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再思考

——政治视角下东征的统战、地方工作

王乃德
2016年04月11日18:4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山西。图为瓦窑堡会议现场。

 

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不仅是军事斗争,也是政治斗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深入,又是它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所以,笔者对于东征的再思考从政治方面切入,以史料阐述它的政治意义。

东征的过程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

东征中最重要的政治,就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提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国内外矛盾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华北的严重形势下,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何去何从,怎样应对时局的重要会议,是一次解决党的政治路线与军事战略方针的会议。该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其基本特点,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陕北苏区内外的局势,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会议还指出,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必须扩大红军,必须巩固和扩大苏区,必须在日本占领区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充分发挥红军抗日先锋队的作用,各级党组织和红军以及党领导的游击队要敢于担当抗日重任等等。会议完满地解决了新形势下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1936年军事部署的具体步骤是把红一方面军和苏区的发展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可见,以毛泽东、张闻天为核心的中共高层是把红军东征放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总任务之内进行筹划的。为加强领导,政治局决定随军进入山西开展工作。东征过程中政治局和军委始终把统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问题予以考量和对待,三管齐下,分别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蒋介石、阎锡山开展统战工作。

联络和谈判——对张学良、杨虎城两部。东征前夕的1936年1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对东北军将士书》,表示愿同任何的抗日武装队伍联合抗日,并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明确提出红军“愿意首先与东北军来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这些话语入情入理,在东北军不少官兵中引起共鸣。东渡黄河的前一天即2月19日,毛、彭致电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指出:“贵军与敝军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双方团结。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红一方面军强渡黄河的第二天即2月21日,张、毛、彭以中共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给李克农的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对此,训令规定了应对的策略和坚持的原则。25日,李克农等人到达洛川,先后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经过谈判,中共的希望得到东北军方面的积极回应。且看在山西东征前线,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彭德怀于3月5日联名给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负责人的一份电报:“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之中,现先与第六十七军王以哲所部订立口头协定,于三月五日实行。协定如下:(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肤施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三)甘泉、肤施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恢复红白区之间通商。”电报要求红一方面军各军和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负责人口头传达协定(不出布告),务使苏区军民与东北军结成亲密关系,以达到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伐卖国贼的目的。同日,毛、张、彭接到李克农关于他和张学良四、五两日在洛川会谈情况的电报,电报称:张学良提议,中共方面从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领导人与他在肤施再作一次商谈,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双方商定,红军和东北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同盛世才交涉;中共方面选出一位色彩不浓而能负相当责任者常驻西安。毛、彭当即复电李克农:两电均悉,甚慰。周恩来、博古均来前方商事,十号可毕,十七号我方负责代表可到肤施,赴友邦代表及常驻西安代表即可决定。并要李克农到山西石楼报告谈判情况。10日,毛、周和彭电示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部长萧劲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我们已同意。你们应执行前电不得对王部攻击。16日,李克农到达山西石楼,向毛、张、周、彭汇报洛川会谈情况。通过听取汇报,毛泽东等人了解了张学良、王以哲对于抗日救国的进一步计划,认为张学良对抗日是有诚意的。中共中央遂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大计。当天,毛、彭致电王以哲,将这一决定通知他和张学良。4月6日,毛、彭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敝方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9日晚,周恩来、李克农在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双方经过沟通与谈判,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问题上取得共识。此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决定停止在东北军内组织兵变,进一步加强同东北军的联系,并派刘鼎同张学良继续谈判;派白坚为驻张学良处联络员,又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统一负责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对杨虎城部的工作,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即在该部活动;从1935年开始,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到该部秘密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也派王炳南到杨部商谈抗日事宜。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等人对杨部开展了大量工作。1936年3月中旬,周恩来等在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吕梁市交口县)听取王世英同南京国民党方面接触的情况和几年来北方局开展对杨虎城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况以及他同杨虎城签订的四项协议之汇报。四项协议内容是:(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中央批准四项协议并决定进一步加强对杨虎城部的工作。对张、杨两部工作的初步成功,说明了不失时机地改变策略路线,建立适应形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试探与接触——对蒋介石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一直视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为敌人,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多次实行军事“围剿”,并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但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思想发生变化,试图接触中共领导人,松动双方的敌对关系。蒋欲同中共建立联系,责成陈立夫负责,陈则交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办理此事。曾通过谌小岑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关系,分别同上海地下党员张子华、北方局地下党员周小舟及吕振羽会晤和商谈。宋子文也请宋庆龄通过关系和中共联系。宋庆龄找到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以宋子文和她的名义委托他赴瓦窑堡与中共联系。张子华和董健吾从上海经西安于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向博古、林伯渠汇报了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会晤情况及南京政府希望同中共谈判的要求。2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前线致电李克农,通报国民党各派政治主张及东征战况。指出:董健吾、张子华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抗日,曾扩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均主张联俄联共,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鉴于董健吾要回南京,3月4日,毛、张、彭致电博古:同意董健吾先回南京。同时,致电博古并转董健吾,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意见:“(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5日,毛、张、彭致电李克农,要求他将这些意见通报王以哲,并由王以哲转达张学良。3月中旬,毛、张、周、彭一起在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分别听取张子华、王世英汇报。张子华汇报了他同曾养甫接触的经过和国民党方面陈立夫、宋子文寻找中共中央希望举行秘密谈判的具体情况。期间,中共中央得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主要内容是有关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晋西会议)连续在山西隰县大麦郊附近上贤村、石口村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等地举行。会议根据张子华、董健吾、王世英汇报的情况和提供的信息以及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指出国际决议特别重要的是“反战反法西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应该使之民族化,“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会议分析形势时指出:“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和谈判”,地主买办集团内部分化很明显。会议没有再提“反蒋抗日”口号,认为“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进一步提出对反日与反卖国贼应进行“分别”,“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会议讨论了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指出:华北是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29日,根据会议精神,毛、周、彭发布《中国人民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要求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共同一致,联合抗日。4月1日,为贯彻晋西会议精神,毛、周、彭发布关于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训令:“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但东征战况瞬息万变,蒋介石应阎锡山请求派军入晋协助晋绥军拦堵红军。对此,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应当由军委下令讨蒋。但毛、彭有不同意见,9日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彭的意见,未发有关讨蒋的文电。至此,中共高层实际上已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以“抗日讨逆”的号召取而代之,正向“逼蒋抗日”的方面转变。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杀气腾腾的军事进攻,毛、彭一面派出以红三十军为主的部队分别在几个地方予以阻击,一面有条不紊地指挥抗日先锋军主力部队从5月2日开始西渡黄河,至3日除红三十军外全部渡完,只留该军在河东用游击战迷惑和打击敌人。为进一步表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态度,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通电称“蒋介石氏”和“阎锡山氏”,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涵的变化和扩大,不再把蒋、阎等当作“卖国贼”看待,为以后同对方的联络和谈判作了铺垫,也表明中共高层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和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

