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与国共舆论宣传战

吴志娟
2016年06月15日10:5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西北之行,对国共而言是政府与挑战者之间围绕中外记者展开的一场争夺有关中共政治合法性话语权的舆论宣传战。国共双方都想以此控制诸如“抗战”“民主”“团结”等具有现实政治价值或道德意义、能凝聚大众力量并提升政治控制能力的政治符号的解释权与话语权。这场较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两党此前在政治话语权方面的强弱悬殊格局,对双方产生了诸多不同影响。在以新闻媒体竞争为主要途径的舆论宣传战中,国民党对政治环境的综合控制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舆论宣传在国共政争中所起的催化剂作用的大小。

关键词: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舆论宣传战;国共政争;舆论与政治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西北之行是40年代轰动重庆新闻界与政界的一桩重要事件,这是自1939年以来新闻界首次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长达五年的新闻封锁。此时的中共在1943年至1944年间虽已走出各种发展困境,但若想继续发展壮大,需扩大对外发展空间,需获得外界更多的舆论支持与实际援助,而这并非国民党所愿。于是围绕记者团西北之行,国共双方舆论宣传战硝烟再起。目前学界关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叙述记者团组建的来龙去脉、参访经过、西北之行见闻以及以赵超构和爱泼斯坦等为主的人物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张克明:《中外记者团的延安之行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刘景修:《外国记者何时提出赴延安采访》,《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王自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记述》,《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王晓岚:《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围绕中外记者团的斗争》,《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蒋丽萍、林伟平:《赵超构和〈延安一月〉》,《书摘》1999年第1期;陶红霞、袁武振:《一次影响终生的采访——爱泼斯坦1944年解放区之行》,《新闻知识》2004年第4期;〔美〕肯尼思·休梅克撰,熊建华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Warren W.Tozer,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Visit to Yenan in 1944: A Reassessmen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2 (May, 1972);等等。)本文以新闻舆论与政治关系为切入点,在论述国共两党围绕中外记者所展开的激烈的舆论宣传战基础上,分析双方如何试图通过新闻界来控制或引导国内外有关中共政治合法性及国共关系等问题的公众舆论,以此探究新闻舆论与国共政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组建背景与经过

1943年底1944年初,驻渝外国记者为了解被国民党长期封锁的延安的真实情况,向国民政府提出访延申请,并强烈要求当局解除对有关中共问题的新闻舆论管制。国民政府虽百般不愿,但最终不堪承受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而被迫同意。外国记者为何提出访延申请?这与40年代初二战战局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国共关系及其政局有关。

1942年至1943年间,随着国际战事发展,美英等盟国为实施其“先欧后亚”战略,对中国战场在远东牵制日本的战略作用和地位颇为重视,尤其是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欧洲战场对德作战进入关键阶段,牵制日本的亚洲战场战略地位更显重要。此后不久,盟国签订《四国宣言》,开罗会议召开,正式确立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刻,中国需加强与美英苏等盟国的团结,盟国也需中国内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此时国共关系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维系团结的关键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战战势战局逐渐好转,中国战场内部政治格局及国共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国民党此后加大了限共反共步伐。盟国不希望因国共关系恶化而影响亚洲战场,从而牵连欧洲战场,开始日益关注国共关系动向。尤其是1943年春季至秋季,蒋介石密谋闪击延安事件被中共公开后,引起国内外社会广泛关注,纷纷要求探明真相。实际上,长期以来国共双方天壤之别的舆论宣传,使外界对国共矛盾冲突孰是孰非,一直莫衷一是。加之国民党对中共边区的全面封锁,使其更增添神秘色彩。诚如访延记者所言,同情者“将边区目为圣地”,反对者“斥边区是封建的割据”,将边区批得“体无完肤”(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1939年,“序”第2页。)。美国记者斯坦因也发现,美国人自己不能判断国共争端的原委,因其所得到的相关信息都是“来自国共两党不完全而且极其矛盾的叙述”(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New York:Whittlesey House, A Division of th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45), p.25.)。他们意识到,若要获取“合理、正确”的答案,有必要派遣一些观察者前往边区。为此,美国外交官、军官和新闻记者不断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济南出版社,2006年,第21—22页。),驻渝外国记者也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批准其前往边区采访。

第一个向国民政府正式申请访延的是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他于1943年11月6日提出申请。蒋介石在了解福尔曼相关背景后予以拒绝。( 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1944年2月,斯坦因、爱金生等6位外国记者联名致信蒋介石,要求赴延采访。此后,驻渝外国记者多次向当局提出此类要求,国民党皆以各种理由一再拖延。此时美国政府也开始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派遣美军观察组赴延。2月9日,美国政府致电蒋介石,说罗斯福“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请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25页。)。在美国政府多次施压和各国记者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不得不于2月23日对外宣布同意外国记者赴延采访(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99页。),但对具体赴延日期则借各种理由一再拖延。后又经几番周折,直至5月17日才最终得以成行。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最终妥协,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为改变自身舆论处境日渐被动局面。由于国民政府内部问题频现,对外新闻检查严格,以及对中共及边区的各种封锁,日益引起外界诸多疑惑与不满。1944年3月,国民政府中宣部和外交部在《国际宣传检讨摘要》中承认,由于国民党内部存在无法克服的弱点,“对外宣传,特别是在中共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局面”(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201页。)。二是盟国对国民党当局的诸多批评,并加大对中共问题的干预力度,这使国民政府倍感压力,担心一味拒绝与新闻封锁有损其国际地位。时任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对此直言,开罗会议后,中国国际地位虽已提高,但实际上许多方面“不能与其国际声誉相符合”,引起英美失望,由失望而转为“责备求全的批评”,必须设法应付这种困难,借以稳固“已得的国际地位”(曾虚白:《曾虚白自选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307页。)。三是美国从政府到民间对边区及国共关系问题关注日甚,罗斯福等高层人士的直接干预,使颇为重视对美关系的国民党被迫同意组建记者团访延,以免中美关系恶化(这一时期,蒋介石与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关系不和,矛盾重重。)。四是为回应国内第二次宪政运动民众对新闻言论自由的呼声。民众一直对当局新闻检查制度多有不满,新闻界与政府隔阂增多,关系“日趋恶劣”(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6年,第128页。)。为缓解民怨,当局对外国记者申请访延也需积极回应。

