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探析

王建强
2015年10月26日16:3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三、士兵委员会的历史作用

红军时期以士兵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对于创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发挥了其他制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红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民主’这个令人向往的字眼,一旦付诸实践,竟能产生巨大的威力,它成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回忆史料》,第17页。)1929年2月25日,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杨克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页。)

士兵委员会的历史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突出士兵的主体地位,实现红军内部的高度民主,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体现了红军的阶级本质

士兵委员会主要有两个职能:“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193页。)政治民主即“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吃穿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民主即“经济之澈底公开,士兵代表审查决算,伙食由士兵管理,虽每日五分钱,仍能分得点伙食尾子作零用”。(《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526页。)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实现,空前地激发了官兵的革命精神和主人翁意识。而且,“由于发挥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部队的民主作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官兵关系也随之改善了”;(《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回忆史料》,第186页。)“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弟兄一般关系,非常欢爱”,“彼此相依为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0页。)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战不息,仍能维持不疲者,党的作用之外,就是澈底的民权主义之实行。”(《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526页。)粟裕也曾充满激情地回忆道:“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具体体现。”(《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53—54页。)

2、有效地根除旧军队的军阀主义残余,很好地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

“因为封建雇佣军队中的士兵生活,简直不是人能忍受的”,民主制度作为红军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遂成为“破坏中国封建的雇佣军队之重要政策”,成为瓦解敌军的一个重要武器。由于民主制度的实行,不仅红军“士兵特别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得前日的营垒中与今日的营垒中完全是两个世界。他们虽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比较不如白军的好,但精神得到解放,所以尚能相安。同时〔是〕一个兵,前日替敌军打仗不如今日替红军打仗之勇敢,乃是这种民权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熔化”。《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526页。“每次捉来的俘虏兵不用长官去宣传,我们的士兵都争先恐后的很热烈的去告诉他们红军官长不打士兵!士兵的宣传力比官长的宣传力要大得多”。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一九二九年七月到一九三〇年四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红军士兵委员会的对敌宣传,成为瓦解敌军的有力武器。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这些宣传,“启发敌兵的民权革命思想,竟能得到反映,叛变来归的事常常的有,而有许多还在想叛变而苦无机会当不在少数,所以在这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士兵运动之重要与需要,是最紧要没有了”。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6页。)

3、肩负政治机关职能,有效地担负起开展基层政治工作的任务

三湾改编后,红军为开展政治工作,需要一个集中性的组织来开展对内的政治训练和对外的群众工作,在适应红军特点的政治部制度还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士兵委员会有效地担负起开展基层政治工作的任务。对此,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士兵委员会健全了,可以不要政治部,工作人员都可以纳入士兵委员会机关里工作,比另设政治部好。此间军队今年四月以前都有政治部,因影响不好,方取消。有政治部,使官兵群众认为政治工作,只是政治部几人做的,余人即以单纯打仗为职务;取消了政治部,人人要打仗,人人还要做政治工作(政治训练与民众运动),才把单纯的军事脑筋打破。”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524页。)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则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设政治部是国民革命军中的遗留,军中官长士兵都讨厌这个名词似的,而军行所至的当地工作,如发动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士兵委员会可以取代替”,“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3—34页。)唐天际也回忆说:井冈山时期,“我们不仅依靠士兵委员会做一般工作,而且依靠他做政治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344页。)另外,新中国成立后普查革命文物时,在宁冈发现的几百条红军标语中,落款最多的是“红四军××团××连士兵委员会宣”,可见士兵委员会在宣传工作中的活跃。(刘晓农:《朱毛红军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取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4、暂时弥补党组织不普及的真空,有效地落实党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井冈山时期虽然已经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但由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党组织还不普及,而且党组织活动是秘密的,许多工作都是通过士兵委员会落实的。对此,当时在红28团迫击炮连的刘显宜回忆说:“那时,军队开党支部会议是秘密的”,“部队党的组织还刚刚开始创建,连队党支部人数不多,没有多少党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工作都要发动士兵委员会来做。否则的话,有些事情就不容易办好。确实,士兵委员会在那时是发挥了作用”。“有些问题连长和党代表都处理不了,那么就和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在我们连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时我们连有一半是南方人,非常爱吃辣椒,还有一半是北方人,不大喜欢吃辣椒。南方人当采买时,拼命买辣椒回来,相反,北方人当采买时,一只辣椒也不买,这样为买辣椒这个问题连队产生了矛盾。对这个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连长、党代表也没有办法加以很好的解决,怎么办呢?后来连长、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一起开会发动大家讨论,最后决定,南方人不少,辣椒总是要买的,不能不买,但是不能买得太多,要适当地照顾北方人,这个决定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很顺利地处理了这个难题。当时,士兵委员会负责连队经济、生活问题,还兼管学习和部队的文娱生活(成立俱乐部后,由俱乐部负责)。即使是一些军事问题,比如怎样打仗,怎样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让士兵委员会发动大家一起开会讨论研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474—475页。)出身于红5军的姚喆则回忆说:“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有事先由党支部讨论,再交党员讨论,然后交士兵委员会讨论,最后传达到士兵,由士兵委员会去执行。”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612页。)彭德怀也回忆说:红5军及由其发展而成的红3军团“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〇年八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委员会”。(《彭德怀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5、保证命令的执行,帮助维持军纪

