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钰:从红军战士到优秀外交家

阎荣安
2016年09月29日10:1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著名外交官丁国钰,1916年7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29年投身革命后参加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成为我军高级将领。抗美援朝中担任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后又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4个国家的大使。他是一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由红军战士成长起来的优秀外交家。

立夏烽火起 儿童闹革命

1929年5月6日是农历立夏节。这一天,在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西部原属河南商城县南乡的吴家店、斑竹园、南溪等地,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领导的震撼全国的立夏节革命武装起义(又称商南起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5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在斑竹园成立。随后,开始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南溪是红三十二师师部和商城县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丁国钰的父亲、哥哥都参加了革命,在乡村苏维埃政府工作。年仅13岁的丁国钰也参加了乡儿童团,积极参加站岗放哨、文艺宣传、检查人口等革命工作。

丁国钰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但由于其爷爷和叔伯爷爷、伯父都是塾师,从小受到熏陶,识字不少,口才很好,在儿童团中显得与众不同,是个活跃分子。

这年,在丁家埠二区苏维埃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丁国钰作为儿童团的代表上台发言。

这时的丁国钰个子不高,有些清瘦,眉清目秀,落落大方。他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干革命好比是在建房子,你们县区乡苏维埃、赤卫队好比是打房基的大石头,我们儿童团好比是小石头。大家都晓得房基只有大石头是不稳固的,大石头之间的缝隙要靠小石头填实才牢固。我们儿童团的作用也很大,是不能缺少的。我们要积极努力地工作,共同为扩大苏区建设苏区奋斗。”

丁国钰声音洪亮,比喻生动,语言流畅,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夸赞,也引起了县区领导的关注。不久,他就被调到区儿童团担任大队长。

由于丁国钰工作积极主动,表现突出,1930年夏,组织上决定将他调到邻近的金家寨担任安徽省六安六区儿童团宣传部部长兼体育部部长。

金家寨是皖西的重镇,也称金寨镇,有千余年的历史,自然形成水陆交通枢纽,是皖西通往湖北、河南的门户,向有“三省通衢”之称。这时的金家寨刚刚召开过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森林办法》等多项规定,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有序进行,成为皖西苏区建设的典范。以金家寨为中心的六区实际上也是个特区,是按县级体制设置单位,儿童团设有团部。

丁国钰从商南的乡下上调到团部机关,确实是属于组织上对他提拔重用,重点培养。

战火多艰险 难忘战友情

丁国钰在六区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1931年初,被调到皖西北特委保卫局侦察科工作。中共皖西北道委从金家寨迁驻皖西重镇麻埠不久,丁国钰又调任少共皖西北道委机关任总支部书记、巡视员。

1932年6月,国民党调集30多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9月上旬,在敌人向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步步进逼的严峻形势下,丁国钰随中共皖西北道委和道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撤出麻埠,向西南转移。

根据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的指示,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宝才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红二十七师副师长徐海东率领部分武装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转移。完成任务后,10月1日,机关和部队在英山县金家铺会合。

在这里,郭述申按照中央分局来信指示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决定将汇集在金家铺地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统一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郭述申,副军长吴宝才。全军下辖第七十九、第八十一2个师。第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王建南。丁国钰调任第七十九师师共青团团委委员。

这是丁国钰正式参加主力红军队伍,也是他在徐海东领导下工作的开始。此后,随着部队改编,他先后担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部文书,跟随徐海东、吴焕先等首长英勇转战,在战火中成长,于1933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敌人反复进行的残酷“清剿”中,红军战士们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丁国钰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一次战斗中,敌我双方杀红了眼,展开了白刃战。在与敌人拼杀中,丁国钰消灭了好几个敌人。搏斗中,丁国钰的后脑勺被敌军用枪托击中,他顿感天旋地转,晕倒在地。敌人迅速又用刺刀向他捅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一声枪响,敌人摇晃着倒下了。原来是后面的战友冲上来,一枪结果了这个敌人,丁国钰得以拣了一条命。

还有一次战斗,丁国钰和战友们冲到一个镇子里,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混战,丁国钰和一个敌人扭打在一起。丁国钰个子小,几个回合后,他体力不支,被敌人摁倒在地。敌人猛掐丁国钰的脖子,丁国钰拼死挣扎反抗。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个战友赶来打死了敌人,救起了他,丁国钰又一次死里逃生。

