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历程的回忆

许涤新
2015年12月18日16:00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一、加工订货的斗争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之后,党分配我去协助曾山同志搞接管工作;同时,处理在接管中与资本家有争议的问题。大约在那一年夏末,陈毅、曾山同志要我兼管市场和私营工商业的工作,因为那时负责工商行政管理的石瑛同志跟着部队到福建去了。

对市场的管理,主要是打击、取缔投机活动。经过几次较量,投机家的活动被压下去了;而收购和加工订货的工作,则越来越重要、越复杂。上海轻工业的名牌货相当多,西北、西南各地都来上海购货。国营百货公司更要控制货源,而资本家不干。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在收购和加工订货中尖锐地表现出来了。

一九五○年国家实行财经统一之后,通过抓紧税收与发行公债,由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而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下子解决了。但是,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所形成的虚假繁荣,也忽然破灭了。商品的销路突然下降,许多资本家由于商品卖不出去,无钱发工人的工资,都在大声叫苦。陈云同志负责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向中央建议召开八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我以上海工商局长的资格,参加了这个会议。陈云同志在党组会议上,指示我要把上海工商业的困难情况如实说出,以免在政治上陷于被动。那次参加会议的并不仅是八大城市的工商局长,而且有代表资产阶级的高级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周叔弢等人。大家畅所欲言,滔滔不绝。但总括起来,不外是“商品卖不出去,怎么办?”这么一句话。会议开了半个月,陈云同志焦心考虑,在向中央汇报之后,在总结会议上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情况,并宣布: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消息一经传到上海,资本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这样,上海的加工订货的工作,就顺利地在扩大了。

但是到下半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抗美援朝需要许多军需物资,同时还由于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对工业日用品需要量的增加,国内市场,顿然活跃起来。资本家就改变了态度,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或者不按合同完成任务,宁愿按合同的规定罚款,而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高价。在上半年,资本家感谢国家给他们的加工订货,到下半年,资本家却认为加工订货是一根捆住他们手足的绳子了,因而千方百计要脱去这根绳子。斗争怎能不日趋尖锐呢?直到“五反”运动之后,资本家才低头接受加工订货。一九五二年,全国各大城市接受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私营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占当地私营工业产品总值的比重,上海为百分之五十八,武汉为百分之六十五点五,西安为百分之七十点三,杭州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七。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这里,上海的加工订货的百分比,虽然不大,但是,在绝对数上,上海的加工订货总额,是全国之冠。

加工订货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但是当我在上海工作时候,并没有明确地把它提高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去认识;当时,我的认识只是支持国营商业,掌握货源,保证军需和民用的需要。

(责编:吴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