军队内部的民主,必须是建立在军事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能减弱纪律。“士兵委员会可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检查军队纪律执行的情况(实际上就是维护军队纪律的执行)”,“教育士兵由不自觉到自觉地遵守各种纪律,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对于违反军队纪律和民主的行为,士兵委员会有权干涉,并有建议批评军官错误的权力。士兵委员会对官长起了监督的作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499页。)实践证明:较之旧军队靠肉刑维持军纪,“士兵自觉的遵守纪律及士兵委员会之帮助维持纪律之比打人有效”。(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一九二九年七月到一九三〇年四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当然,由于建军初期缺乏经验和制度的不健全,由于传统习惯力量的固执等因素,红军在实行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同样用打人的办法惩罚犯错误的连排长;“打土豪时领到了几个鸡蛋、一瓶酒,也要平分”(《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51页。);甚至因“士兵委员会的运用不好,有时超出士委职权的范围,有时又不发生作用,等于空头机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0页。)对此,罗荣桓认为:“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红军初创时期,“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星火燎原》(一),第130—131页。)聂荣臻也认为:井冈山时期,“在红军的领导上,是用最高度的民主方式,用最广泛的民主生活来根除旧军队的习气;使每个人都了解红军是自己的武装,了解革命是自己份内的事。因之在当时,有许多事情并不是命令行事,部队首长与党代表还没有现在这样大的权力,而士兵委员会在连队中却成了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问题经士兵委员会决议通过后,就须执行,没有通过就不能执行,甚至士兵委员会可以决定处罚干部。拿今天看来,这岂不是极端民主吗?的确是极端民主化。但当时没有这种宽广的民主生活,就不能彻底推翻旧制度旧习惯,就不能用群众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启发革命的积极性”。对此,他的结论是:“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是最有效果的。”(《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89—190页。)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会对士兵委员会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四、士兵委员会的取消及其原因

如前所述,士兵委员会对红军建设是有重大作用的,而中共中央对其虽然也提出修正意见,但直至1930年5月前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这一制度后来却被取消了。至于取消的原因和时间,现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由于士兵委员会的职权过大,在一些部队中助长了极端民主化倾向,后遂被取消。” (张海阳等主编:《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实用手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有的认为:“以后由于该组织层次多、机构与党政领导机关重叠、职权分工不清,于1932年被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辞典》编委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辞典》,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页。)有的认为:1930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按照‘国家’正规军的要求,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等三大基本条例,里面没有建立士兵会这一项,这些条例的颁布使得士兵委员会制度无形中被取消”。(刘晓农:《朱毛红军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取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甚至有的提出:“1933年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士兵委员会制度被取消。”(邓文扬等主编:《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手册》,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258页。)上述认识,或与本文前述史实矛盾,或只触及现象,或模糊含混,都未能解释清士兵委员会取消的真正原因。对此,笔者根据搜集到的一些材料,提出如下见解。

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在肯定和规范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同时,特别规定:“士兵委员会建立在连部,由全连兵士大会选举负责人。连以上如营、团、师、军等不用有兵士委员会之建立。”(《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61页。)关于如此设置的原因,会议认为:“士兵委员会更是士兵群众政治教育的组织,连以上离士兵太远就无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必要,自连起才有组织。”(《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通告第一号》(1931年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保存件。)但是,这一规定并未得到完全执行。如前所述,直到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制定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仍然规定在团以下设立士兵委员会。

就在《红军士兵会章程》刚刚制定、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和实行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待士兵委员会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并作出了取消士兵委员会的决定。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士兵委员会要把上层组织完全取消,连的士委组织要逐渐减少它的职权,一直做到取消。”会议结论强调:“士兵委员会,在原则上是要逐渐地取消它,但不是命令式地取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4、128页。)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苏区工作计划规定:“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到消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61页。)是月,中共中央在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没有了士兵委员会的内容,而代之以俱乐部、列宁室等苏联红军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