申请访延的是外国记者,为淡化专访边区色彩并加强对访延行程的控制,国民政府中宣部组建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加入数名中国记者与国民党陪同人员。对于外国记者成员的选定,当局不便过多强行干预,只以积极申请者为限控制参团人数;对于中国记者以及陪同人员的选定则煞费苦心,中央秘书处、海外部、中宣部、中统局等部门参与其中。国宣处提出参团人员条件为“深知外记者心理而能运用者”、“深悉共党‘阴谋’而揭破者”,带队人选为“在党政双方都不居显要地位者”;国民党参团者的任务是“不使外记者受共党宣传之诱惑”,“尽量揭露共党措施之弱点”(《战时国宣处记事》,文履平主编:《重庆报史资料》1994年第17期,第27页。)。为掩人耳目,当局平衡了成员组织的政治倾向,最终选定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6名外国记者和9名中国记者(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记者中《扫荡报》的谢爽秋实为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将其作为国民党新闻系统骨干人员参团,新中国成立后才公开身份。),另加上领队谢保樵、邓友德和其他工作人员等,共计21人。

五年来首次解禁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国民党不能不预估其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当局各相关部门,包括中央秘书处、军事总参谋部、中宣部、中统局等高度重视,集体商讨对策,并针对采访行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一一部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中写道:2月底对“共党宣传战即开始”,陈布雷对此“极为戒慎恐惧”,认为此为一“艰巨问题”,为应对外国记者访延,动员了各机关,“忙乱了上层要人们”(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15、416、424页。)。

不堪国内外舆论压力而组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是首次由官方正式组织的访延记者团,引起社会各界密切关注。对国共而言,其影响不同于以往私人采访,双方都颇为重视,尤其是对外国记者。这些外国记者所代表的通讯社大多是各国官方支持的,肩负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使命,如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等;有些虽原本为私营,但来华后也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信息和资料等服务。国民党对这些外国记者深感不安,因他们所影响的是不在其可控范围内的国际舆论。国民党对国际舆论的敏感与重视,来源于作为一个欲寻求国际支持与援助的弱国对自身外在形象及舆论的敏感与重视。此时的中共面临国民党重重封锁,被当局政治边缘化,甚至还需为谋求自身合法性而斗争。在缺乏更多能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其他渠道情况下,中共对新闻媒体的依赖性相较国民党而言更强。记者团来访无疑是共产党人直接对外扩大宣传的一次大好时机,中共方面自然不会错过。此外,从国共各自长远发展来看,随着二战形势好转,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战后双方将何去何从?彼此都开始为战后运筹帷幄,因此双方围绕中外记者的争夺战,将是一场尤为激烈的舆论宣传大战,其结果将对两党各自的舆论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二、记者团“非共产区”之行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

国共两党之间的舆论宣传战,自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后即拉开序幕。国民党凭借其政治权威以及庞大的新闻媒体资源和强势话语权,一直以来占据舆论优势地位。此次两党即将展开的又一轮舆论宣传战,国民党最初似乎占据更多主动权。作为一次由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采访活动,从记者成员的选派、新闻审查等随行人员的部署到行程的安排等皆由国民党掌控。

据唐纵日记记载,此前国民党在制定对访延外国记者的宣传对策时,猜测中共对外国记者的意图是宣传“共党如何抗战”,同时要求“同盟国给予直接接济”。对此,国民党拟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思路:一是在外国记者面前不必过高估计中共实力,使盟国对中共“不加重视”,不必对其“有何期待”;二是承认中共“实力不可忽视”,“有国际奥援与赤化东西之野心”,向外国记者说明“共产党之国际性与苏联之关系”以及中共“攫取政权”之企图(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17页。)。从国民党安排记者团先参访“非共产区”以淡化专访延安色彩及其在此前后的一系列宣传措施和反共言论来看,国民党最终采取了前一种宣传对策。

