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界说:一项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

曹龙虎
2016年07月25日16:08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民主革命”一词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独立概念。本文从概念史的视角入手考察分析,认为:“民主革命”最早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简称形式被国人所认知;接着,由于民族革命浪潮的兴起,中国语境中的“民主革命”术语开始超越其阶级革命的基本范畴,获得“国民革命”的很多含义;最后,毛泽东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将其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中国政治情境中的“民主革命”又通过“新”与“旧”这一对范畴重新进行了界定。

〔关键词〕民主革命;国民革命;概念史;新民主主义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民主革命”是讲述中国近代史或描述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时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一般来说,我们不仅将从1840年到1949年整个1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界定为民主革命时期,还以中间的五四运动为界将其划分为旧、新两个相互承接又截然不同的阶段。作为一个建构性极强的概念,“民主革命”一词已经通过历史教科书的形式,深深嵌入到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成为我们描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知识工具。概念史是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而兴起的一种历史学叙事方式和研究范式,其基本的问题意识在于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探讨概念的意义流转,“对于概念史而言……它关注的问题既包括那些体验与实情被带入到概念中,又包括这些体验和实情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在这一意思上,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和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由此,本文尝试从概念史的方法入手,对“民主革命”概念进行一项知识学的考察,以求厘清这一概念在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语境中的使用状况及其含义的变迁情况。

一、“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指涉及其初期使用

一般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用“资产阶级革命”(Der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这一概念来称呼我们今天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并且用“无产阶级革命”(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与之相对。例如,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就多次使用“bürgerliche Revolution”这一术语来表达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行动,并进而勘定无产阶级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bürgerliche Revolution),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46—347页。)另外,《共产党宣言》也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sobald die Bourgeoisie revolutionr auftritt),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die absolute Monarchie)、封建土地所有制(das feudale Grundeigentum)和小资产阶级(die Kleinbürgere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4页。)就笔者所见,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很少会用“民主主义”或者“民主革命(民主主义革命)”之类的概念来称谓“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使用“社会民主派”(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民主派”(demokratische Partei)之类的字眼来对资产阶级的内部群体进行界定倒是非常普遍(具体参见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论述。)。

等到了列宁的时代,将“bourgeoisie revolution”(资产阶级革命)称为“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民主主义革命或者民主革命)似乎已是惯例。在列宁的相关著作中,这种用法几乎俯拾皆是。例如,1897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The Tasks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s)一文中就在此意义上界定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同。他说:“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socialist)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好似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democratic)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取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而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Two Tactics of SocialDemocracy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一文中,这种表述则更为明确。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the bourgeois character)的革命”,“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绝大的利益。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不能以既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金融巨头和‘开明’地主又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列宁选集》第1卷,第554—555页。)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由于在反抗王权统治、封建领主统治过程中“Democracy”(民主)口号的普遍使用,以及革命之后一系列权利法案、民主选举制度安排的确定,人们将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称为“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民主主义革命或民主革命)也就成为一种常理由于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诞生于反抗封建统治的背景之下,以追求平等、自由等权利为基本诉求,革命之后也陆续颁布了允许自由集会、自由出版等权利法案,并建立民主选举等政治制度,所以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用“民主”来描述17、18世纪的英国、法国革命以及革命以后建立的社会。最著名的莫过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他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已经深刻认识到民主作为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1835年,他在给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信中就提到:“我觉得,他们的最终目标实际上就是让大多数公民有资格进行统治,并使他们有能力进行统治。在忠实于他们的原则的同时,他们并不企图强迫人民以他们认为的最合适的方式变得幸福,但他们希望让人民去鉴别这种方式;当人民能够鉴别时,也就会采纳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个民主派。我认为,把现代社会逐步引向这个境界,是使其摆脱野蛮和奴役的唯一方法。我全部的力量和意志,都将一直为这样的事业服务——这个国家的开明诚实人士就是这类事业的代表。您知道,我并没有夸大此刻正在世界上进行的巨大的民主革命的最终结果;我不是用以色列人期待应许之地的眼光来看待它。但总的来说,我相信它是有益的和必须的,我将坚决与之同行,没有迟疑,没有狂热,而且我希望自己不会动摇。”(〔法〕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63页。)。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这样讲述“民主革命”一词的使用情况,即作为一个常用概念的“bourgeoisie revolution”(资产阶级革命)通常又被称作“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可以被称为“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民主主义革命或民主革命)。换言之,所谓“民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另外一种说法。不过,在西方语境中,“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民主主义革命或民主革命)似乎仅止于一种口头用法,更多的时候还是通过“bourgeoisie revolution”(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正式术语来称呼1640年至1688年的英国革命、1775年至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等这些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并将“bourgeoisie revolution”(资产阶级革命)视为这些革命运动的本质属性或者特征(Perry Anderson.The Notion of Bourgeois Revolution(1976), English Questions, Vecso, 1992, pp.105-118.)。

