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接管上海纺织业

管寒松
2015年12月18日15:56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47年春,我从华中建设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山东解放区的实业厅工作。以后,组织上又把我调到财委生产部,协助生产部秘书长孙以栋同志筹建淄川鲁新纱厂。孙以栋同志负责全面工作,我负责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

1949年2月,山东财委来了命令,要我马上到济南报到,参加南下干部团,准备参加对上海的接管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1949年春,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边,即将发动渡江战役,全国解放在即。与此同时,中央考虑到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大意义,要求有关部门全面周到地做好对城市接管的一切准备工作。驻扎在济南的山东财委随即向各部门抽调得力干部,准备随军南下,参加对上海的接管。当时是1949年2月,我在山东财委生产部工作。接到命令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李,马上到山东财委报到。当时我们的行李都非常简单,就一条毯子,一条被子,几件换洗衣服,盥洗用品,背包一打就完了。我们这一组南下干部团由生产部部长陈易同志(解放后曾任轻工部部长)带队,几百来号人,集中后就由济南火车站乘敞篷火车南下。当时我们只有二三十岁,朝气蓬勃,又经过革命战争的磨炼,都相当成熟了。中国革命发展到今天,我们从山沟沟里走出来,马上就要解放中国最大的城市、被帝国主义分子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作为新政权的代表接管这个城市,使它迅速恢复发展,重放异彩,大家都感到非常光荣,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早春的天气还很寒冷,坐在敞篷车厢里,上不遮阳挡雨,旁不抵风御寒,稍不留神还可能会被抛下车去。但当时我们能坐上火车,日行几百里,毕竟是从“两条腿行军”到“铁轮子行军”,感到这是一种时代的跨跃,大家都兴奋不已。在火车上,大家豪情满怀,一路风尘一路歌。什么寒冷,什么疲劳,统统抛在脑后。大家都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中,沉浸在即将迎接新的战斗的激情中,畅谈着自己的理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当时的津浦线火车仅通到蚌埠,车到蚌埠后,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军,以后又辗转到扬州,经瓜州过长江到镇江,然后抵达丹阳。丹阳是沪宁铁路上的一座小城,北靠镇江,南连常州。为了做好入城纪律的教育,华东局审时度势,在丹阳进行了解放上海前的集训。

从4月下旬到5月25日这段时间,我们在丹阳先后与各路南下干部纵队会师,他们总共3万余人。其中有以曾山同志为首的接管财经部门的队伍,周林同志为首的接管政务部门的队伍,夏衍同志为首的接管文教部门的队伍,和唐亮同志为首的接管军事部门的队伍。这些同志大都从各解放区调来,也有从香港等地来的;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大家为了一个目标:接管上海,改造上海。

丹阳集训大约进行了1个月左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为解放上海,接管上海,进行了紧张而细致的准备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准备。当时领导上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迎接接管上海的艰巨任务。通过学习,大家的认识提高了,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

思想准备还包括学习中央的各项城市政策,学习一系列具体的接管政策。特别是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了《约法八章》,这对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是个总的政策,影响极大。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领会。

思想准备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纪律问题。我们的军队和干部讲不讲政策,守不守纪律,关系到进入上海后,党的威信能否建立,能否得到千百万群众的拥护。中央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约法八章》中既讲了政策,又多次强调了纪律。

在丹阳进行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做好接管的组织上准备。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很早就开始着手调查工作,从政权机构到许多重要企、事业单位,从历史沿革、基本概况到主要人物,都准备了详尽的材料,送到了解放区。在青州时,华东局就把这些材料刊印成册,使组织的配备与材料的准备相结合,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听取了随行人员中曾经参加过沈阳、天津接管工作的同志介绍的经验,同时参阅了上海地下党提供的资料,对要接管的中纺公司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使我们每个人都明确自己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在丹阳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十分紧张,听取领导报告,学习有关文件,研究工作,开会讨论。但大家的心情却非常兴奋,都想抓紧利用这段时间,多领会一些政策精神,多了解一些情况,以便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接管上海的艰巨任务。

5月10日,陈毅同志在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发表了著名的丹阳演讲。陈毅同志开门见山地谈到:“同志们!今天主要讲入城纪律……但进入丹阳后,纪律并不好,将来进入上海是没有把握的。”陈军长举例说:“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反而进不去了……这就是违反纪律……这次南下路上,发生爬汽车,拦汽车,强行坐汽车而有人因此负伤,有时汽车根本无法开动等现象。这主要是我们直属部门干部带头干的事,这是不讲道理的流氓习气。”陈军长进一步分析到:“现在上海仅有国民党六个军的残兵败将,我们何时都可以进去,但要看我们的准备如何……今后只是走路问题,走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因此全党中心转到了巩固胜利,建设新中国。这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取得的胜利,不要自己把它破坏了……因此,必须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设城市问题,提出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一个大的思想转变……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陈军长最后重申,“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他还反复强调了保障入城纪律的办法:一切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并叮嘱大家注意军风纪。他说,我们主张艰苦朴素,反对腐化堕落,但也要注意整洁,要有礼貌。正是由于党中央狠抓了纪律教育,才使得部队进入上海后秋毫无犯,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给了上海市民一个见面礼,赢得了上海人民的欢迎。

在鲜花盛开的5月,我们从丹阳乘军车出发,经过无锡、苏州,26日直达上海郊区嘉定县的南翔镇。那时,解放上海的战役刚刚结束,硝烟还未散尽。我们在南翔住下后,晚上,我在驻地的一条小河边遥望上海,那里是一片灯火辉煌。我在1943年因苏北根据地被日伪军清乡扫荡,曾打埋伏撤退去过上海。那时的上海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外国殖民统治下,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过着灯红酒绿的日子,而广大劳动人民只能终日为糊口而奔波。时隔6年,我们又回来了,这一次我们是挺直腰杆进上海的。劳动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将成为新上海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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