在记者团启程前,国民党便抢占先机,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和反共宣传活动,试图影响外国记者视听,抵制中共宣传。2月至3月间,当局拟定《招待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外报记者赴陕北参观办法》等,预测各国记者可能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制定相应对策,并对外保密(《战时国宣处记事》,文履平主编:《重庆报史资料》1994年第17期,第27页;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99—201页。)。4月初,胡宗南奉命令西安一带国民党特务伪装成各色人物,准备向外国记者制造各种伪证以攻击中共。在重庆,为抵制中共宣传,国民党限制外国记者与中共接触,并扣发删减其拍发有关中共的稿件;同时在报纸杂志刊登文章,“提醒”“引导”外国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需要关注的问题,如《尖兵》杂志刊登《提供延安之行的友邦记者参考》和《莫担心》(孔渊:《提供延安之行的友邦记者参考》,《尖兵》1944年第7卷第7—8合期;《莫担心》,《尖兵》1944年第7卷第9期。)。当局还分发给外国记者一些陈述中共“罪行状”的内部资料,并规定了他们从延安拍发电稿通讯的检查规则。此外,国民党对内营造国共和谈气氛,试图通过掩饰国共矛盾弱化国内外对中共问题的关注力度;对外则加强反共言论宣传,如发表中共问题报告,攻击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将反共言论的《延安内幕》一书英文稿寄至美国发表,配合国内的反共宣传(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99、201—202页。)。

面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中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国民党精心挑选倾向国民党的右派记者以及新闻检查、特务等随同人员,中共发文表示不满。针对国民党在西安部署的反共活动,向重庆当局提出抗议(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335 页。)。此外,毛泽东、周恩来还两次电告董必武,速将国民党之反共行径告之外国记者,使其有所准备并注意揭露(《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05页。)。针对国民党为争取外国记者的同情而营造的国共和谈气氛,中共有原则有立场地积极回应,决定在此时的谈判中不提方案,表示愿意合作,并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停止封锁”“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86页。)。

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行程安排,记者团在参观边区之前需先参访西安、山西等“非共产区”。此举是国民党欲先入为主地占据宣传优势,试图通过影响中外记者采访议程和报道内容来控制有关中共问题的舆论 新闻对某一事件如何报道,会直接影响公众对该事件的认识和舆论。政治团体若要达成某政治目标,在宣传方面必须确定媒体报道议程,而不能让媒体为它确定议程,这已成为政治传播界共识。(参见〔美〕W·兰斯·班尼特著,杨晓红等译:《新闻:政治的幻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152、183页。),同时淡化外国记者对边区的印象。

西安是记者团参访的第一站。1937年国民政府在此开始经营,将这座古城建成为一个专为处理中共问题的重要政治军事堡垒,素有“反共堡垒”(斯坦因、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在西安之行的通讯报道中都用“反共堡垒”一词描述西安。)之称。此地参访日程主要包括参访地方政府机关与西北青年劳动营(西北青年劳动营是1939年国民党专门为训练从边区出来或欲前往边区的青年而设。)。据参团记者斯坦因记载:在此过程中,地方当局一方面对外低调处理记者团来访,对外避而不谈此行真正目的;另一方面安排诸多无关紧要的欢迎活动,限制中外记者自由采访活动的时间。他们听到无数“空洞而庄严”的演讲,“几乎没有时间自由安排自己的事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中共及边区问题,当局先是避而不谈,后避之不能,则采取言论攻击中共政策。当局还安排各种人员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并“提醒”他们不可能在延安找到想要了解的真相,因为共产党人已提前准备了掩饰罪证。(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30-31.)此外,国民党还凭借政治权力和组织资源优势,沿途精心安排,采取舆论造势、假扮民众政治控诉等方式,对中外记者展开反共宣传。中外记者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无论中央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团结或是为了内战”,西安都是“举足轻重”之地。(〔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9页。)

面对西安地方当局的反共宣传攻势,中共的反击措施与力度相对有限,但还是采取了一些间接斗争方式予以抵制,如将国民党攻击中共的有关行径提前告之外国记者,使其有所准备。美国记者福尔曼在记者团到达西安的次日收到匿名信,详细告之国民党当局对此行的精心策划与安排情况,其内容之全面翔实引起福尔曼的注意( 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1945), pp.5-8.)。实际上,中共的舆论宣传反击多在记者团进入边区时展开,关于西北青年劳动营的斗争便是一典型范例。在记者团与劳动营青年座谈会上,当局安排后者向中外记者“控诉”中共“不抗日”“种植鸦片”“强迫青年入党”等“罪状”(参见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37-38.)。中共在记者团参访延安时对此成功进行了反击(参见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pp.16-19.)。大体而言,中外记者在西安的参观活动及其视听,看似皆在国民党可控范围之内;然而从福尔曼所收到的匿名信和国共关于劳动营的斗争等事件观之,中共依靠记者团成员中的地下党谢爽秋以及西安地下党,扰乱了国民党对记者团西安之行的绝对控制。

山西克难坡(克难坡原本是一座黄土山梁,人烟荒凉。自1940年至1945年,经阎锡山经营,成为战时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称“小太原”。)是记者团第二处必须先行采访之地。抗战期间阎锡山在此推行山西新政,号称与延安进行“革命竞赛”,颇为成功。此地并非是进入边区必经之地,之所以绕道来此,表面上是由于中共及其军队名义上隶属第二战区,归阎锡山管辖,依礼节需先拜访其上属机关,实际上国民党欲借山西新政的成功,淡化中外记者对边区可能产生的深刻印象。不过对于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的阎锡山而言,更多的是站在自身立场而非国民党立场向中外记者宣传山西新政。记者团来访实际上成为阎锡山扩大对外自我宣传的好时机。介绍克难坡与延安进行“革命竞赛”的成就,宣传其治理山西的理念,展示其独掌山西的政治权威,是阎锡山对外宣传的主要内容。

