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慰安妇”制度就是反人道的性奴隶制度

——以日军直营慰安所为中心

苏智良
2015年09月06日19:48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提要】二战时期,日军的慰安所有各种类型,而日军直营的慰安所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日本国家控制、军事性奴隶制度的特征与性质。在日军占领上海、南京的过程中,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曾积极指挥建立慰安所,军队直接经营的慰安所也在中国各日军占领地出现。1938年1月在上海建立的杨家宅慰安所,就是上海派遣军兵站直接策划设立的,军医麻生彻男的回忆录《从上海到上海》与《每日新闻》记者千田夏光的《从军慰安妇庆子》,以及本团队的田野调查,印证了该慰安所的建立过程和许多细节。史料与研究表明,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运用国家机器推行军事性奴隶性质的“慰安妇”制度,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日本某些政治家宣称的在日本找不到“强征慰安妇”证据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

【关键词】日军直营慰安所;“慰安妇”;日军性奴隶制[1]

 

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了否定“慰安妇”事实、要求取消“河野谈话”的趋向。2014年8月5日,在日本右翼媒体的围攻下,《朝日新闻》被迫宣布撤销“吉田证言”一组报道[2],承认这组关于济州岛强征“慰安妇”的报道失实。于是,自民党干事长等右派政治家联合《产经新闻》等右翼报纸相继提出应取消“河野谈话”[3]。他们认为当年的“河野谈话”是根据“吉田证言”而作出的,既然前提有问题,结论自然错误,应予以纠正。10月2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参议院宣称,“河野谈话” “有很大问题,我们否认那个发言”,理由是日本没有发现可以证明强征“慰安妇”的资料。[4]日本政府否认其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无耻行径,正在引起世界舆论的严厉挞伐。

其实,战时日本实施“慰安妇”军事性奴隶制度的证据数以万千计,日本出版的3种大型资料集[5],刊载了数百份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实施性奴隶制度的历史文献,中国吉林省等档案馆收藏着许多日本军队的档案[6],以及20年来,中国、韩国、朝鲜、菲律宾、荷兰等各国千名“慰安妇”幸存者的口述铁证。

战争时期,作为一种军事服务制度,辅以国家之力长时期大面积推广,强行征用女性随行于战场,在近代国家的历史中只见之日本。战时的日本军部非常明白这不是光彩的事情,因此在日本,“慰安妇”相关情况是军事机密,[7]国内严禁刊登“慰安妇”、慰安所的照片[8]。一直到目前为止,有关“慰安妇”制度的文件档案,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全部解禁。

二战时期,日军的慰安所有军队直营、日本民间人经营、朝鲜半岛人经营以及汉奸经营等各种类型,而日军直营的慰安所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慰安妇”制度日本国家控制的军事性奴隶制度的特征与性质的一种类型。本文拟以上海的日军上海杨家宅慰安所等为重点案例,依据档案文献、报刊史料与实地调查,对日本军队的军直营慰安所在中国大陆的实施概况、运营细节进行宏观与微观的研究,并对二战时期的日本政府与日本军部与“慰安妇”制度之关系进行深入研讨。

一、日军在中国建立军直营慰安所的概况

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战区投入的兵力最多,占领的时间最长,因此建立军直营慰安所的尝试,最初也是在中国开始的。第一批军直营慰安所出现于1932年的上海。

日军直营慰安所的出现  1932年1月28日 ,日本发动淞沪战役,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大大超乎日军的预期,他们不断增兵,因此到3月时,在沪日军已达3万多人。在沪日军的违纪强奸事件不断增多。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在3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这时,传来士兵们千方百计搜索女人、道德败坏的各种传闻,为了解决士兵的性问题,就着手积极建立这种设施。” [9]为制止军纪败坏和性病泛滥,稳定军心,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决定从日本关西征调第一个陆军“慰安妇团”,[10]并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战斗前线建起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这些慰安所,是我们目前见之于史料中日军军直营慰安所设置的最早记载,可以说,这一次的行动,成为后来日本战时军事性奴隶制——“慰安妇”制度的重要尝试和样本。这一过程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是日本陆军首先有组织地发起和直接参与了军事“慰安妇”制度建立的行动。[11]

