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张海鹏
2015年09月06日17:2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70年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比较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一次真正世界性的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卷入的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战场也主要在欧洲。日本虽然对德国宣战,却借口德国在中国山东有租借地,向中国山东进攻。中国虽然参战,究竟没有派军队到欧洲去,而且自己也成为同为对德宣战的日本侵略。美国感受到德国的威胁也宣布对德作战,只是给协约国提供军备,后来派了军队到欧洲,战争就快结束了。战场虽然延续到非洲,那是争夺非洲殖民地的战争,规模也不大。英属澳大利亚 、英属加拿大、英属印度、英属新西兰、英属南非参战,因为是英国殖民地的缘故。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参战国是欧洲国家,主要战场在欧洲。俄国因为发生十月革命,退出战场;德国因国内反战,支持不下去,宣布投降,1918年战争结束,从战争爆发到结束,前后近五年。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大多称之为“欧战”,是有道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不同。卷入战争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地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涉及人口约17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损失人口5千万以上。[①]时间至少八年。爆发战争的原因很复杂,矛盾点不止一个;战争爆发点也不止一个;战场几乎囊括了全球。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次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有两个战争爆发点,有两个主要战场,有两个胜利纪念日,还有两个不同的战争结局以及对战争结局的两个不同的认识。对于这些,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加以重新思考和阐明。

两个战争策源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争夺殖民地、争夺世界资源而爆发的。战争策源地只有一个。德国因与俄国、法国有历史积怨,一直在积极筹备战争。可以说德国是那次战争的策源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战争策源地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东方是日本,西方是德国。引起战争的矛盾极为复杂: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有军国主义日本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以及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有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矛盾。

由于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矛盾,德国有复仇心理和准备。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德国要称霸欧洲必须让法国臣服。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就一直在筹划战争。德国是欧洲的战争策源地没有异议。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建立了“开疆拓土,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他扩张领土的对象是琉球、菲律宾、朝鲜、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通过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他取得了琉球、朝鲜、台湾,实现了“开疆拓土”的部分目标。通过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华的瓜分狂潮,日本取得了福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日俄战争(1903-1905),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大量权益。1928年,日本内阁通过了通过朝鲜取得中国大陆的所谓“大陆政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日本是亚洲战争策源地,无论是从历史史实和历史逻辑来说,也难有异议。

只有德国一个战争策源地,无法解释二次大战那样真正涉及全球特别是欧亚两大洲的那场战争的历史。在欧洲,虽然意大利与德国作为法西斯国家成立柏林——罗马轴心,柏林的作用是主要的。1936年11月德国、日本以反共产主义相标榜,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表明东西两个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并且在反共的大前提下联合起来。罗斯福评价说:“轴心国之间经过精心地预谋,已经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在他们的战略计划中,全球所有的大陆、所有的海洋,都被视作一个巨大的战场。”[②]但是,德国和日本并没有首先向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进攻。德国和日本首先进攻的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日本首先进攻的是中国,一个经济落后、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而且志在必得。德国首先进攻的是波兰、法国、英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可见,德国和日本都是在反共的幌子下发动世界战争的。那时候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实现工业化,经济上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德国和日本都不敢贸然向苏联发动进攻,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或者中立条约,试图麻痹苏联和世界。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企图占领全世界的法西斯国家,在照顾彼此利益方面取得共识,确认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和日本在亚洲的领导权,同时决定把下一步斗争矛头对准了美国和苏联。这就是为什么同在1941年,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日本向美国发起进攻的原因。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握手,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推向了顶峰。即使如此,反共也只是他们的幌子。因为他们进攻的,一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可见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共产主义,他们的目的是要称霸全球。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美国、英国、中国等并非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反对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世界性战争的原因。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是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人类正义的力量与反人类正义的战争机器之间的搏斗,是坚持法西斯、军国主义与反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毛泽东在1941年7月12日写给党内的指示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和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和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③],这个判断不管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世界的立场上,都是完全正确的。