有关中共以及国共关系问题,中外记者在西安所得到的信息几乎都是负面的,但在克难坡所得到的信息则大不相同。阎锡山在对中外记者谈及中共问题时坦言他本人对共产党的某些积极态度。与其他国民党官员视中共为“洪水猛兽”不同,他肯定中共治理边区的成效并积极效仿之。阎锡山认为边区“行政管理相当好”(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53.),军事行动力较强,能“快速行动”并“征集到追随者”(〔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8页。)。阎锡山属下也向中外记者坦称:无可否认共产党在“技术”与“精神”上之优点(赵超构:《山西新姿(下):记克难坡之新政》,《新民报》1944年6月30日。)。阎锡山在谈及中共问题时“容光暗淡”(赵超构:《山西新姿(上):记窑城克难坡》,《新民报》1944年6月24日。),谈及八路军时则“忧心忡忡”(〔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8页。),可见他对共产党的发展趋势和潜力及威胁甚感担忧。阎锡山还对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些批评:民众之所以会跟随共产党,是因国民党“行政管理”出现问题;远在重庆的国民党并不了解边区的真实情况,因其调查人员怀着“仇视”心理,只挑剔“坏处”而忽视其可取之处(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54.)。

舆论宣传战是“依靠思想来影响政治”,与相关人员沟通处理舆论,以劝说方式展开竞争(方鹏程:《宣传与战争:从“宣传战”到“公开化战争”》,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1—12页。),美国人称之为“心理战”。国民党当局安排记者团先参观西安和克难坡,是试图先入为主影响中外记者的视听与认知,但后者在西安和克难坡所得到的有关中共的消息大不相同,结果可能与国民党的初衷背道而驰:其一,阎锡山对中共及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肯定与认可,加之克难坡新政与中共治理边区的诸多相似,使中外记者对国民党妖魔化中共之宣传产生疑惑,国民党在西安的反共宣传会变得无实质性意义。其二,国民党对外宣传对策是弱化甚至贬低中共的实力与抗战作为,使盟国对其不加重视,但阎锡山对中共实力的肯定与当局的宗旨相左。其三,阎锡山对中共的肯定与对国民党的批评形成对比,使国民党舆论处境变得被动,其言论权威及对记者团的控制权从而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其四,国民党此时试图对外淡化国共矛盾,但中外记者在参访过程中亲历国共之间互相攻讦,切身体会到国共矛盾与冲突的激烈程度,对中共问题以及国共矛盾与冲突的真相也更加期待。

三、记者团边区之行与中共的宣传和反击斗争

在记者团参访过程中,国共双方都试图通过控制或引导中外记者的采访报道和言论影响有关中共问题的社会舆论。记者团进入边区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逐渐减弱。中共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宣传,并对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及挑衅行为展开有力反击。此次由国民政府官方组织的记者团来访,对中共而言这一事件本身就具有积极的宣传意义。

中共的宣传活动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实地参观、事实陈述,让对方对中共治理边区的成效眼见为实。边区负责人先后安排记者团参观南泥湾、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兵工厂、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向其展示大生产运动成果以及边区治理现状。二是理论阐释、价值宣传,使对方认识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及价值观念。为此,边区政府各部门在记者团实地参观过程中,穿插安排了一系列座谈会、招待会、领导人访谈等活动。三是自卫反击国民党在参访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共言论和挑衅行为。面对具有独立思想和判断力的中外记者,中共展开各方面的宣传活动,实为具有一定挑战性的论证和说服工作,“充足的证据+合理的论证=有说服力的证明” (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130页。)是学界认可的常用宣传或说服方法,中共大体也遵循此法。

传播心理学理论认为,传播者所发出的信息“需要与接受者的指向性契合或接近”,才能调动其内在的认知过程。接受者对信息的接受过程不仅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信息活动”,更多的是一种“合作性质的理解、认识活动”。(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0—151页。)美国学者塞门斯曾指出,传播者并没有说服别人,他只是向对方“提供了他们用来说服自己的信息源” (转引自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第115页。)。在抗战环境下中共对中外记者的宣传活动遵循了这一理论,宣传主旨主要围绕“坚持抗战”展开,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抗战”“团结”“民主”“生产”(《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与外国记者的谈话》(1944年6月29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1-281。)。针对中外记者所关注的不同问题,中共的宣传侧重点也各异。外国记者颇为关注中共抗战和国共关系问题,中国记者则对中共的政治民主、社会经济等问题更感兴趣。对此,毛泽东指出:“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对英、美是主要宣传抗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第508页。)。据时任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回忆,中共此次宣传工作重点对象是外国记者,尤其是斯坦因和福尔曼(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01页。)。可见,面临国民政府种种压制的中共,希望通过外国记者打开新局面。