在中文语境中,随着“Democracy/民主”“Revolution/革命”“ism/主义”等学界关于这些概念在近代中国输入、翻译及使用情况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参见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方维规:《东西洋考“自主之理”——19世纪“议会”、“民主”、“共和”等西方概念之中译、嬗变与使用》,《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谢放:《戊戌前后国人对“民权”、“民主”的认知》,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1期;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陈力卫:《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以“民主”、“共和”为例》,台北《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陈力卫:《“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及其泛化》,《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台北《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等等。)概念或者用法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传入中国,并渐渐流行开来,“民主主义”“民主革命”“民主主义革命”等词汇的组合形式似乎也就呼之欲出了。1908年,上海《申报》在一篇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文章《论立宪制偏重之趋势(续)》中就将“民主”和“主义”组合并成“民主主义”一词而进行使用。文章指出:“偏重于大权者如此,偏重于内阁与议院者如彼。采君主主义之国则有大权政治,采民主主义之国则有议院政治,采君主主义而又参以民主主义之国则有议院内阁政治,此虽近时立宪国之所主张。” (张家镇:《论立宪制偏重之趋势(续)》,《申报》1908年9月22日。)1911年,《申报》在一篇介绍英国及其殖民地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的文章中又使用了“民主主义”一词。文章说:“以新西兰论,广袤与英本国等。地味之丰饶,亦不少让。其人数不过英国三十分之一,或四十分之一。来居此土者,其祖若父,太抵皆敢于冒险、长于企业之人。彼辈受此遗传性,故所至之地,不问其为制度也,为产业也,咸能尽力以发挥其民主主义之精神。”(《卢斯福论白种衰亡之兆(选)》, 《申报》1911年8月5日。)1912年,在上海《申报》上一篇介绍河南革命党人张钟端反清起义的文章《河南独立不成之痛史》中,又有“民主”与“革命”并成一词,组成“民主革命”使用的例子。文章说:“张钟端,字毓厚,别号古民,许州人。当前清光绪三十一年留学日本中央大学,与民党诸领袖浃洽,遂创办一报名曰河南,鼓吹民主革命,嗣以政府运动日政府封禁该报馆。” (《河南独立不成之痛史》,《申报》1912年1月5日。)显然,时人理解的“民主主义”与“民主革命”与当时世界的普遍理解几无区别:“民主主义”,基本上就是指当时西方正在实行的议会、选举等政治制度;而“民主革命”,则指的就是为推翻君主(贵族)的专制统治而进行的革命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民主主义”“民主革命”等术语又开始在社会主义的范畴内被言说,从而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1918年,由留学生创办的刊物《太平洋》在一篇介绍社会主义发展的文章《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中认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又为何物?此不可不先说明者也。盖自产业革命,于企业组织大起变迁以来,资本主义日益发达;贫富之差,判若霄壤;富者之权力增进,贫者之地位日艰。在今文明各国,其所谓民主主义,大都对于有产者之支配,而是认无产者之解放;所谓社会主义,不过其过于极端者而已。”(彭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太平洋(上海)》1918年第1卷第10期。)1919年,《晨报》 《晨报》初名《晨钟报》。1916年 8月15日创刊于北京。1918年12月, 改名《晨报》继续出版。1919年2月7日,宣布将副刊性质的第7版进行改革,使之成为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园地。1921年10月12日第7版正式定名为《晨报副刊》。在一篇译文《大战后之民主主义》中说:“有贫富的阶级,就不能有民主主义。一班劳动的人民一天到夜的困于生活,神昏气怠,所以他们一切的清楚思想、组合能力,都消磨殆尽……所以说到此地,我们还不能不同社会主义表同情。资本主义就是大众的公敌,因为资本主义利用专利的金钱,空闲的时间,高等的智慧,和种种权力,不但去劫掠工人之所得,据为己有,并且用种种的方法,去蔽塞他们的知识,奴隶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没有组织,不能抵拒而后已。”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2辑(下),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印行,1987年,第446—447页。)1920年,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直接将“Democracy”一词翻译成“民主主义”,并对“民主主义运动(革命)”进行了解释:“政治上的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运动,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联治主义和自治主义,也都是民主主义精神的表现,是打破随着君主专制发生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动,一方因为经济上受了外来的压迫,国民的生活极感不安,因而归咎于政治的不良,政治当局的无能,而加谋改造;一方因为欧美各国democracy的思潮随着经济的势力传入东方,政治思想上也起了一种响应。”(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2期。)