德国、日本之所以成为二战的策源地,根源是在两国出现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败国,德国被迫接受《凡尔赛条约》的苛刻条款,很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主张开始兴起,纳粹法西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反动而又蛊惑人心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在欧洲的兴起,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深刻危机的表现。”[④]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德国资产阶级政府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于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势力依靠欺骗性的宣传,以“救世主”的姿态掌握了政治权力。不过,法西斯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其掌权的奥秘就是通过不断的冒险和战争,将德国国民拴在无法停歇的侵略扩张的战车上。

日本与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在近代初期,和周边邻国一样,日本同样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同样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不过,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得以克服了民族危机,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心服口服,对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法则深信不疑,顶礼膜拜。因此,作为一种国家意志,其基本的政治哲学就是通过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力求进入西方列强的行列,“脱亚入欧”。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基本方针还是和西方列强沆瀣一气,共同侵略亚洲国家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对《凡尔赛条约》对它的限制并不买账,野心膨胀,企图独霸亚洲。当时,军国主义团体开始在日本出现,其明确的目标就是建立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扩大侵略权益,在亚洲排挤其他西方列强。正是因为如此,日本在远东地区和美国的矛盾日益加深。在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后,面临着国内革命、中国的抵抗和列强挤压的多重挤压,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借助恐怖活动和军事政变掌握了政治权力,将日本纳入到军国主义、法西斯的轨道,企图通过冒险、战争来解决国内、国际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存在东西两个战争策源地,这个观点前人已经指出过。[⑤]但是指出两个战争策源地,却没有把它与两个战争爆发点联系起来,学术界长期争论着二次大战的起点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 

两个战争爆发点

关于二次大战的起点,或者爆发点,以往学术界多半以1939年9月1日德国侵入波兰为标志,以它作为二次大战的起点,欧洲学者大多如此主张。[⑥]日本学者也是这样看法。[⑦]中国学者虽有不同意见,大多也接受这样的看法。[⑧]近些年一些中国学者为了强调中国作为二次大战东方战场的作用和地位,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甚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次大战的起点。这些当然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理由都不充分。如果真正把二次大战作为一个全世界主要国家都不同程度卷入的战争,而卷入的时间各不相同,我们会看到二次大战真正形成为世界性的大战是有一个过程的,看到二次大战矛盾的复杂性和过程的曲折性,应该明确二次大战的起点或者说爆发点是两个。简单地把1937年7月7日或者1939年9月1日作为二次大战的起点,都不足以阐明这次世界大战过程的复杂性。今天从二次大战全部历程来看,卢沟桥事变是亚洲地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向一个亚洲大国发起的全面进攻的开始,我们应该把这次进攻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起点。两年后,德国侵入波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个起点即欧洲的起点。以往的中外历史学家大多主张德国入侵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这有一定道理,但道理不能服人。说他道理不能服人,是因为不能完整解释二次世界大战原因的复杂性、矛盾的尖锐性和战争过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如果我们站在70年后甚至80年后这个历史高度,俯视当年爆发的这场世界大战,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这次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我们会看到每个战争策源地都有一个战争的发动时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是二次大战东方战场的起点,1939年9月1日是二次大战西方战场的起点。如果承认二次大战有两个起点,我们观察二次大战的历史就全面了,客观了,符合历史实际了。[⑨]

实际上,二次大战先后在亚洲和欧洲爆发以前,亚洲和欧洲都出现了法西斯国家、军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事实。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随后还把战火延烧到长城沿线;1936年至1939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至1939年意大利、德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被侵略国家人民都开展了反法西斯斗争,这些都是二次大战爆发的前奏,过了这个前奏,二次大战就先后爆发了。

