第四十九军遭遇,后者是西进兵团撤往营口的先头部队。得到报告后,林彪判断西进兵团“有改变决心,转向辽中或台安退营口的可能”,于是迅速调整部署,督促主力赶赴黑山、打虎山。(《辽沈战役》,第621、539、239页。)

然而就在同一天,西进兵团一部却准备退往沈阳。原来,第四十九军受阻后,军长郑庭笈没有报告廖耀湘而是越级请示卫立煌。当日下午5时,卫立煌命令该军连同附近第十四师、新编第二十二师撤回沈阳。(郑庭笈:《蒋军辽西兵团的覆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51页。)不过,卫立煌没有及时通报廖耀湘,很可能是打算以既定事实影响廖耀湘改变决心。如果这一目的得以迅速实现,那么,正在赶赴黑山、打虎山地区的东北野战军必定扑空。

林彪得知西进兵团一部返回沈阳的消息来自一次遭遇战。西进兵团第十四师率先执行卫立煌的命令,刚刚行动即与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不期而遇,后者奉命南下打虎山阻止西进兵团撤军营口。遭遇战发生在26日凌晨4时前后,地点在北宁铁路的历家窝棚车站(《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1948年10月26日,第1056页。)。西进兵团到底指向何处?当天中午时分林彪给出判断:西进兵团准备退回沈阳(吴富善、高体乾:《第七纵队在辽沈战役中》,《辽沈战役》,第528页。)。他再一次调整包围圈,范围设定在黑山和打虎山以东、厉家窝棚以西地区(《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1948年10月26日,第1056页。)。应该说,此次判断和部署与实际情况有太大出入:撤军沈阳的只是少数部队,而非西进兵团主力。换言之,卫立煌的命令尚未对西进兵团主力发生影响,却使林彪产生错觉,新设立的包围圈背离西进兵团主力行军方向。如果形势再无变化,西进兵团主力有可能退往营口,逃脱围歼。

最终将西进兵团送入东北野战军包围圈的是廖耀湘。26日傍晚,廖耀湘方才获知第四十九军没有打通退往营口的通道,惊慌失措之时,接到卫立煌关于回师沈阳的正式建议。廖耀湘改变计划,全军分走两路退回沈阳,一路沿北宁路直接北上,另一路东渡辽河后再转向北(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43—144页。)。廖的最新方案固然受卫立煌影响,但西进兵团撤军营口受阻则是重要原因。如果说26日凌晨西进兵团第十四师行动“误导”林彪作出“错误”决策,那么,当日黄昏廖耀湘的决定则使林彪化险为夷。

不过,林彪未能周全考虑西进兵团撤军路线,没有料到对方除直接北上外还选择了东渡辽河迂回北上。因此,当27日得报东北野战军一部与西进兵团东进部队遭遇后,林彪立刻紧张起来,对已有判断产生怀疑,认为西进兵团在北宁路遭遇第六纵队阻击后“有向台安方向突围模样” (《辽沈战役》,第243页。)。向台安突围的目的地是营口。显然,这与事实不符,却恰恰说明林彪并不知晓对手内情。好在此时东北野战军与西进兵团陷入混战,彼此建制大乱,已无法再次调整部署;否则,西进兵团一部有可能逃脱围歼,返回沈阳。28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全歼西进兵团。

综上所述,西进兵团退往沈阳是卫立煌的一贯主张。相比较蒋介石、廖耀湘建议,这一主张最为明智,正如林彪在辽西会战后所言:“如果按卫立煌之办法,锦州一被打下,(西进兵团)即缩回新民或退守沈阳,可以不致失败到如此之快。”(《辽沈战役》,第267页。)换言之,卫立煌确无“促成蒋介石失败”想法。先是蒋介石、后是廖耀湘,为东北野战军围歼西进兵团提供时机。此外,林彪在战役期间对西进兵团动向的几次判断及其相应兵力部署,或超前或滞后,也反证卫立煌并未“帮助”中共。

表面上看,1948年卫立煌对蒋介石各项命令多不遵从,先是在冬季攻势中拒绝出兵救援各地,接下来在没有关内援军的前提下又拒绝打通北宁路、救援长春、解围锦州,最后是反对西进兵团重占锦州。卫立煌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谨慎使用沈阳国民党军,而由沈阳国民党军主力组成的西进兵团在6天时间内全军覆没,足以证明他的谨慎并非多虑。

卫立煌多次准确判断东北野战军战役企图。换言之,他是毛泽东和林彪最有分量的对手。如果他的意见得到蒋介石重视,东北野战军决战之路可能更为曲折与艰难。事实上,对于国民党军失败,蒋介石应该承担最大责任。台湾军方和学者关于卫立煌“作乱造反”和应承担全部责任的观点,无疑在混淆事实,遮掩蒋介石过失,同时也在有意贬低毛泽东、林彪的决策水平与能力。

1948年11月10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卫立煌撤职查办,罪名是“在此次辽西会战中,因对于指挥部署迟疑不决,致贻误战机,失陷重镇”(《卫立煌撤职查办》,《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1日。)。自此,国民党方面把西进兵团乃至东北失败责任推到卫立煌一人身上。同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国民党43名战犯名单,卫立煌位列第13名。国共两党先后对卫立煌作出否定性评价。不过,前一种评价为转嫁失败责任,后一种评价则从另一种意义上充分肯定了对手分量。

卫立煌在其个人生涯中,两度与中共合作,第一次是在抗战期间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并因此获罪于蒋介石,被免去本兼各职;第二次是1955年由香港返回大陆。尽管如此,并不能从逻辑上推断卫立煌在东北战场亦倾向于中共。事实上,卫立煌当时打算有所作为,并与东北野战军长期对抗。

(本文作者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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