中共成立早期,也从苏俄那里袭用了“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术语。例如,在1922年确立民主革命纲领的中共二大上,中共中央就把当时的革命运动称为“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指出:“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1922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声称:“中国民族独立自强的要素……在事实上只有下列二途”,一是“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装再无侵略能力并且最富机械与技术人材之德意志缔结经济同盟。”二是“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9页。)1923年4月,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也认为当时中国需要的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0页。)有学者统计,在这一时期,虽然各种党团宣传品中对这一革命形态的称谓依然不统一,但出现较多的是“反抗封建的民主革命战争”“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第三阶级(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等称谓(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451页。)。

不过,总的来说,虽然这一时期“民主(主义)革命”的术语在革命动员中被频繁使用,但将其称为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基本概念可能还为时尚早。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当时著名的新词词典,如1929年吴念兹主编的《新术语辞典》、高希圣主编的《社会科学大词典》等,虽然都收录了“民主”“革命”等词汇,但其组合形式“民主革命”却尚未得见。其中,《社会科学大词典》有对“民主主义”一词的界定,或可视为时人对“民主(主义)革命”理解的一个总括:

民主主义,即主张民主政治的主义,又名民本主义。英文原名为Democracy,故亦译作德谟克拉西主义。

Democracy之字,出自希腊语之Dems(平民)和(政治)两字,因为古代的希腊人民曾起来反对贵族政治而要求人民政治和平民政治的缘故。当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产阶级为对抗封建势力——贵族、地主、官僚——的专制政治,而提出德谟克拉西的口号——政治的自由之要求——实行阶级斗争,结果获得了完全胜利。

美国关于德谟克拉西一字所下的定义是:“民治,民有,民享。”

至德谟克拉西的实际内容,是代议政治,普通选举,言论结社出版和信仰之自由,与人民裁判制度等。

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即主张利用此德谟克拉西的制度,从事于议会运动,其理由是:“社会是阶级对立的,劳动者要占大多数,是即社会民主党占大多数,无产者的独裁时代之到来,即可以预期的。”但社会主义则认德谟克拉西为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说:“帝国主义时代的德谟克拉西,不过是资本家独裁的假面具而已。” 对于无产阶级,只与以政治的自由(如出版集会的法律自由),但不与以经济的自由(如印刷所与纸张共有,集合场所共有和集会的时间——劳动者一日不劳动,便不能生活,当然没有机会的时间)。劳动者之解放,是要获得政治的与经济的自由的。在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劳动者是不能解放的。故不能不从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以谋适当的解放。(高希圣等编:《社会科学大词典》,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139—140页。)

显然,在“民主主义”的界定中,“Democracy/民主”应该被视为理解这一词汇的关键,而这一时期的“民主”显然指的就是当时西方实行的政治制度。循着这样的思路,“民主(主义)革命”也大致就被理解为人们反抗封建统治、追求自身解放的斗争,是一种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虽然高希圣等人呼应当时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形势,在词条中提到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批评,但显然未对这一术语的其他层次内容以及衍生含义作更多的说明。