在大力对外宣传的同时,针对随行的国民党记者及工作人员监控中外记者参访活动以及挑拨外国记者和共产党人的关系等挑衅行为,中共不甘示弱,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施行这一系列挑衅行为的主要是《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以及领队谢保樵和邓友德。据张文伯同僚、时任《中央日报》总编辑王抡楦回忆,国民党中宣部给张文伯下达的具体任务是扩大反共宣传和为准备在延安发行《中央日报》摸底。反共宣传的主要内容有攻击边区是“封建割据”,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八路军“游而不击”,不是“真正的抗日主力”;边区种植鸦片,人民生活困难;等等。关于第二项任务,国民党已做好两手准备:若中共同意,就选派骨干分子专门在边区做反共宣传工作;若中共拒绝,便以此为由取缔中共在重庆的宣传阵地《新华日报》。张文伯进入边区后的各种反共宣传及挑衅活动,都受到中共的重重阻碍或反击。例如,国民党攻击边区是封建割据,中共便大力宣传“三三制”以及一系列治理措施。从中外记者的通讯报道来看,国民党的这一说法并未被中外记者接受,甚至张文伯在报告中也表示对中共治理边区的成效很难反驳。至于向中共提出在延安创办《中央日报》分社,这一任务在中共坚决抵制下也不了了之。张文伯此后向当局报告,经实地观察,认为在延安出版《中央日报》“困难很大”:一则因为中宣部给记者团配备的电台在延安尚且无法架设拍报,更何况要办报;二则边区民众“组织很严密”,即使该报在延安出版也“肯定无人去读”。(王抡楦:《〈中央日报〉记者访问延安的前前后后》,《重庆文史资料》第26辑,1986年,第87、90页。)

国民党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大多发生在抵达延安之前,即参观延长县、南泥湾等地之时。国共双方经过最初几个回合的唇枪舌剑和明争暗斗,谢保樵、张文伯等人意识到在边区进行反共宣传或挑衅并非易事。进入延安之后,他们便不再有什么公开的挑衅行为。此外,这些挑衅行为使谢保樵等人逐渐丧失对中外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自由采访活动的控制。记者团在重庆出发时,国民党中宣部告诫中外记者,在参访过程中所有成员必须在领队带领下统一行动。在抵达延安之前,中外记者大体遵守之,并无单独采访活动。但进入延安后,情况发生变化,斯坦因、福尔曼、赵超构等人多次不顾禁令私自外出采访。离原定三个月的采访时间还差两个月时,领队谢、邓二人发现已完全无法控制整个记者团的采访活动,担心久留不利,便找借口提前结束采访,却只能将中国记者拉回重庆,而外国记者不愿离开,坚持留延继续参观。(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90-91.)由此可见,国民党对中外记者的宣传活动大体以失败告终。

国共围绕中外记者的舆论宣传战,不仅发生在记者团西北之行的参访过程中,而且还延伸至重庆。当时国共新一轮政治谈判正在进行中。记者团边区之行引起重庆各方极大关注,纷纷要求国民党向外界阐明有关中共及边区问题的真相。为弱化外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度,并降低记者团边区之行可能引起的社会反响,国民党中宣部刻意对外淡化国共矛盾与冲突。中宣部部长梁寒操对外宣称:国共谈判已解决一些问题,双方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中共。对此,《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介绍近几个月来国共谈判进程,大力驳斥梁寒操之言论,称国共间任何具体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国民政府不愿“实行真正的民主”并“保证战后和平”(《周恩来同志答复记者: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固执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第534页。)。国共围绕中外记者的舆论宣传战,是为了争夺政治声望与民众支持,实际上也是为各自在谈判桌上增添政治筹码。

国共围绕中共是否“抗战”“民主”“团结”等问题而展开的舆论宣传战,彼此都想掌控这些具有特殊政治意义象征符号的话语权(美国学者李普曼认为,这些象征符号“本身不指任何特定之物”,但“几乎可以和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成为共同感情的共同纽带”。对政治利益集团而言,谁主宰了这些象征,谁“就能够主宰当前的局势”。〔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等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155页。)。国民党欲借这种话语权的舆论力量,攻击中共,限制其发展壮大;而中共则借用它进行自卫,谋求对外发展空间。对中共而言,对中外记者的舆论宣传以及对国民党言论攻击的反击斗争,只要能够提供足够的事实证据,并加以合理论证,让外界相信中共的确是在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生产”,这两项宣传目标即得以实现。从中外记者对边区之行所发表的诸多通讯报道来看,中共对外宣传工作较为成功。不仅持中立立场的记者对中共治理边区大为肯定,甚至国民党新闻系统记者或倾向国民党的中外记者也承认其长处。如时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顾问的美国记者武道,后来在重庆《大美晚报》(英文)发表《我从陕北回来》千字文,肯定中共治理边区的成就(张克明:《一九四四年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重庆抗战纪事》(续篇),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204页。)。

总体而言,在这场舆论宣传战中,中共占据了主导地位。国民党虽先入为主,展开舆论攻势,但其对中外记者所展开的诸多反共宣传以及参访过程中针对中共的各种挑衅行为,不仅未达预期效果,反而适得其反,最终失去对中外记者的控制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民党逐渐丧失关于中共问题的新闻控制力和政治话语权。国民政府发出的声音受到质疑,话语权威受到挑战,无疑为中共提供了机会。此外,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大多“崇尚革命和激进”,“有社会主义倾向”(有大陆学者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来华美国记者群的思想特征,认为他们大多不仅仅追求“荣耀和权势”,更“追求真理”“公平与正义”,且“愤世嫉俗”“崇尚革命和激进”“有社会主义倾向”。参见张威:《光荣与梦想的终结:美国“中国通”记者的命运及麦卡锡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4期。),因而更容易理解并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在国共矛盾问题上也会对中共产生某种同情之理解,这亦有助于中共宣传战的成功。