军直营慰安所的扩大:1937年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进一步扩大军直营慰安所的行动范围,史料所见这一时期在上海、湖州、南京等地的军直营慰安所,也是在日本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中枢机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当时的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是松井石根,参谋长是塚田功。这项命令的下达,时间至迟在1937年12月1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该日的日记里写道:“从(华中)方面军那里收到关于建立慰安设施的文件”[12],由此可知,在占领南京前,华中方面军就已向上海派遣军下达设立慰安所的命令。另外,在上海金山卫登陆的第10军后来也收到了同样的命令。该军参谋寺田雅雄中佐在湖州指挥宪兵队秘密征集当地女性,并于12月18日设立了日军慰安所。[13]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披露这个湖州慰安所的实态,很有可能是日军宪兵队强征当地女性建立的军队直营慰安所。为了保证在上海地区尽快开设日军慰安所,上海派遣军参谋部要求该参谋部第二课长长勇中佐专门负责此事。12月19日,饭沼守写道:“委托长中佐迅速开设‘女郎屋’。”[14]同月28日他又记载,“日本军的违法行为愈演愈烈,由第二课召集各部队负责人,传达参谋长的训诫令”[15]。上海的日军军直营慰安所系统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迅速建立起来。根据我们20年的调查,日军直营的有万安路陆军慰安所、第一师团丰田纺织厂慰安所、峨眉路400号海军下士集会所、虹口行乐所、千田部队慰安所、浦东旗昌栈陆军慰安所、崇明庙镇日军据点慰安所等。[16]

至于南京日军慰安所的筹建, 1937年12月28日 ,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记录,“由于军队不法行为越来越多,……审议第二课关于南京慰安所开设问题的提案。”[17]于是一批慰安所迅速出现于南京。1938年2月,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向华中方面军参谋部报告中,南京已有141名“慰安妇”,1名“慰安妇”应对的士兵数为178名。[18]

军直营慰安所系统的最高领导机构:日本陆军省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一份有关军直营慰安所与日军军方、日本政府有直接关联的非常重要的文件。1938年3月4日,日本大本营给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发送[陆支密745号]秘密文件,内容就是募集“慰安妇”、建立慰安所。规定“慰安妇”的征募工作一律由派遣军一级进行“统制”;各军要选派合适的专门人选来担任此事;征募女性时要与当地警宪取得联络。[19]这一文件得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批准。这一正式文件明白无误地揭示了除军方之外,政府的警宪系统也加入到“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中。也集中体现了日本陆军省作为政府军事最高领导机构在推行军事“慰安妇”制度中的领导者角色。1940年9月19日,陆军省颁发给各部队的教育参考资料《从中国事变的经验来看振作军纪的对策》,针对日军出现的“掠夺、强奸、放火、杀戮俘虏等”行为,认为“性的慰安所给予事变精神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要求“对慰安设施有周到的考虑”。[20]在日本政府和军队高层看来,慰安所承担了振奋士气、维持军纪、预防强奸等多项功能。[21]  1942年9月3日陆军省科长会议上,恩赏课长指出要在现有基础上,追加“将校军官以下的慰安设施,拟按以下规模:华北100所,华中140所,华南40所,南方100所,南海10所,库页岛10所,共400所。”[22]这一记录进一步表明,日本政府、军方设立慰安所系统,完全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从史料中可见,陆军省而下,日军基本在军一级机构设置管理慰安所的机构或军官(岗职)。通常由参谋部、军医部、管理部共同负责慰安所事宜,也有在酒保部或兵站下面设立专门管理慰安所的机构,有的称之为“某某科”,有的则直接命名为“慰安所科”、“慰安妇股”。如在关东军里是由司令部参谋第三课负责慰安所事宜。驻屯上海的第7331部队,则专门设有慰安所科。[23]在武汉的日军第11军兵站也设有慰安所科,由将校2人、下士官2人、士兵4人共8人组成。其职责是管理“慰安妇”、监督慰安所运营。史料记载,每逢“慰安妇”到达民营慰安所时,兵站慰安所科即协同慰安所的老板一起,查验“慰安妇”的照片、户籍抄写本、警察的许可书、地方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书、病历等。[24]