二、“国民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概念链接

明确了西方语境中“民主革命”一词的基本含义以及中国人对它的初期使用情况后,一个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与西方国情迥异的中国近代语境是如何影响它的使用的呢?1967年,德国学者赖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著名概念史年刊《概念史文库》(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中一篇指导概念史研究的《指南》里指出:“概念史”是把一个“概念”看作历史现实中“经验”(experience)和“预期”(expectation)、“视阈”(perspectives)和“诠释”(explanations)的聚合。从一开始,概念就存在于一种理论框架或概念图式中。如果不参照其他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单一的概念(参见〔德〕汉斯·恩里克·鲍德克:《概念·意义·话语:重新思考概念史》,〔英〕伊安·汉普歇克—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从这一角度出发,大体来说,西方语境中的“民主革命”应该是通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专制”“资产阶级”等词语加以界定的,其型构的概念图式是一国范围内的阶级革命范畴。而当我们将其引入近代中国情境时,除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之外,我们不可避免地还涉及“半殖民地半封建”“帝国主义”“军阀”等概念。前者是“民主革命”概念的原初意涵,而后者则是“民主革命”进入中国语境之后必然涉及的相关概念。

正如前文所说,单纯就“民主(主义)革命”而言,其含义主要是指一国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继而延伸到后来无产阶级为争取民主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但从前面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的论述,我们则可以发现,中共党人在设置自身革命任务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在“上下”(国内的阶级革命)之外增加了“内外”(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内容,即增加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等民族革命的意涵。显然,这点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必须要涉及的内容。这样,为了理解“民主革命”意涵的这一新的扩展,我们需要涉及另外一个20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的概念——“国民革命”。而就“民主革命”来说,引入对“国民革命”的讨论,是因为政治现实中中共对“国民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口号的交替使用。

众所周知,“国民革命”是最早由孙中山提出的名词(黄振位:《“国民革命”的提出与中共“三大”的召开》,《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就说:“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天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96页。)此后,国民革命成为孙中山毕生的志业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遗嘱中有“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之语。(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639页。)。

而就中共来说,二大结束后,为了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就顺势用“国民革命”的口号取代了二大提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亦称“民主革命”)的口号(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第452页。)。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在《造国论》一文中正式提出进行国民革命的号召。他说:“在中国的产业状况看来,这种大群众绝不是哪一个阶级的群众在短期内能够壮大到单独创造国家的程度。商人说,在商言商不与闻政治,教育家主张不谈政治,至今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这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壮大的表征。在私产制度之下,资产阶级未壮大,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壮大。因此,我们敢说,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则在大会宣言中直接宣称:“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力军事两个旧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5—166页。)

1925年,陈独秀专门撰文对中共为何弃用“民主革命”口号,而选用“国民革命”口号的原因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9页。)而早在1923年5月,蔡和森也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文中对在中国提倡国民革命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各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可说完全是对内的革命,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则有很大不同,不仅要面对国内的封建阶级,还要面对外国帝国主义,由于当时世界呈现国际资产阶级“不仅不帮助此等地方幼稚的资产阶级去打倒封建势力,反而援助封建势力压迫民主革命”之势,所以,“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 (《蔡和森文集》,第187—188页。)如此看来,当时的共产党人对于民主革命的理解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在“国民革命”口号已经被正式采用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共也就顺势通过这一称谓来界定其革命的任务和性质。1926年,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说:“现在还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也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64页。)另外,瞿秋白在《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一文中也频繁使用“国民革命”概念来指代当时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他说:“在国民革命里劳动贫民固然因为资产阶级退出战线而失败,资产阶级亦因革命运动停止而重受帝国主义军阀或皇帝贵族的压迫,胜利的只是反动势力……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已经明显的指示出来:虽然在中国范围内,这一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39页。)

客观而言,这一时期“国民革命”的口号更能贴切地反映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作为不可分割的部分,共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诉求。不过,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国共分裂,作为国民党政治遗产的“国民革命”口号也就被共产党弃用了。并且,在弃用之后,中共又重新拾起之前不能认为反映当时中国革命主题的“民主革命”口号。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之解放),在政权的阶级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之主张,是不对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也认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98页。)

