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小平与北京农大的回迁

王立诚
2016年04月01日16:2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周恩来总理一贯关怀我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事业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疯狂的破坏中,他也是尽可能地予以保护。原北京农业大学本来是全国重点农业大学,在“文革”中后期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也是周总理费尽心血把这所名牌大学保全下来的,其中有一些人所不知的细节,不可不加以介绍。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据此,原中央各部所属高等学校大都下放地方领导。10月至12月,全国一些高校被裁并,许多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高校被外迁,大批师生员工及家属下放农村。按当时的理论,文科院校应以社会为工厂,便于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接受再教育,加速世界观的改造。因此,作为农业院校的北京农业大学更是理所当然地被下放农村。

1969年12月,驻农林部军代表在北京饭店召集原北京农大革委会代表和驻校军宣队队长等,宣布北京农大为撤销单位,在北京马连洼的校舍和在涿县的农场都要交出,分别移交国防科委和4973部队,立即执行。

1970年5月初,驻农林部首席军代表传达国务院决定:农大还要办,应迁往陕西省。同月,农林部会同驻校军宣队、校革委会代表去延安选择校址。

5月26日,农林部军代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农业大学迁往南泥湾的选点报告》,报告列举了在延安地区建校的诸多困难,建议下放给陕西省管,另选校址。

6月30日,驻农大军宣队和农大革委会向国务院科教组呈送报告并附给周总理的信请代为转呈。大意是请中央批准农大留在华北地区办学,以免搬迁造成损失。但信被扣压。后农大接到某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农大仍然搬迁陕西,这对农大是个很好的锻炼,希农大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好工作,使其顺利搬迁……”

7月中旬,农大校革委会代表和驻校军宣队长再次去陕西选点,最后根据陕西省革委会意见选点在延安地区甘泉县清泉镇,这是一条40里长的大山沟(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8月中旬召开全校大会动员搬迁。9月5日第一批教职工101户295人乘专列赴陕西西安,9月10日第二批173户682人乘专列赴西安,先后用卡车转运至陕北,分别居住在洛川以北至延安市一线,主要集居在清泉沟。

这以后的2年是北农大最艰难的2年。在清泉沟里,水质不纯,含有有害物质,一些进口优良品种的种马、种牛、种羊、种鸡、种鸭陆续死去,在劳动中还有3位教师被山火烧死,一些教师、职工受伤骨折。教职工在繁重劳动之余,营养不足,体质普遍下降。同时地方病也开始在教职工中蔓延。主要是克山病,大骨节病,如1971年4月6日统计,教职工及家属中克山病患者46人,小孩15人,大骨节病27人。经批准去西安治疗的教职工72人,确诊为地方病的67人,以后情况更为严重,据陕西省卫生局医疗队1972年在清泉沟对教职工病情的普查结果,约有9-10%的人们患有不同程度的地方病。一时人心惶惶,不少教职工经学校批准因病请假离校,赴外地投亲靠友,清泉沟校部人员大大减少,农大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张春桥、迟群等人的操纵下,会议《纪要》胡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高校是资产阶级专政,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当即受到了周总理的明确批评。周总理在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路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这个时候,农大的教职工,无论是留守陕北或者流浪到外地的,都眼睁睁地盼望着有一天云开雾散,一线阳光重新照耀到农业大学。

这一线阳光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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