四、记者团西北之行对国共两党的不同影响

长期以来,国民党凭借其国家权威与政治机器,控制了国内外关于中共问题的政治话语权,中共的社会舆论处境颇为被动。中外记者团西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共之间的舆论强弱格局,为中共逐渐摆脱舆论被动困境、改变舆论生态环境提供了契机,也为扩大对外发展空间开启了一扇大门。诚如毛泽东所言,受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影响,外界对共产党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记者团与观察组来延,将为其改变外界关于中共问题的舆论开辟新阶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第535—536页。在外国记者留延访问期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先后抵达延安,直至1947年3月全部离开。)。

福尔曼、斯坦因等人的通讯稿由重庆转发海外途中,遭到国民政府检扣,但他们还是通过美军军机将这些通讯稿直接送回国(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第154页。),公开在各大新闻媒体发表并结集出版,引起国际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赵超构的通讯报道《延安一月》在海外亦引起很大反响(参见Hsiaotung Fei, “One Month in Yenan, by Chao ChaoKuo,” Pacific Affairs, Vol.18, No.4 (Dec., 1945), pp.391-393.)。这些持中间立场的记者在各自不同叙事框架的报道中,从不同侧面对外展示了中共及边区的各种影像,对塑造中共正面形象具有积极作用。例如,福尔曼的报道阐述了中共践行的“主义”和政治纲领与共产主义大不相同,这对崇尚西方民主、排斥共产主义的英美人士而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共的排斥。斯坦因的报道梳理了国共关系发展史以及国共双方的综合实力概况,向外界展示出一个逐渐发展壮大、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并对其权威地位已构成威胁的政党。赵超构的报道则让关心中共边区政治与民主状况的人士有了一个较为理性客观的认识。

国际社会舆论对这些通讯报道的反响颇为积极,诸多时评杂志刊文表示对中共的同情与认可。如美国著名杂志《太平洋事务》《政治研究》等先后发表《重庆还是延安:中国面临的选择》(Frederick Whyte, “Chungking or Yenan: The Choice Before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19, No.2 (Jun., 1946), pp.199-202.与《战后的中国政治》Paul M.A.Linebarger, “The PostWar Politics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9, No.4 (Nov., 1947), pp.522-542.)等文章,认可中共治理边区的一些措施,并认为中共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1945年6月间,国民政府国宣处伦敦办事处向总部报告,近期伦敦报刊普遍登载有关中共边区文章,使中共“在英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英国人也“越来越同情共产党”(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216页。)。蒋介石也注意到美国舆论此时“对国民党有颇多批评”而“对共产党则颇多同情”(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64页。)。对此,有学者曾指出,1943年尤其1944年之后,不少来华美国官员“对共产党人抱以好感”,他们大多数其实与中共未曾有过接触,其对共产党人的良好印象,“严格地说并不是中共进行广泛外交或宣传活动的结果”,美国舆论对中共的同情,其实是“那些普通记者和外交官们”对国共两党进行实际考察和对比之后“自发形成的印象”(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9—440页。美国学者肯尼思·休梅克也持这种观点(参见〔美〕肯尼思·休梅克著,郑志宁等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01页)。)。中外记者团西北之行对国际社会舆论的影响也大致如此。

在国内,这些通讯报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这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仍掌握社会舆论宣传控制权,凭借国家机器与组织资源,千方百计防范或阻止此次采访可能对中共产生的正面影响:一是刊登并结集出版国民党记者张文伯的《陕北归来答客问》、金东平的《延安见闻录》等人的通讯报道,大力加强反共宣传;二是国民党中宣部安排一系列访延报告会,进行反共宣传;三是检扣外国记者的通讯报道,两年之后才开始在国内陆续翻译出版。此外,大众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已久,短时期内也难以改变他们对中共的原有认识,这也会导致公众舆论变化产生滞后性。最早在国统区引起舆论轰动的是赵超构于1944年6月始在《新民报》刊登的连载报道以及随即结集出版的《延安一月》,被时人视为第一部由国人自己撰写的较为客观全面评介边区之佳作。

虽然目前很难判断中外记者西北之行及其通讯报道对国内社会各界舆论的整体影响,但对于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具有敏感政治嗅觉的民主人士而言,影响是较为明显的。国民党当局不堪国际舆论压力,不得已而组织的中外记者团正式参访活动,本身就已对外表明:中共在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盟国关注。与中国社会高层人士来往密切的美国记者斯坦因在离延返渝时发现,中间派人士对中共的舆论同情与支持日渐增多,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以及支持中共向当局提要求变得“更为直言不讳”;有些原本经过“精心挑选的驯服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开始超越职权范围,强调与“共产党和解的必要性”(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463,466.)。