严格地说,革命斗争形势的严峻和瞬息万变,让绝大部分中共早期领导人很少能够像陈独秀那样对“国民革命”“民主革命”等政治口号的细微差别作出辨识。笔者以为,中共在20世纪20年代高倡“国民革命”口号与其说是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深思熟虑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需要而进行的策略性调整。所以,当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放弃属于国民党资产的“国民革命”口号也就顺理成章了。只不过,对于当时尚未来得及细致辨识、而仅仅止于概略式理解的“民主革命”口号而言,对其的重新起用却对这一口号所折射的内容产生了极大影响。以前文提及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为例,除了规定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民主)革命”外,其关于当时中国革命任务的规定更值得关注。《政治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的“基础和中心任务”包括四个方面:(1)“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2)“彻底的贫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3)“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4)“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9页。)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虽然中共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任务中增加了“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和“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项新的内容,但中共对“国民革命”时期相关革命任务的继承也是一目了然的,“驱逐帝国主义者”依然被视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正如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根据《毛泽东选集》对该文的注释说明,《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原为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一文中所说的:“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页。)质言之,大革命失败后,当中共重新使用作为一个统和性质概念的“民主革命”来定义其政治任务时,原来“国民革命”所指的内容也就很自然地被继承下来,并被纳入其中了。于是,“民主革命”概念也就开始超越其原本的国内阶级革命的范畴,而获得很多之前与其并无太多交集的“国民革命”概念的诸多义项。从概念意涵扩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语境让“民主革命”和“国民革命”两个概念实现了链接,并相互获得对方的诸多意涵。

三、“旧”与“新”的限定性修饰

得益于学界诸多前贤细致入微的梳理工作,如今我们对于“新民主主义”一词的提出过程及其政治意蕴都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在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党史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梳理和研究,参见张光宇主编:《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李蓉:《人民民主:毛泽东的理想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桧林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年;等等。)。虽然有学者指出,早在1922年8月,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就有了“新民主主义”这一提法,但由于其思想内容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新民主主义”几无关联,且其“新民主主义”的实际影响也并不是很大, (关于江亢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内容,参见李良玉:《江亢虎早期政治思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1期;方庆秋:《江亢虎的“两新主义”与中国社会党的浮沉》,《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汪佩伟、李炤曾:《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等等。)所以,这里仅讨论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

一般认为,毛泽东首次公开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是在1939年写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该文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篇名改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说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1939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其第1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其第2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页。)但是,其他合作者到底是谁,一直没有准确说法。根据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的说法,毛泽东与张闻天、李维汉合作写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不过,不管第一部分执笔人是谁,此书最后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定稿,是确定无疑的。另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收入《毛泽东选集》之前,还经过多次修改。(王涣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建国:《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2期。)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修改虽然涉及很多细节,但没有改变文章的基本大意。所以本文统一使用的是《毛泽东选集》(1991年)中收录的版本。)一文中。毛泽东写道: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647页。)

尔后,毛泽东又专门撰写《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初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页。)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前,也经过多次修改。(方敏:《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由于修改的细节虽多,但未改变原意,所以本文统一使用的是《毛泽东选集》(1991年)中收录的版本。)一文,进一步论述“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此文中,毛泽东分别拟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章节,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专门论述。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进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由此,“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页。)

撇开毛泽东本人理论创造的热情不谈 毛泽东本人一向志于理论创立。早在1936年,他就创造了“人民民主”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石与核心。(参见李蓉:《人民民主:毛泽东的理想与实践》,第105—106页。),“新民主主义”的提出确实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众所周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国共两党的冲突并没有消失。特别是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围绕国家制度设计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舆论宣传战。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在蒋介石授意下,当时任国家社会党领袖的张君劢首先发难。1938年12月,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并“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要求实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政治方针,并制定“反共”“限共”“溶共”的基本政策(朱宗玉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纪事本末》,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300—301页。)。因为当时很多知识界和社会舆论界人士都对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持有一定的怀疑,所以共产党最初主要是借用三民主义的理论武器去对抗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宋进:《挈其瑰宝——抗战时期中共与三民主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1—115页。)。例如,1939年7月,张闻天发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通过区分真、假“三民主义”,并将蒋介石宣扬的“三民主义”视为假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290—300页。)。再如,1939年9月,王稼祥发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比较,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通过强调“马列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是“一致的”“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拥护与实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三民主义,也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来论证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35—636页。)。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亟需一种新的且较能为国统区广大知识界和舆论界人士接受的意识形态话语。于是,新民主主义应运而生(关于本文所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提出的时代背景,从1939年毛泽东给中共元老吴玉章的信也可窥一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写道:“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这里的“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就是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0页。)。

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就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实践”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两项重要内容。他说: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 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刘少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这样,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民主主义成为中共党人分析中国革命发展进程、阐述政治观点和展开政治宣传时使用的关键概念。在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新民主主义被确立为政府组织形式。他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6页。)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政治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新民主主义又被确立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共同纲领》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页。)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伸缩性可见一斑。