史料与调查:建立在中国各地的军直营慰安所  日军在占领中国各地过程中,设立了不少由军队管理的慰安所。有一例对军直营慰安所描述得很详尽的日本兵的回忆,这是来自京都16师团福知山20联队的老兵(76岁)的证言,他明确回忆,慰安所是在军队指挥下经营的,“慰安妇”有日本人和朝鲜人,一个所里有15人左右。从白天到下午4时,一般是士兵进入的时间。从下午4时到晚上8时,是下士官(伍长、军曹和曹长)进入的时间。8时以后则是军官进入的时间。军官如果没有钱的话,干完了事就回去,有钱的军官则可以留宿。士兵们去慰安所时,都是带着安全套去的。支付的是满洲银行、朝鲜银行或日本银行的钱。[25]1941年2月,在开封的日军第84野战队士兵户村英雄写到:“军队管理下的P屋(即慰安所)大约有五十间左右的房屋,此处居住的女人们……对象大都是将校和下士官。也有些将校军官和这些‘战时妻子’保持着临时的无责任义务的关系。”[26]

再如原日第15师团67联队联队长铃木启久供认,按照日军的“惯例”,他下令在联队盘踞的5个地方(丰润、沙河镇及另外3个地方)建立了慰安所,并抓来60名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27]在武汉西侧的葛店,日军独立山炮第3联队1939年11月设立了第一、二慰安所。又在华容镇设立第三、第四慰安所。[28]第117师团少尉三田和夫回忆,该部驻扎在河南的考城县(今属兰考县)时,部队设有规模很大的慰安所。各部队由上级指定日期到慰安所去。他回忆说:“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婪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29] 在上海,一位年长的市民回忆,他幼时住在杭州路、眉州路,“八一三”事变以后,日军占领这一带作为军营,最初驻扎的是千田部队,在现在的跃龙化工厂门口的位置,挂有木牌,上面写着“千田部队慰安所”,后来深谷部队入住于此,于是,木牌又换成了“深谷部队慰安所”。[30]在江南的湖州,有日军兵站设立慰安所的档案记载。[31]1941年10月16日,在黑河的日本兵武田武二郎在信中写道,“北满黑河市街北方四里的山神府兵舍的川村、井上、绵引各位,心情愉快地畅想着回后方的日子。然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连村子也没有,只有各兵科的兵舍孤零零地显示着国威。唯一能看到的是利用陆军兵舍一角开设的东西向的慰安所。所谓的慰安所既像一寸见方的小剧场,也像储物的小屋,很难描述具体的模样。但这里却是生活在此兵舍的士兵非常重要的消遣解闷的地方。”[32]一个在孙吴的电信部队服役的老兵回忆,他们部队也有慰安所,并拥有20名左右的“慰安妇”。[33]1942年4月到1945年3月间担任日第59师团高级参谋的广濑三郎,曾积极参与建立慰安所。1944年4月上旬,日第12军发动“河南作战”时,军司令部的副官传达命令,由广濑接三郎手负责监督军用后方设施中的“军人会馆”、“星俱乐部”、“樱花饭店”等设施的经营业务。6月,第12军司令部又传来命令,要求广濑三郎把“慰安妇”送到前线去。广濑三郎也曾把30余名朝鲜“慰安妇”送到河南郑州的前线去。[34]

 在战火中建立的军直营慰安所,有种种战时形态,比如,大量的慰安所在建立时依靠掳掠或强制征用当地妇女建成。见之于当时记载,1938年,日军刚占领上海时,就大肆抓捕中国妇女,直接押送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虹口大旅社,门口有宪兵站岗,这里成为了日军控制的慰安所,[35] 实际上这就是1996年联合国人权调查委员会为日军慰安所定义的“合法的强奸中心”[36]。同样性质的记载,还有一个日军于1938年设在北四川路横浜桥相近某银行旧址的“行乐所”[37],“该屋各层有极暖之水汀,其最低一层,有日兵在无锡、浦东各地所掳之我国良家妇女,自十七、八岁者,约数百人,皆一丝不挂,面有愁容,而日兵则川流不息其间,任意选择性的满足。如任何女子有不从者,皮鞭立至”。[38]

