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时我与港督代表的一次谈判

谭天度
2016年06月29日10:26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香港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和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筹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国、共、英、美三国四方立即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方针,并向广东区党委发出一系列的工作指示。当时我任广东东江抗日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主任,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广东区党委派我为中共代表,到香港与港督代表举行了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

一、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决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被划为中国战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北部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大陆除东北外(东北归苏军受降)的所有地区,香港属广州受降区。但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都在大后方,被安排参加广州受降区的第二集团军的四个军都在广西及粤西的湛江,直到9月15日,张发奎司令才乘飞机到达广州,参加了16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受降仪式。

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演讲,指出蒋介石要下山来摘桃子,要与我们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提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反对国民党篡夺抗战胜利果实。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香港、九龙、新界地区开展了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抗日游击战争,占领了九龙、新界的部分区域。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路军延安总部在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出了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并准备收复部分大中城市及进兵东北。8月15日,朱德总司令下令给侵华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在接到延安总部8月10日24时的命令后,东江纵队于8月11日8时40分发出了《紧急命令》。14日,广东区党委又发出了《对目前时局的紧急指示》。据此,广东各抗日武装为收复被占国土,收缴日伪军武器及物资,迅速开展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鉴于国民党军已向粤北和江北(东江北部)解放区进攻的局势,东江纵队决定以江南(东江南部)的惠(阳)东(莞)宝(安)和港九地区作为受降的主要地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解放了上述广大地区。在宝安县,我们于8月20日收复深圳镇,24日成立了深圳特别市,委任了市长;23日收复沙头角镇;随后,又迫使县城南头镇的日伪军投降。在港九新界地区,我们于19日解放了大屿山全岛;25日进驻长洲岛;随后,收复了大埔、西贡、元朗、粉岭等地,我们还接收了个别仓库,并接受零星日伪军的投降。此时,日伪军只能龟缩于香港和九龙市区一隅之地,其周围的陆地和海岛几乎全部被我抗日人民武装占领。

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迅速光复了大陆各沦陷区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收复了各大城市租界,并在中国本土和越南举行了日本受降仪式。与此同时,随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中国政府收回了东北主权。刹时间,“光复一切被占国土!”“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复全部租界!”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由于收复租界,光复被占国土,国民党捞取了颇大的政治资本。当时,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在西南等大后方,它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急于发动内战,并妄图消灭共产党,因而无力分兵它顾;此外,鉴于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签署了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及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等原因,这就使国民党在收复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上,出现了举棋不定的局面。即使如此,国民党仍加紧与英国争夺香港的步伐,寻机收复香港。

英国为保持在亚洲和中国的利益,不愿轻易放弃香港,他们早在1942年就由麦道高组织了一个重占香港的研究小组。由于抗日战争胜利时英军兵力远在欧洲,于是只能匆忙派出一艘巡洋舰,在缅甸运载了300名官兵,于1945年8月下旬在港岛登陆。然而这点兵力是远远不够接收香港使用的,它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当抗战胜利时,香港总督杨慕琦仍被关在东北的集中营,直到1946年5月,他才由英国重返香港复职。此时的香港实际上处在“半真空”状态,英国人既惧怕国民党收复香港,也不愿意中共在香港继续扩大势力,同时对美国表面上支持自己收复香港、暗地插足香港事务的野心十分不满,它苦于要在这三方中权衡利弊。

至于美国,原本同意香港属于中国受降区,但在英国重新强占香港的事实面前,又转而支持英国,并与英国达成了秘密协议。实际上,无论美国支持哪一方,目的都是想染指香港,以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实现它的太平洋总体战略设想。

面对这一局面,如何保卫中国人民在香港的利益,成为中国共产党急需解决的一大课题。

中共中央原计划是:能够收复的失地尽量收复,故此在1945年8月11日,周恩来为中央拟电致广东区党委,要求我们在贯彻延安总部广播命令的同时,在华南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港九、汕头、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强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装时,必须取之。”我们在接到中央的各项指示后,力求收复一切失地,包括向港九地区发动攻势。

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谈判,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面对这一重大方针的确定,中央向各地党委发出了一系列工作指示,其中决定放弃收复大城市的原定目标,但却要求各地党委立即派出强有力的人员,进入大中城市开展各项工作。

当时,党中央获悉国民党和英国都力争收复香港,而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尚无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初步形成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设想。为此,中央就我党在香港工作问题向广东区党委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并要求派出代表与港英当局举行谈判。

中央分析指出:收复香港是英国的既定目标,但它将面临与国共两党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它必须有所取舍。在公开宣传上,我们不能反对国民党收复香港,以免在政治上处于被动。但是只要我们能在香港站稳脚跟,就可以对其长期打算,长期利用。因此,中央指示我们,应利用国民党、英、美之间的矛盾,利用我党于抗战期间在香港打下的基础,迫使港英当局同意共产党在港合法地位,大力开展共产党在港公开工作局面,促使港英当局实现若干民主改良,造成便利民主分子活动之条件,并将其建设成为华南民主运动的基地。中央同意港九独立大队撤回内地,以便于我们与港英当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广东区党委接到中央指示后,委派我为中共代表,黄作梅为英文翻译,到香港本岛与港督代表举行谈判。以后,由于英方已派出翻译,黄作梅不再继续参加。我是在8月下旬到达香港的,9月初开始谈判,内容是准备收复香港;但紧接着我们就收到中央关于不收复香港的电报指示,谈判内容也改变为保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港利益。全部谈判直到10月中旬才结束。

(责编:吴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