对于突然取消士兵委员会的原因,周恩来在报告中讲得比较模糊,似乎是认为士兵委员会妨碍了军事指挥,妨碍了党的领导。比如,他指出:“过去是没有集中指挥的建立,四军作战计划要向士兵委员会报告,军事最高指挥把它摆在××,这都是非常笨而严重的问题。”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122页。)同时,他是在讲到“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提高”的问题时才提出取消士兵委员会的。稍后,他在1931年2月19日代中共中央起草发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进行了稍微清楚一些的解释:“兵委的组织要从他的权限缩小直做到完全消灭为止,团营以上的兵委,现在便应取消。十军现在已进到大规模的红军组织了,故兵委的存在,多少总要妨碍集中制的执行,为战争的利益,应将他取消而更提高党的权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

然而,如前所述,这个解释并没有反映出士兵委员会的实际情况。因此,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对士兵委员会情况十分熟悉的周恩来在认识上缘何短期内会有如此重大的改变呢?更让人疑惑的是,中共中央及军委在要求取消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表现出某种“犹豫”和“矛盾”:一是虽然规定取消士兵委员会,“但不是命令式地取消”,而是“逐渐地取消”,先取消上层士兵委员会,“红军中下级士兵委员会也要看部队去决定”;(《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128页。)二是规定:“新创立的红军或是新从敌人军队中瓦解过来的红军,还是要经过兵士委员会这一组织作用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61页。)

为什么周恩来的认识在短短几个月内有如此重大的变化?中共中央及军委为何又有这种“犹豫”和“矛盾”的表示呢?笔者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

1930年4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军事委员会成员马马耶夫作了题为《中国的游击运动》的报告。他在“没有详细材料”,并不明了红4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以及政治委员设置情况的前提下,不仅武断地认为“这些组织还没有完全成形”,而且武断地认为红军的“政治部和支部为士兵委员会制度所取代了”,“士兵委员会的职能不仅是管理方面的,士兵委员会还干预指挥员的任用。这是十分严重的弱点之一”;并特别强调“党应在军队中建立起严密的党组织体系,党不能消失在群众之中”,“党越是迅速掌握士兵群众,士兵委员会越是尽快取消,变成普通的、起提高士兵政治水平作用的社会团体就越好”。因此,他认为:“士兵委员会作为瓦解敌军的手段是好的,但士兵委员会作为组建新红军的手段则不太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115、117页。)可见,他依然把士兵委员会与党组织、政治机关对立,从而埋下了取消士兵委员会的伏笔。

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指出:“决不容许党组织混同于士兵群众和由士兵成立的各种社会团体。党的任务不是要与群众溶为一体,而是要在保持组织上的明确性和独立性的同时领导这些群众”;而“在中国组建红军的情况下,士兵委员会起着政治上团结军队中普通士兵、提高他们阶级觉悟的作用。但是,由于这样的委员会与党组织平行存在,他们试图履行监督、指挥和进行政治工作的任务,所以它们隐藏着最坏意义上的‘委员会至上’的因素、潜伏着士兵委员会对抗党组织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党在开始时保留士兵委员会(如果形势需要的话),但必须使士兵委员会接受党的影响,在政治上不起领导作用,只起在党委或其党团直接领导下提高士兵群众政治觉悟的社会团体的作用,而以后党的任务是彻底撤销士兵委员会。由于存在士兵委员会,就出现了朱德和毛泽东那个军中确立的官兵平等的问题。革命军队中官兵之间的同志关系意义巨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同志关系与军阀军队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起了巨大的革命化作用。但热衷于搞‘平等’可能会影响到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并为蛊惑宣传、委员会至上等等危险的和有害的现象打开大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39—240页。)指示信不仅进一步把士兵委员会与党组织对立,而且把士兵委员会体现的官兵平等这一民主精神与军队的集中统一对立,为彻底取消士兵委员会提供了直接依据。

1931年1月6日,马马耶夫在同蔡和森、张闻天等人谈话时,面对红军“是否需要士兵委员会”的提问,直截了当地回答:“在拥有坚强的党政机关的军队中,不要士兵委员会;士兵的主动精神可以通过各种设置——公开的党的会议、小组、俱乐部、墙报、促进委员会等表现出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共产国际自成立后,其领导体制偏重于集中,到了中期,更发展为过度集权。共产国际五大修订的《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及其机关以及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决议必须立即执行”;“一经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支部的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领导机关作出决议,这些决议就应当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即使在一部分党员或地方党组织不同意决议的情况下,也应当如此”。(〔匈〕贝拉?库恩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75页。)而共产国际的决议往往是根据俄国革命情况写出来的,充满了俄国气息,其结果“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