由此可见,经此舆论宣传大战,中共的国内外舆论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开始摆脱长期以来的舆论被动困境。与此同时,这一年国共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潜在变化(台湾学者郭廷以认为,1944年对国民政府来说是艰险的一年,内部动荡,物价上涨,日本大举进攻,美国压力愈增,中俄关系继续恶化,中共要求不断扩大。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0 页。),美国也开始直接插手国共关系,加之外界舆论支持,中共在国共谈判中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蒋介石身边幕僚唐纵在是年10月间的日记中写道:“共产党日见猖狂,不但要求政府承认其私自扩充之部队,近且公然呼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而各党派亦和而应之……共产党何以敢如此崛强,因为:(一)国际舆论日(渐)对我中央不利;(二)各党派均对中央不满;(三)党内亦不满现状;(四)中央处境日趋艰难……共产党认为此系革命高潮,故猖狂日甚一日。”(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62页。)这是唐纵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中共猖狂”之文字,可见此时中共在谈判中之强硬态度。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组建“联合政府”之要求,表明一直与国民党艰难周旋、谋求生存的共产党人,此时的政治诉求由争取“民主”“合法性”等生存问题开始提升到未来的前途发展问题。

中外记者团来访对中共而言还有另一层意义。1944年8月,中共中央首次发布关于外交工作正式文件《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访并非普通的访问和观察,应视其为中共开展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4页。)。中共此前对国际统战工作虽已重视,但对外交往活动基本上都属于非官方的民间交往。外国记者来访和美军观察组驻延标志着中共与国际社会的交往逐渐从民间交往转向官方外交,这是中共国际宣传与国际统战工作的一次重大突破。

对国民党而言,中外记者关于边区的通讯报道引起国内外舆论不小轰动,舆论处境随之每况愈下。首先引起舆论波动的是国民党内部各派人士。在记者团访延之前,国民党人并不了解延安时期中共的真实情况,很多人对中共的印象和认识还停留在战前的十年内战时期。据斯坦因分析,这是因为大多数国民党新闻记者及蒋介石本人长期以来都“受了严重的蒙蔽”,重庆“那些唯唯诺诺”之人常将“那些他(指蒋介石)想要知道的延安情况告诉了他”。而西安的地方实力派希望将蒋介石推向国共内战,自己渔翁得利,所以向其提供了“许多不真实的情报”。记者团中的国民党随行人员有两人“很坦白地”向斯坦因承认,蒋介石让记者团访延是“严重的错误”,假使蒋介石还以为长期逗留将使记者们“相信共产党的行政工作只是一场闹剧”,那就是“更大的错误”。这些国民党人亲访延安后,意识到“延安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强大、更成功和更稳定”,也由此“更加仇恨和恐惧共产党”。(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91-92.)重庆国民党当局在检扣外国记者通讯报道中也发现真实的中共并非其之前所想象。蒋介石和他的亲信“都慌张起来”,他们“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物质的和精神的”,在对中共发展现状唏嘘不已的同时,也不得不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共。虽然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对中共的认识和态度产生的变化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对中共的存在给国民党统治所带来的危机与压力甚感忧虑。(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466,460-462.)这一时期,唐纵也在日记中多次描述了国民党内部人心浮动状况以及对中共问题的焦虑心态(参见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41—482页。)。

国民党内部对这些通讯报道的反应尚且如此,若对外发表,其结果可想而知。为此,当局采取了各种抵制措施,包括严格检查所有外国记者向海外发出的任何有关中共及国共关系问题的通讯稿;严密监控对中共抱以同情态度的外国记者的行踪,禁止其再赴延安;加强海外的反共宣传以抵制中共利用记者团延安之行在海外发动宣传攻势;制定《记者团返渝后运用办法(草案)》,抢在外国记者之前先发表张文伯、金东平等人的采访报道,并安排张文伯多次在不同场合作反共宣传的访延报告,以抵制外国记者及赵超构等人的影响(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206—214页。)。政府当局对外国记者的一系列管制措施以及严苛的新闻检查制度,最终导致双方矛盾激化,英美舆论界一时间对国民政府的批评风起云涌。1945年4月,国民党国宣处伦敦办事处致函王世杰,告之《伦敦新闻纪事报》记者盖尔德“由渝被驱逐”后,在英国散布言论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英国由此“不愿再派记者来华”。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批评日甚,曾虚白不得不提出要当局“少给外国记者以无谓的刺激”。(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215—216页。)国民党当局虽殚精竭虑,但仍不能扭转此后对中共的舆论封锁与管制逐渐失效的局面,自身的国内外舆论处境亦日趋被动。驻渝外国记者各显神通,绕过新闻检查对外拍发有关中共的正面报道。1945年8月,由重庆国讯书店未经国民党当局审查而擅自出版民主人士黄炎培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所引发的拒检运动,最终导致国民党严苛的战时新闻检查制度被废除。

由上可见,中外记者团西北之行以及他们的通讯报道在海内外的公开发表,使国内外舆论生态环境发生了一些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而国民党舆论环境却日趋恶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两党关于中共及国共关系问题话语控制权的强弱悬殊态势,使中共随之逐渐摆脱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重重封锁所导致的各种被动处境。从这些变化中,也不难判断国共之间这场舆论宣传战的胜负结局。