只强调欧洲是二战的起点,是没有看到亚洲战场的重要性;只强调亚洲战场是二战的起点,是没有看到欧洲爆发二战的重要性。只有既看到亚洲,也看到欧洲,俯视全球,看到二战的爆发是在亚洲和欧洲先后发生的,才能准确阐明二战的爆发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才能阐明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同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说战争的起点,是说的战争的爆发点,不是说战争一旦爆发就在全世界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展开是有一个复杂过程的。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掀起全民抗战,但全世界各国都在观望,美英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尽管日本侵略中国就是要排除美英在中国的势力,但美英没有决定是否投入战争。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支持中国抗战,中国抗战也维护了苏联远东的安全;随后美国也支持了中国抗战,中国的抗战也支持了美国。虽然美国同时也用贸易手段支持了日本。1936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欧洲主要国家也都采取了绥靖政策,直到1939年9月1日德国侵入波兰,欧洲形势紧张起来,英法才结束绥靖,对德宣战,但是英法出于自身利益,坐视波兰败亡,此后很长时间欧洲无战事,出现了半年之久的所谓“假战争”[⑩]。到了1941年6月德国侵略苏联导致苏德战争的发生,德国深入苏联国土850-1200公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无限地扩大了。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那时候美国正在与日本和平谈判,一下使美国措手不及。日本随即向美英宣战,大举南下,把战场扩大到中国以外的东亚、南亚等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太平洋战场。这是二次大战真正成为世界大战的最后标志。如果没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发生,二次大战如何定义,将是另一个样子。如果没有德国进攻苏联和日本进攻美国、太平洋地区各国,二次大战可能还在亚洲和欧洲分别进行,可能还是地区性战争,可能不能称作世界大战。[11]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开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标志。这以后就把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卷进战争的漩涡了。苏联和美国是世界两个大国。这两个大国对战争的态度和动向,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这充分说明二战的爆发和展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不仅战争的起点是两个,战争的结束点也是两个。1945年5月8日,在苏军摧枯拉朽的攻击下,德国丧失还手能力,便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告欧洲战场的结束。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终战”,命令所有日军放下武器,战争结束,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和军部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亚洲战场最后结束。两个投降日(对同盟国来说是两个胜利日)的出现,再次证明二次世界大战过程的复杂性。

两个主要战场

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东方和西方;有两个战争爆发点即战争的起点:亚洲,日本侵略中国,欧洲,德国侵略波兰。历史和逻辑都证明了,二次大战还存在两个主要战场:一个是亚洲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这两个战场的变化、胜负,决定了二战的变化和胜负。

亚洲战场最大的特点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如果说日本在天津驻军还符合《辛丑条约》的话,1932年后日本华北驻屯军发动山海关事变,配合日本关东军逐渐蚕食长城内外,把军队移驻到北平西南丰台,就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这是造成卢沟桥事变的根源。日本学者争论宛平城的第一枪是谁开的?这在纯战争史或者军事学角度看可能有意义,但在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大主题上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日军到了北平附近的丰台,本身是完全非法的,除了肆意侵略,难有更好的解释。即使第一枪不是日军开的,也改变不了日军侵略的本质。

在中国独立抗日的前三年,只有苏联给予了中国援助,前后三次低息贷款2.5亿美元给中国政府,[12]还派出了大量航空人员来中国帮助作战,库里申科等飞行员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英美一开始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绥靖政策,直到1938年日本宣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日美关系开始恶化,日本侵略行为威胁国际安全,美国才给中国援助,从1938年到1940年四次贷款差不多一亿两千万美元,[13]但是,1941年前美国卖给日本的石油、废钢铁和武器弹药数量很大,对日本侵略中国是有力支持。

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美英等国才与中国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才给予中国军事的、经济的等实际援助。由于英美实行“先欧后亚”战略方针,鼓励中国战场拖住日本军队,实际上英美的大量援助都用在欧洲,对中国的军事支援比例很低。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上十分落后,与早已资本主义化的日本在国力上相差极大。日本为了实现“大东亚秩序”,把英美排除出中国,独占中国,乘着英美势力逐渐退出中国的机会,大肆占领中国领土。中国作为一个贫穷的、落后的大国,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开展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底,日本向中国战场(包括东北)投入了21个师团,在朝鲜和日本国内只有3个师团,87%的兵力都在中国;以1938年10月为例,日本陆军总兵力有34个师团,分布在中国的有32个,占其总兵力的94%。再以1941年12月为例,日军陆军总兵力有51个师团,分驻于中国的有40个,占其总兵力的78%;分布在太平洋战场的有10个,只占其总兵力的19·6%。[14]1942年太平洋战场开辟以后,日本投入太平洋战场的军力也不过占其军力的20%。[15]1943年日军在中国战场仍部署了28个师团,其中有8个甲种师团、5个乙种师团和15个丙种师团 。[16]1944年日本在华发动一号作战,企图打通豫湘桂,进入南亚,然后通过中东,实现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握手。中国军队虽然一败涂地,一溃千里,但是还是拖住了日军,使它不能进入南亚,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未能得逞。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牵制100万左右日本陆军主力。中国人民以其巨大的牺牲和百折不挠的抗战精神,支持了苏联的对德战争,使它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又支持了美国、英国的太平洋战场,大大减少了日军对他们的压力;又粉碎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欧亚的企图,使日德法西斯不能在更大范围内给人类带来苦难。中国抗战的胜利及其对世界和平力量所作的贡献,使它开始摆脱弱国的处境,并有资格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