跟随战事的推进而匆忙建立起来的慰安所,有的甚至连名称也没有。战犯秋田松吉供认:自1940年2月至1941年5月,日军第43大队第3中队山东省章丘县南曹范分遣队长山根信次伍长以下15名在南曹范盘踞期间,我任该队一等兵步哨。山根伍长通过伪村公所强制带来5名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我们15人对该5名中国妇女进行了一年零五个月时间的淫污。[39]在山西盂县、武乡等地,日军在与八路军对峙的艰苦环境中,时常将抓到的农村妇女控制在炮楼里,那里就成为了“合法的强奸中心”。经过长期的调查所知,当地愿意站出来指证日军新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至少有50人。在海南许多地方,日军也是任意将女性抓入军队据点作为性奴隶使用。如在澄迈,“一发现稍有姿色的女青年都抓到军部里充当‘慰安妇’,专供其玩乐。日军每个中队都设有一所‘慰安所’。驻金江中队‘慰安所’,设在今江乐善堂旁边陈国宗的家里,全所有‘慰安妇’30余人;陈国宗一家被驱逐到别家居住,楼上楼下几百平方米全部供“慰安妇”居住,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里面的‘慰安妇’是无法逃跑的,外人也无法进去;驻石浮中队的‘慰安所’设在石浮岭的军部里。全所有‘慰安妇’20余人。也是用铁丝网围住,派专人看守和管理。”[40]强制征用和随意抓捕中国女性作为日军的性奴隶使用,在中国的日军占领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老兵田口新吉回忆:在河北的前线据点中,关押着许多被俘女兵,“这些妇女被送到据点之后……多是在据点外面用土坯盖的仓库里开辟一个角落,改造成慰安室,里面用在扫荡中抢来的衣服、被子什么的垫一垫,然后再放上一个也是讨伐中抢来的尿盆,慰安室就算准备好了,然后就是让这些妇女不分昼夜地遭受大兵们的蹂躏了……分遣队一般都没有配给卫生套,因此有很多妇女怀了孕。但是,只要还能受得住,怀了孕也还得被使用,实在使用不了了,便拉到壕沟外面去,绑在木桩上,作新兵练习突刺用的靶子。当这名慰安妇连同腹中的那不知是哪个大兵的胎儿一同被杀死之后,马上就地埋掉。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这两三千个据点里被暗中杀掉埋掉的中国妇女是数也数不清的,恐怕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人。” [41]田口说的虽然不是确数,但反映了这一制度下对妇女戕害的残酷性和人数之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侵入东南亚各地,此时除了出现大量的民营慰安所以外,仍有不少是日军自己设立的慰安所。例如在荷属印度南部的苏拉威西,日本第2军司令部、巴列巴列与肯达里的慰安所,都是由将校军官亲自负责,由军队直接管理。万隆、雅加达、泗水等地均有慰安所,也分为军政机关和各部队双方各自管理的两种。有些部队会下达禁令:“禁止进入非指定的慰安所”。“为严肃风纪,并防备间谍及预防恶疾,禁止去非我军设置的慰安所,特别是去私娼窟等处寻求慰安”。[42]

二、个案:上海杨家宅日军慰安所

本文重点论述的“军直营慰安所”,指的是日军自行设立并管理的慰安所,这种军队直营形态完全可以证明“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授意与直接指使下建立、运营的关系。以下将以当年设置在上海的杨家宅日军慰安所为案例,来进一步详细梳理和展现这样的一种历史关联。

 留下杨家宅慰安所珍贵史料的是麻生彻男和千田夏光两位先生。

 麻生彻男其人   麻生彻男,1910年1月7日出身于福冈市博多区的医生世家,1935年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专业妇产科,毕业后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附属医院担任妇产科医师。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麻生于9月7日应征入伍,作为日本陆军卫生部的见习士官被派到上海战场,隶属于上海派遣军的第2兵站医院[43]。医科毕业的麻生,酷爱照相,他得到了时任上海千代洋行照相部主任田中新一的赏识,并从田中那里获取了战时军队报道部的臂章,这样,麻生便可自由地到各处进行摄影。于是,他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拍下了1300多张战地照片,包括“慰安妇”。战争爆发后,麻生彻男经历了从上海——南京——九江——汉口——武昌——上海的生死历程,因此,他将回忆录命名为《从上海出发,回到到上海》。[44]90年代初“慰安妇”被世界民众和媒体所关注时,他公开了亲手拍摄的“慰安妇”专题作品,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著名的杨家宅慰安所系列照片,正是军医麻生彻男在上海所摄。



[1] 本文为国家哲社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ZD094)中期成果。

[2]1991年11月到1993年9月间,《朝日新闻》刊登日本旧军人吉田清治的证词,证明日军在济州岛暴力强掳当地女性,强迫其成为“慰安妇”。此即“吉田证言”。

[3] “河野谈话”是日本政府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基本立场。1993年8月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谈话,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史称“河野谈话”。