1933年9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丁国钰随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在双河山与敌人展开激战。红军奋勇杀敌,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敌人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弹片横飞,丁国钰左手的小手指被弹片削掉了,鲜血淋漓,留下了终身残疾。

丁国钰常对来访者讲述战友救他的情景,说自己是个幸存者,充满着对战友的感激之情。他对自己的老首长徐海东更是难以忘怀,因为徐海东不仅对自己很关心,而且还救过他的命。

那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次转移中,丁国钰生病后,身体很虚弱,在翻越一座大山时走不动。正在这时,徐海东走了过来,询问情况后,他让丁国钰拉着他的青骡子尾巴,翻越了山冈。当时如果掉了队,后果不堪设想。

1934年4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新的红二十五军。时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的丁国钰正生病住院。不久病愈出院后,刚回部队就遭遇“肃反”,他被打成“AB团”成员,缴了枪,关押起来,其根据竟然是丁国钰有点文化。

丁国钰被关押后,心中既紧张又害怕。但他相信自己和党组织,因为自己确实不是“AB团”分子,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组织的事,相信组织上总会查清楚的。这时红二十五军要出发长征,丁国钰坚决要求和红军走。

长征时,“肃反”对象是手连着手被捆起来行军的。遇到战斗,解开绳子被监督着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后还要抬伤员,运物资,特别艰苦。有个营长因忍受不了,悄悄解开了绳扣,在过河时跳河自杀。而丁国钰信念是坚定的,毫不动摇,忍耐坚持。

不久,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看到了行军中被捆着手的丁国钰。他了解情况后,当即对有关人员说:“丁国钰我是了解的,在南溪葛藤山时我到过他的家,是很穷的,家里人都参加了革命,好几个被国民党杀害了。丁国钰参加红军到现在的表现,我都很清楚,他不可能是‘AB团’。”随后,丁国钰被释放了,到军部交通队当文书。

丁国钰后来常常感叹说:“要不是徐海东军长救了我,如果不死在长征路上,也要到陕北后才能摘掉‘AB团’的帽子。”

长征智克难 处事细而实

1934年11月16日,丁国钰随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长征途中,丁国钰不怕牺牲,英勇作战,还想方设法,克服千难万险,确保行军不掉队。

长征就是长途跋涉,草鞋非常重要。没有草鞋穿,脚磨破了,跟不上队伍,就只能留在异地,生死难料,凶多吉少。可丁国钰偏偏不会打草鞋,怎么办?他灵机一动,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解决了这个问题。

丁国钰很会做干粮,他将饭放上盐炒干磨成粉,装进袋子带在身上,宿营时抓一把,开水一冲,就能当饭吃,香甜可口,大家都爱吃丁国钰做的干粮。于是,他就和会打草鞋的同志合作,他帮会打草鞋的战友做干粮,战友帮他打草鞋,这样相得益彰,都解决了难题。

长征中生活没有规律,连续行军最怕拉肚子,一拉肚子就容易掉队,有的红军战士就是因此掉队,最终找不到队伍了。丁国钰在途中也拉了几次肚子。怎样保证不掉队呢?他反复思索,终于想出了办法。晚上宿营时,他就打听明天哪个团哪个营哪个连走在最前面,打听清楚了,就搬到那个连去休息,说明原因,请他们出发时喊上他。这样,就算路上拉肚子耽误了时间,仍可跟着后续部队走。等部队休息时,他又赶到先头部队行军。这个“病鸟先飞”的方法,使丁国钰没有因拉肚子掉队。

长征途中常常缺乏粮食,没有饭吃。在这种情况下,丁国钰自想办法,边行军边注意寻找能食用的野菜、野果充饥。

有一次行军,干粮已经不多。边走边搜寻的丁国钰发现一棵野生的枯黄的南瓜叶下有一个小南瓜,于是他将它摘下来,揣在兜里。后来,全军断粮,几天没有饭吃,饥不可支,有的同志饿昏倒地。丁国钰饿急了,就掰一块南瓜放到嘴里细细地嚼嚼,再慢慢地咽下去。就这样,他靠一个小南瓜,坚持了三四天。从此,丁国钰对南瓜怀有特殊的感情,称之为“救命瓜”,直至晚年还经常吃。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开始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丁国钰服从安排,积极参加横扫民团、宣传“五抗”、发动群众、镇压豪绅恶霸、摧毁保甲组织、建立苏维埃基层政权等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在粉碎敌人两次“围剿”的战斗中,他英勇作战,受到表扬。