美提出“先欧后亚”战略,虽然把支持的重点放到欧洲,让中国战场在艰难困苦中继续支撑,但也等于提出了欧亚战场是统一的世界大战的战场的认识。1943年,美军在西太平洋对日作战中消灭了日海军有生力量,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苏美英等国际力量给中国抗战巨大支持,中国战场的持久作战也给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巨大的支持。

中国战场实现持久作战的最大特点是中国国内实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日作战,实现了以中国国民党为中心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领导,[17]两个战场、两个领导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了有效的战略配合,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取得最后的胜利。没有国际力量的支持,中国的抗战还要艰难得多。中国抗战初期,正面战场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后期,正面战场的作用降低,敌后战场的作用升高。敌后战场把游击战提高到抗战军事战略的高度,在战争史上是第一次。中国战场的这种特点是独特的,别的国家没有这种情形。应该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在研究了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用后指出:“即使不投原子弹,即使俄国不参战,即使不制定进攻计划,日本也是会投降的。”[18]对中国抗战来说,这个判断是客观的。

欧洲战场主要是欧洲国家,加上苏联和美国对付德国侵略势力。德国出兵波兰,英法虽然向德国宣战,却是“西线无战事”。“西线无战事”纵容了希特勒德国的战争野心,一些欧洲国家被占领,于是法国投降,英军撤退到英伦三岛,伦敦遭到了德国的狂轰滥炸。欧洲几乎无还手之力。德军横扫欧洲,30天内灭亡波兰,44天中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号称“欧洲最大强国”的法兰西也只撑持了短短6个星期就投降了。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学者论证,德国发动侵略波兰的战争,自己在军事上也没有准备好。当时,波兰和法国共有130个师,德国只有98个师,其中38个师尚未经过训练。德国在西部边界经过训练的师只有11个,而法国在那里部署了85个师。如果法军敢于攻打德军的西线,一定可以将其攻破。[19]但是,法军在面对波兰被灭亡也没有及时施以援手,自己也落得个投降的下场。1941年6月,德军转向进攻苏联,初期给予苏联沉重打击,至11月,德军进入苏联纵深850-1200公里,占领苏联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20]苏联人民进行了顽强反击。经过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会战,沉重打击了德军,使德国陆军损失83万多人,战线向西推进400公里,[21]苏军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反攻作战。苏联卫国战争战场成为欧洲主要战场。

苏军斯大林格勒大捷和美军西太平洋大捷,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个转折成为召开1943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背景。随着1944年欧洲第二条战线开辟,战线转入德国国内。苏军展开了柏林攻击战,并与美军在易北河会师,柏林成为最后埋葬希特勒德军的战场。

在亚洲,中国战场仍然拖住了日军的主要兵力,除了中缅战场和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展开了反攻作战外,正面战场没有实现战略反攻。美军直接攻击日本本土,亚洲战场的重点转移到西太平洋和日本本土。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天皇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各地日军放下武器投降。