[4] 《每日新聞》,2014年10月21日。

[5] 吉見義明编:《従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書店1992年版;铃木裕子、山下英爱和外村大编:《日軍慰安婦関係資料集成》,上下册,明石書店2006年版;女性のためにのアジア平和国民基金編:《政府調查“従軍慰安婦” 関係資料集成》,1-5卷,龍溪書店1998年版。

[6] 吉林省档案馆编:《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1-3卷。

[7]《1億人の昭和史 不許可冩真史》,每日新聞社1977年版,第10册,第63页。

[8]《1億人の昭和史 不許可冩真史》,每日新聞社1977年版,第10册,第62页。

[9] 岡部直三郎:《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1932年3月14日,芙蓉書房1982年版。

[10] 稻葉正夫编:《岡村寕次大将資料》,上卷(戦塲回想篇),原书房1970年版,第302页。

[11] 冈村宁次回忆组织“慰安妇团”之缘起,是仿效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的行动。在“一·二八”事变前,日本海军的确已在上海设立“大一沙龙”等4个慰安所,但这些慰安所的经营者都是日侨,而非日军。(参见苏智良、姚霏、陈丽菲:《日军上海慰安所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12] 南京戦史编集委員会:《南京戦史資料集》,偕行社1989年版,第211页。

[13] 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南京戦史資料集》,偕行社1989年版,第411页。

[14] 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南京戦史資料集》,偕行社1989年版,第220页。

[15] 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南京戦史資料集》,偕行社1989年版,第228页。

[16] 详见苏智良、姚霏、陈丽菲:《日军上海慰安所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四川建川博物馆收藏:《荻岛静夫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17] 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南京戦史資料集》,偕行社1989年版,第280页。

[18] 华中派遣军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调查之件(通牒)》,昭和十三年(1938年)二月二十八日,吉林省档案馆藏。

[19] 吉見義明编:《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書店1992年版,105页。                                    

[20] 吉見義明编:《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書店1992年版,第168页。

[21] 吉見義明:《從軍慰安婦》,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37页。

[22] 转引自矢野玲子著,大海译:《慰安妇问题研究》,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23] 吉見義明编:《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書店1992年版,第271页。

[24] 详见山田清吉:《武漢兵站》,图書出版社1978年版。

[25] 《性と侵略——“軍隊慰安所”84か所元日本兵らの証言》,東京株式会社社会評論社1993年版,第49—51页。

[26] 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通信検閱月報》(二月),吉林省档案馆藏。

[27] 袁秋白、杨瑰珍编译:《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28] 防衛研究所藏:《関於森川部隊特种慰安所業務規定》,共16条,《戦爭責任研究》第7辑,第87—89页。

[29] 千田夏光:《從軍慰安婦》,三一書房1978年版,第85页。

[30] 1997年7月8日上海人名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左安龙主持,苏智良为嘉宾,该市民打进电话介绍了慰安所的情况。

[31] 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之件(通牒)》,昭和十三年(1938年)二月十九日,吉林省档案馆藏。

[32] 北安地方检阅部《邮検月報》,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月十六日,吉林省档案馆藏。这个设立在陆军兵舍边的慰安所的许多细节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33] 编辑委員会:《從軍慰安婦110番》,明石书店1992年版,第35页。

[34] 袁秋白、杨瑰珍编译:《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35] 详见范式之《皇军的兽行》,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第109-110页。

[36]Ms. Radhika Coomaraswamy,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6, UN Doc.E/CN.4/1996/53.

[37] 这个“虹口行乐所”地址位于横浜桥堍的虹口区第二工人俱乐部境内,现已拆除。

[38] 《上海的地狱——敌寇的行乐所》,《大公报》1938年2月27日。

[39] 《秋田松吉1954年呈供自述》,中央档案馆藏。

[40] 朱永泽口述  雷丁华整理,《金江、石浮“慰安所”见闻》,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雪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41]日朝协会琦玉县联合会编:《随軍慰安婦——日本旧军人の証言》,管宁译,引自何吉:《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

[42]转引自矢野玲子著,大海译:《慰安妇问题研究》,第136页。

[43] 该医院于1938年7月改称为第2军第14兵站医院。

[44] 下文未写明出处的资料,多引自麻生徹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石風社1993年版。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