五、余论

1944年国共围绕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所展开的舆论宣传战,从某个角度而言是一场政府与挑战者之间争夺有关中共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新闻话语权之战。新闻媒介对公众舆论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使得任何政治利益集团或政治人物在激烈的政治竞争中,都不能不介入新闻媒体领域的争夺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一个社会阶层结构以“两头小、中间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8页。)为重要特征的国家,争夺新闻媒介话语权、获得占人口绝大多数中间势力的支持,对国共政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必须维持合作、共同抗日的局势下,国共政争也主要体现在政治宣传领域,双方在新闻媒体领域的竞争是彼此为谋求政治控制权和各种政治利益而展开的大规模政治竞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国共在近20年的舆论宣传战中,由于双方极其不平等的政治地位,彼此对新闻媒体资源的占有和运用产生很大的天然差距,致使中共的舆论宣传一直处于劣势。此次记者团西北之行的主角是外国记者,他们不受制于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共间由于政治地位悬殊而导致的舆论宣传方面的不平等竞争问题。

一般而言,政治对新闻媒介的影响大于新闻媒介对政治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介不会影响政治进程。对于政治发展进程而言,新闻媒介是一种强大的催化剂,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影响政治议程设置;推动或夸大政治上的成功或失败;可充当弱势一方的独立支持者;可动员第三方介入政治冲突;在建构有关政治的社会框架过程中,新闻媒体是“核心的中介”。其中第二、三、四方面的影响与作用,是此次舆论宣传战对国共政争重要性之所在。那么,影响新闻媒介对政治竞争和冲突发挥作用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理论界给出的常见答案是“政府对政治环境的控制水平”,即如果政府成功主导政治环境,新闻媒介就很难发挥独立作用,而成为政府的第四部门;如果政府缺乏或丧失对政治环境的控制能力,会让新闻媒介有机会施展其第四权职能,或者至少能向公众提供大量消息来源和不同观点,供大众自由选择。对政府的挑战者而言,新闻媒介若能发挥媒体的第四权职能,就为这些挑战者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他们通过媒介“推销他们自己的解释框架(即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澳〕加迪·渥夫斯菲德:《政治竞争模式》,〔澳〕西蒙·科特主编,李兆丰等译:《新闻、公共关系与权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113页。)

1944年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困难处境和内外危机,极大影响了国民党对政治环境的控制能力。实际上,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治控制能力的核心能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作为领导凝聚全国抗战力量的政治权威和中心地位。一旦这种政治权威和中心地位受冲击,政治控制能力也必然会削弱。是年,国民党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内部倒蒋势力暗流涌动、与汪伪政权及日本密谋和谈(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074、1035页。),以及为准备战后决战中共所采取的一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措施等,都极大影响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政治权威,导致其政治控制能力随之下降。在这些事件中,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对国民党政治权威的冲击最大。在抗战号召下,国民党一党统治与独裁专断可勉强被民众忍受,内部诸多政治问题也会被淡化;但抗战军事失利使民众压抑许久的不满情绪集中爆发,国民党内部被隐藏的政治问题也随之浮现。此外,抗战军事失利也引起国际社会对国民党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极大不满与批评。如此内外双重压力必会削弱国民党对政治环境的控制能力,从而导致对新闻媒体的约束管制能力随之下降,这一时期重庆新闻界尤其驻渝外国记者对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及边区新闻封锁政策的不满日益公开化是最明显表现。福尔曼、爱金森等多次向当局强烈要求解除对中共的言论管制和新闻封锁,申请赴延采访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国民政府内外处境每况愈下,外国记者要求解除对边区的新闻封锁,无疑为中共扩大对外宣传和发展空间提供了机会。通过新闻媒介尤其是第三方新闻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我形象,得到认可,并通过它们扩大对外宣传,比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宣传无疑更为有效。在国共前后长达20余年的舆论宣传战中,这次较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双方政治宣传战的强弱格局,对中共而言具有转折性的积极意义。中共此次对外宣传的成功,从技术层面而言,除了国民党宣传策略失误以外,更是中共自身宣传工作精心布置与周密安排之结果,当然中共治理边区本身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事实。此外,这次对外宣传的成功与当时延安的社会生态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40年代的延安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从中共干部到普通民众都已被充分地动员和组织起来,中共治理边区的成就也是靠着这种高度组织化社会形成的民众力量而取得的。同理,中共对外宣传的成功也得益于这种民众力量。在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中外记者看到了边区干部与民众上下齐心、思想一致、积极劳作,有抗战热情与斗志,从中也看到了中共的领导组织才能、凝聚力及其发展潜力。

在国共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中,舆论宣传领域的斗争虽不像军事斗争能直接决定成败,也不如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影响力大,但它是其他各种形式斗争的催化剂,能够影响其他斗争的进程乃至结果。中共此次通过第三方媒体对外展示了自己的形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由此而获得的舆论同情与支持为共产党人在谈判桌上增加了不少筹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诸多第三方人士开始介入国共之争。此外,学界普遍认为的国共两党在1944年前后所发生的攻防态势转换(杨奎松梳理分析了这一时期“国共攻防态势转换”的具体过程。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1—505页。邓野也认为1944年至1946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参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导论”第5页。),与是年中外记者团西北之行,两者发生的时间如此接近,应该也不是简单的巧合。蒋介石在1956年底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中检讨国民党丢失大陆之教训时,就谈到国民党在舆论宣传方面的不足。他认为国民党“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此为“反共组织和技术”方面之重大失误。作为国共政争中弱势一方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对舆论宣传的作用则有更深的体会:“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

*本文是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传媒引领社会舆情研究”(15AKS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62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