日本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末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又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它侵略中国的总战略是求快求速,是“速战速胜”,尽量避免拖延。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却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日本的侵略激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形成国共两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各阶层人民和政治团体都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对付日本侵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就是毛泽东论证的“持久战”,用“拖”字诀应对日本的速胜论,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拖”住侵华日军的手脚,使他难以逞其“速胜”的战略总目标。中国战场的“拖”字诀,把日本军队的80%都“拖”在中国战场上,从而帮助了苏联,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同时也帮助了美国,减轻了太平洋战场开辟后的压力。日本侵华造成了南京大屠杀、敌后的大量的万人坑等无数惨状,抢掠了中国无数的物质财富,给中国带来了极其惨重的人员和物质的损失,极大地延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是巨大的,应该得到国际舆论的客观评价。

战时同盟国的领袖肯定过中国战场的巨大作用。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22]罗斯福在著名的炉边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的抗战。他说:“五年来,勇敢的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侵略,歼灭了无数日军,摧毁了大量的日本军事物质。援助中国进行的英勇抗战并最终发起反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的抗战时最终战胜日本的重要因素。”他还说过:“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人民最先起来抵抗侵略者并与之浴血奋战。在未来的岁月中,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将在维护东亚与世界和平繁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23]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有二十四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24]苏联元帅崔可夫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掩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25]这些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可惜,由于中国当时国际地位很低,这些客观评价并未完全落实在相关国际条约中。 

两个不同的战后处理和战争认识

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以反共相号召。但他们在首先选择进攻目标时,没有进攻“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是首先进攻中国、法国、英国等并非共产主义国家。可见,日本、德国进攻的对象,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目标的,他们的目的是要霸占全世界,至少日本是要霸占亚洲,德国是要霸占欧洲。这就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共同奋起击破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的图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人民、中国人民、美国人民、英国人民、法国人民等都付出了各自的努力。其中,苏联和中国遭受损失最大。人口、财产损失巨大。德国和日本因战败也遭到毁灭性打击。

由于苏联和美国在大战后期贡献最大,同时美国、苏联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们在战后获得好处也最多。中国是一个弱国,战后虽然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但是发言权很小,除了收回台湾外,自己的领土主权还难以得到保障,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未能收回,与中国国家利益相关较多的琉球未能按照国际条约规定实现联合国代管,反而由美国以“施政权”名义送给日本。这是极不合理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有关日本领土范围的规定并未落实。

战后对德国的处分和对日本的处分不完全一样。由于希特勒本人在苏军攻克柏林过程中自杀,德国旧的国家体系被瓦解,纽伦堡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同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开始。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文特克认为纽伦堡审判“标志着一系列法庭审判的开始,并一直持续到距今不远的过去”。[26]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日本的情形与德国有所不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判处日本7名甲级战犯绞刑,16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但是没有给犯有战争罪行的昭和天皇任何处分,还有甲级罪犯嫌疑犯战后当了首相。施文特克认为:东京审判“标志着对战争进行司法清理的结束”。[27]美军占领日本,虽然对日本社会进行了一定改造,成立了“和平宪法”,但没有根本上根除日本社会上的军国主义思想。所以,日本战后的政治家很少有人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省。今天德国人如果歌颂希特勒、纳粹是犯法行为;而日本人如果歌颂昭和天皇完全是合法行为。这就令亚洲国家人民担心日本可能复活军国主义。这就是战后对两个战争策源地不同处分的结果。欧洲战后国际关系较为和谐,亚洲则较为紧张,原因就在这里。德国和法国是两个世敌,两国对反法西斯战争形成了共同的认识,两国关系得以和解,德国和法国今天成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对欧洲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战后日本社会不乏对战争、对侵略行为进行反省的群体和个人,一些学者的反省很深刻。但总体而言,日本这个民族缺乏反省精神。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日本这个民族对战争反省的真诚。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是一个富于对外侵略的民族,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成长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成长。除了一些学者对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行为有深刻批判外,政治活动家大多不愿意接触这个话题。德国人民在反省战争行为时可以说我不爱德意志这个民族,德国总统可以说我不爱德国这个国家,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时说:“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把我们大家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了出来”。[28]这表明德国经历了反省战争历史的内心煎熬。日本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日本人没有经历这样的内心煎熬。