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被迫作出了取消士兵委员会的决定。但鉴于士兵委员会的实际作用,他们表现出以上的“犹豫”和“矛盾”。

当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于1931年1月上台后,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最终被彻底取消。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苏区的推行是逐步的,士兵委员会的取消相应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31年2月9日,中共红16军军委在关于近期工作情况致长江局转中央军委的信中仍报告称:“各连有士兵委员会,从团以上设有经济委员会,专事监督,并清算各级军需处理经济与白色区域筹款和没收工作”。(《红十六军军委最近两月工作情形给中央军委的报告》(1931年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保存件。)对此,4月7日,中共中央指出:“红军十六军必须依照国际指示,将自己造成真正红军的铁军”,“兵委的组织只限于连,职权应逐渐缩小,以便在红军巩固以后实行取消,团以上的经济委员会不需要组织,他的经济开支应直接受军部乃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核。红军中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应绝对防止”。(《中央对鄂东鄂南两特委及十六军工作的决议》(1931年4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保存件。 )

关于士兵委员会被彻底取消的准确时间,目前尚缺乏直接的档案文献。毛泽东在1948年10月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曾指出,人民解放军“恢复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在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4页。)其言外之意,士兵委员会最终是在1932年被彻底取消。而在1931年的相关文献中,不时会出现“士兵委员会”,也佐证了这一论述。不过,此时成立的士兵委员会,均在连以下。例如,3月20日,为准备第二次反“围剿”,总政治部在通令中规定:红军应召开政治工作人员会议,并规定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科长、宣传队长、“士兵会主席均应到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662页。)4月1日,团中央在关于红军青年工作的决议中强调:“加紧在士兵委员会中活动(主要以连为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673页。)9月3日,欧阳钦(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7月离开中央苏区)向中央所作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中说:“士兵会(现在叫做士兵会)现在仍有[工]作,以连的单位组织,直属部以伙食单位组织,没有上层的机关,在政治委员领导下工作,他们的工作审查经济文化运动——识字壁报娱乐等,参加群众工作及帮助维持军风纪等,但对于军事行[动]则不干预。”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73—374页。)12月14日宁都起义后,红5军团按照中革军委指示,进行整训,其中一项内容即是“在连以下成立士兵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88页。)可见,士兵委员会在1931年并未取消。到了1932年,士兵委员会在文献中基本不再出现。因此,根据以上材料,笔者认为:红军最终取消士兵委员会的时间应在1932年。

士兵委员会取消后,“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将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一成不变的搬来”,在连队中机械地效法苏联红军建立了许多复杂的组织,“凡是苏联红军中有的他们也都有了”,不是根据需要设立组织,而是“重形式不重实际”,“这就是平均主义没有抓住重点”。(陈舟:《中国人民解放军民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43页。)机械地照搬照抄,致使红军到1934年“在各部队的连队中(根据对一、三、五军团的检查),政治组织的名目繁多,极不一致,而且许多组织的工作又多重复”。即使是在总政治部于1934年5月15日发布的旨在减少连队政治组织的命令中仍规定:红军各连队“除必须建立党的支部、列宁青年小组、十人团、列宁室、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的组织外”,还要成立地方工作组、宣传队、经济协助委员会等三种组织。(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第747页。)然而,尽管红军中有着如此众多的政治组织,却并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有效地为发扬政治和经济民主、保障士兵民主权利提供切实保障,于是民主作风削弱了,官兵关系疏远了,其教训是深刻的。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后,军队的民主是“通过列宁室(救亡室)、军人俱乐部、经济委员会、民主大会、制定和检查尊干爱兵公约等多种形式来坚持和实现的”。(姜思毅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

但是,不知何故,作为军队实行民主最主要形式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却未被恢复,而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重新在连一级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对于这一疑问,笔者未能查到相关资料,谨在此提出问题,恳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实行民主制度,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也是其本质特点和优良传统之一。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充分发扬民主,突出官兵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都是保证人民军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条件。研究红军初创时期以士兵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制度的发展史,不仅是一个研究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发端的学术问题,更能以史为师,为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当前和今后人民军队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遇到的新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研究员北京100091)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