从修辞学的意义上说,所谓“新”,除了有“初次出现的或刚经验到的”“没有用过的”等含义外,还有“性质上更好的,更进步的”等含义(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古今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98页。)。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也表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毛泽东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在“民主革命”一词的概念化过程中,“旧”与“新”的重新界分不仅让其内涵有了一个明确的区分工具,更让其适应了近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从而让其转变为一个具有特定本土意涵的政治概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典型近代中国革命语境特色的“新民主主义”一词也就获得更多的传播,并且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使用。新民主主义也就在不断的政治动员中完成了其概念上的民主化过程,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 科塞雷克认为在欧洲社会急剧变迁的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德国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发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1)时代化(Verzeitlichung),即一些新的意涵被纳入到政治和社会的概念中来,比如说传统上用以表达一种静态场景的“概念”现在越来越被用来表达一种动态过程,例如进步、发展、解放等概念。(2)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即概念使用的社会范围日益扩大,传统为精英阶层所使用的概念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日益被大众阶层接受和使用。(3)意识形态化(Ideologiesierbarkeit),指一些概念日益成为一种哲学性和社会性概念体系的一部分,比如“ism”化概念体系的形成。(4)政治化(Politisierung),指概念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宣传和动员等政治过程的现象。在科塞雷克看来,此四点是现代政治—社会概念的基本特征。(参见Melvin Richter, Michaela Richter.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Reinhart Koselleck’s “Krise”, in Ger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ls, Vol.67, No.2 (Apr., 2006), pp.343-356.)。此后,在中国大陆范围内,中文编纂的词典基本上都是在“新”与“旧”的框架下界定“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概念。

例如,1979年,《辞海》修订版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词的界定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简称“民主革命”。有资产阶级领导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两种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它以反对封建制度为主要内容。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条件。历史上第一次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从此,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主革命,都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制度为主要内容,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受到国际资本势力的破坏和镇压,但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改革,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不是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并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不属于旧的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民主革命的范畴。在中国,1949年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如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79年版)》(中),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3291页。)

与之类似,1986年,靳德行、陈万安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辞典》也界定称:

民主革命亦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常指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制度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革命,它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中国,指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运动后,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称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不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它不是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其前途是社会主义。(靳德行、陈万安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38页。)

一般来说,在语言学中,概念和词语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概念是思维形式,是观念的综合和抽象;而词语是语言形式,是表达概念的符号、工具(参见赵颖主编:《逻辑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20页。)。这样,通过“旧”和“新”的限定性修饰,“民主革命”的内涵就被重新界定和划分为两个迥然有别的概念范畴,即“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而曾经仅止于口号或者仅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缩略形式的“民主革命”开始形成完备的概念内涵 郭若平认为,经过“新”与“旧”重新修饰过的“民主革命”概念,可以与周边的惯性用法或者词汇,如“政治”“经济”“文化”“性质”“国家”等分别结合,从而构成一个具有无比丰富意向的概念系统,指示着中共的革命观念取向和意识形态意图。(参见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四、结语

民主革命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使用及变迁过程,典型体现出政治实践对于概念术语的塑造作用。在最初的使用意义上,所谓民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简称,是一个典型的属于阶级革命的概念范畴。不过,由于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兼顾了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双重使命,这特定语境也不可避免地对民主革命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在中共交错使用“民主革命”和“国民革命”口号的过程中,“民主革命”术语开始超越其原本的国内阶级革命的范畴,而获得很多之前与其并无太多交集的“国民革命”概念中民族革命的相关义项。此后,随着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民主革命这一概念又通过“旧”与“新”这一对限定性修饰被重新界分,并因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一种概括性称谓而被广泛传播、接受,最终成为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以及无比丰富意向的基本概念。

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曾言:“要理解一个概念,不仅有必要把握用于表达该概念的词语的意思,还要把握借助这个概念能够做到的事情的范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其在辩论中用法的历史。” (〔英〕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等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民主革命这一概念的含义变迁情况就反映出概念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获得意涵的这一概念化过程。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对范畴的原始界定,到与“国民革命”的概念链接,再到“旧”与“新”这对范畴的限定性修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情境让民主革命这一概念的使用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本文作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武汉430072)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