全世界都在纪念二战胜利。今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在5月10日到莫斯科访问,到红场无名烈士墓祭奠。日本只纪念8月15日的“终战日”,不纪念9月3日胜利日(虽然日本在9月2日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以往还有政治家在8月15日到靖国神社祭奠14名甲级罪犯。日本政治家坚持对供奉在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罪犯祭奠活动,就是怀念、肯定、歌颂策划亚洲战争策源地的战争罪犯。日本政治家的这种行为,当然导致了日本社会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日本右翼人士认为承认侵略是“自虐史观”,他们不愿意与军国主义时代、与军国主义精神划清界限。

德国人至今还在追诉纳粹分子,立法禁止歌颂纳粹行为。德国与法国联手编写历史教科书,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罪行。德国人这样做是对历史负责,子孙后代都要对历史负责。能够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能够揭自己疮疤的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当德国总理向华沙犹太人纪念碑俯身下跪时,时人评论道,勃兰特跪下去,德意志站起来。这个评论是深刻的。

日本社会出现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概念。许多日本人愿意说自己是“受害者”。“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的认知要强大得多。”[29]安倍晋三首相也强调日本是“受害者”,闭口不提日本首先是“加害者”。这是一个撇开了“侵略”原罪,只记住了“受害”的很奇怪的逻辑。他们记住了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却记不住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在华北的许多万人坑,也记不住珍珠港事变。日本人是不大愿意到夏威夷去参观美国亚利桑那号军舰纪念堂的。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固然使日本人民受到了损害,但这是对战争策源地的惩罚。如果说损失,首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带来的,是日本战争策划者带给普通日本人的损失,账要算到日本统治者身上。这种“受害者”认识,在德国人身上是不容易出现的。

我们看一下昭和天皇的所谓“终战诏书”。第一,昭和天皇在诏书中解释所以对美英二国宣战,“实乃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发动战争是为了“帝国之自存”,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帝国“自存”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自存”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又说是为了“东亚安宁”,也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东亚(主要指中国)虽受到欧美侵略,八国联军之后,东亚相对是安宁的,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东亚的安宁。坚持所谓“东亚安宁”就是坚持“大东亚秩序”的陈词滥调。第二,又说“然交战已阅四载,……战局仍未好转,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敌新使用残虐之炸弹频伤无辜,其状之惨不可预测”。这里只承认1941年后与美英两国作战,所谓交战“已阅四载”,至于与中国的八年作战并未提及,显然不承认侵略中国。又指出原子弹爆炸“频伤无辜”,这是“受害者”心态的最早表示。第三,表示天皇“对于与帝国始终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盟邦,朕惟有深表遗憾”。这里再次坚持“东亚解放”的谬说。第四,要求今后“发扬国体之精粹”,所谓“国体之精粹”,实际上最核心的是要坚持作为“现人神”的天皇制度。我们在这份“终战诏书”里看到了“大东亚秩序”、“大东亚解放”、“受害者”、“发扬国体”、不承认侵略的种种说辞,就是今天主张自由主义史观的那些右翼人士所坚持的理由。昭和天皇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总根子。

十多年前我到日本去访问,老一代的日本学者告诉我,他们担心战后出生的这一代日本人,因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愿意承担战争责任。安倍晋三等政治家正是战后出生的。如果这样的日本人出掌政柄,要他们承认侵略,要他们对被侵略国人民道歉,要他们改善与邻国关系,都是困难的。当然,他们要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愿望,也可能是难以达成的。

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不承认侵略,不向被侵略国道歉,却要到神社祭奠发动战争的罪犯,却要立法修改“和平条约”,要建立派兵到世界各地的“安保体系”,这是要向当年的战争策源地进行忏悔呢,还是想要保存或者恢复战争策源地?