文武之道,有打有谈——对阎锡山方面。对阎锡山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可谓“不打不成交”。1936年4月12日,红十五军团在中阳县师庄、三有庄、大石头村地区与晋绥军六十六师一九六旅遭遇,双方激战,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歼灭其三九二团,俘虏团长郭登瀛及其以下600余人,击溃其余部。郭被俘后极度紧张恐慌。出乎他意料之外,十五军团官兵对他不打不骂不搜身,连他的怀表、几十元晋钞也全部未动。徐海东、程子华、周士第接见郭并让他给被俘官兵讲话,安慰他们不要害怕,要相信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郭是红军东征以来俘虏的第一个正团级军官,如何教育与处理他必将在晋绥军官兵中引起巨大反响。若像争取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那样做好争取教育郭的工作,对于沟通中共与阎锡山的联系,进而推动阎不与红军为敌,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为此,程子华以同乡身份找郭谈话,谈自己的经历,介绍红军内部官兵平等、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讲解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且坦诚说明要其在红军驻地多住一段时间,是让他很好地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与政策,了解红军。回师陕北前,毛泽东又亲自在康城镇接见郭登瀛并提出三点意见要郭向阎转达:一、在绥远让出部分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二、或者在雁北让出一条路,由红军通过到河北、察哈尔抗击日军;三、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抗日第一线,打败日本后进行民主选举,成立联合政府。为使郭登瀛进一步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郭随后被送到瓦窑堡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叶剑英接见郭并详细阐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希望郭回太原后说服和动员阎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并把毛泽东写给阎锡山、赵戴文等人的亲笔信面交郭,让其定要带给这几个人。周恩来还让他给阎带口信,即周发给阎的电报是否收到。还发给他10元边币和90元晋钞,送他一匹战马,派两名警卫人员护送他到黄河西岸。郭回太原后向阎汇报其被俘的前后经过,转达了毛提出的要求,面交了毛的亲笔信。毛在信中重申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点出蒋企图以“剿共”之名行染指山西之实的叵测用心。之后,阎也在探索同共产党联合之路。可以说,东征打开了红军与阎锡山的联络管道。经过双方积极、务实的相向而行,1937年9月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山西得以实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一古语正好说明了中共和阎锡山的交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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