客观面对历史,正确认识历史,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可以新生,可以有机会拥抱光明的未来。在基本的历史事实面前遮遮掩掩,没有承认历史错误的雅意,还想掩盖错误,只能生活在未来的阴霾之中。历史事实是无情的,不尊重历史的人将得不到历史的尊重。我深以为在日本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大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局势。昔日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挥舞的反共旗帜,被美国接了过来。这就使得美国从意识形态出发,并不那么珍惜战时和战后由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格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韩国、日本分别属于“冷战”的不同阵营,从而“免除了日本在占领结束后努力取得两个邻国谅解的外部压力”。[30]还应该看到,美国多方面培植不认真反省战争罪行的日本,是今天亚洲局势紧张的因素之一。安倍晋三搞所谓“地球仪”外交或者意识形态外交,也只能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结果,究竟对美国有利还是不利,还需要观察,还需要未来的历史发展来检验。

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如何预防可能的战争策源地死灰复燃实属必要。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在世界上生存的权利。大国欺侮小国,大国灭亡小国,今天都不可行。地球只有一个,各个国家只有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才能创造一个美好的地球,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近代以前有长期友好的历史。日本如能像德国那样,建立了对侵略历史的正确认识,中日两国共创亚洲历史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回顾二次大战中日本作为战争策源地从兴起到灭亡的历史,是中日两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认识这段历史的症结点。

 

                                                                             2015年3月28日初稿

                                                                                   7月15日修改 

 

本文写作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博士提供资料,帮助修改,谨致谢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外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Ⅰ》,第23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富兰克林·罗斯福著:《炉边谈话》,第1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6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④]

罗荣渠:《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16页。

[⑤]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卷,绪言第14、1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伊丽莎白·维斯克曼:《对波兰的进攻转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载C。L。莫瓦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2册,第6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又,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第978-979页,同上书。

[⑦]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第642页,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⑧] 齐世荣:《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史学会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第33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王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载王桧林著《三余丛稿—我与中国现代史》(下),第517-51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⑨] 前引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卷绪言在讲到两个战争策源地以后,也讲到“七七事变就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和大战在东方的爆发点”,“德国入侵波兰便成了欧洲战争的起点和大战在西方的爆发点”,该书第一卷第四编标题为大战在东方的爆发,第五编标题为大战在西方的爆发。这个论述与本文的观点极为切近。但是也有稍许区别。本文从二次大战矛盾的复杂性和过程的曲折性明确指出二次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因而有两个战争起点或者爆发点。该书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而且在论述大战的分期和过程时把大战的第一阶段称为“大战的序幕与爆发(1931.9—1939.9)”,实际上把两个战争起点的观点掩没在其中了,因为大战的序幕与大战的起点,可以看作一件事,也可看作两件事。在这里,作者至少是没有贯彻其观点的彻底性。窃以为,在这里做出这点辩证是有益的。

[⑩]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第983页,同上书。还有著作称为“奇怪的战争”,这大多是欧洲学者的看法,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二卷,该卷第16章题名为《“奇怪的战争”与德国入侵北欧》,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也持这种观点。他说:“1939年爆发的战争只能算是欧战。事实上,在德国入侵波兰,又于三周内和中立的苏联瓜分该国之后,所谓欧战,已变成纯粹由德国与英法对打的西欧战争了。”不过,他把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看作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则与我不同。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年的世界史》,郑明萱译本,第46、49页,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12]

王庭科:《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第245页,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13]参见韩永利、张士伟:《二战期间美国战争资源的对外投放考察》,《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第60页。

[14] 资料来源参见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第336页,第六表:自1937-1941年师团数增强一览表,张玉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5]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第364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6] 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三卷,第45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 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领导中心,限于篇幅,此处不便展开,可参考本文作者此前发表过的文章:《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三期;《中国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第16版;《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 19 版,2015年6月8日(中宣部主管党建杂志社主办《学习》活页文选 2015年32期转载)。

[18] 拉尔夫·德贝茨:《美国史》上卷,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第983-984页,同上书。

[20] 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52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1] 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63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2] 依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第49页,新群出版社1951年版。

[23] 富兰克林·罗斯福著:《炉边谈话》,第161、1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第266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25] 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8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26] 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

[27]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同上引文。

[28] 《环球时报》记者邬宁宁:《德国当代史学泰斗、国际历史学会前会长尤尔根·科卡对〈环球时报〉表示:日本须用认真反思换取国家信誉》,环球时报7版,2015年7月9日。

[29]  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第8页。

[30] 法尔克·平厄尔:《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第40页。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