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主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到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消息。7月15日晚,时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长安沣峪口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通观全局地分析斗争形势。根据会议决定,16日,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从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准备与陕甘红军会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后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留下的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于9月9日合并为陕南特委(又称鄂豫陕特委),并将各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为红军第七十四师,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丁国钰开始在红七十四师五连任政治指导员,因在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争和反敌人三次围攻的斗争中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1937年1月,红七十四师与由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组建的红十五军团在商县张村会合,并归红十五军团指挥。随后,红七十四师在长安县大峪口驻防整训。在此期间,丁国钰到第五团处理了一个问题,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当时,第五团的团部驻在大峪口的一户地主家,与房东相处得很融洽。团长孙光是个驼背,很爱面子,有些忌讳别人叫他“驼子”,可房东的年轻俊俏儿媳妇爱开玩笑,居然喊他“孙驼子”。

过了几天,孙光买了块布料,请房东儿媳妇做件上衣。房东儿媳妇开玩笑说:“我这针线活恐怕做不了。你看你身上穿的衣裳,前面衣襟耷拉老长,后面又吊在腰眼以上,就是到镇上的裁缝铺,怕也没哪家肯做这活!你这背锅衣裳,活活气死裁缝咧!”

这几句话伤了孙光的自尊心,他面红耳赤,感到无地自容,怒气冲冲地扭头就走。一气之下,还下令将团部搬走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知情的好事者将团部搬家当作一起风流案件添油加醋地传播开来,甚至说是孙光调戏房东儿媳妇,被撵了出来。

师政治部得知后,当即委派丁国钰到五团进行调查。丁国钰认真细致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如实地向组织进行了汇报,并进行了澄清,还积极向孙光做工作,让他不要伤了与当地老乡的和气。

与此同时,师供给部从长安县城请来两名裁缝,决定给团以上主官每人做一套制式军服。孙光心里有疙瘩,师部几次派人请他量尺寸,他就是不去。没想到,数日后,师供给部却给他送来了一套崭新的灰布军服。他穿上一试,长短肥瘦都合适,前襟后腰一般长短,就连那驼背处也处理得十分得体恰当。孙光不由得称奇叫绝,心中十分高兴。

原来,这是丁国钰出的点子。他见孙光不肯量尺寸,了解他心病所在,于是就找一个和孙光身材差不多的人做替身,并在背上扣个脸盆,让裁缝照准量好尺寸,精心做成。孙光得知后,感动不已。

不久,第五团政委调走,丁国钰调来当政委。孙光高兴地说:“丁国钰,咱俩可以尿到一个壶里。今后的工作,都会是机关枪打鸭子,呱呱叫!”

抗战在延安 两次见主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丁国钰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8月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政治处副主任,后任一旅二团政治处主任。

在延安,丁国钰两次到杨家岭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个经历让他终身难忘。

一次是1938年。当时国共合作,在鄜县(现富县),中共领导的鄜县抗日救国会(实为县委、县政府)与国民党领导的县国民政府同驻鄜县城内。丁国钰所在的警备四团驻扎在鄜县交道镇,而国民党马步芳的部队也驻扎在此,双方划地为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丁国钰注意做好统战工作,避免与对方产生摩擦。马步芳的队伍多为西北人,喜欢吃羊肉。为搞好关系,丁国钰特意让部队打了一些黄羊给他们送去。一来二去,双方关系良好,和睦相处。毛泽东对鄜县这个离延安很近、又极为敏感、容易产生矛盾的统战区高度关注,故特地召见警备四团的领导成员,当面听取汇报。

第二次是丁国钰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参谋处处长曹里怀、警备第一团团长贺晋年一起向毛泽东汇报部队调防的事情。

在汇报时,贺晋年抱怨:“最近不对劲啊,现在老百姓有房子住,有粮食有肉吃,可我们就只能吃黑豆,因为征粮困难,现在老百姓都欺负我们了,我看这个事不好。”

没想到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说:“这其实是个好事。自古以来,都是当兵的欺负老百姓,没听说过老百姓敢欺负当兵的。如果你们说现在被老百姓欺负了,这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老百姓不怕当兵的,说明部队有严明的纪律,让老百姓放心。你们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茅塞顿开,没有怨气了,无不感慨地说:“还是主席站得高,看得透彻。”

毛泽东又说:“如果让部队的战士没地方住、吃不好也不行,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让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和萧劲光一起发了一个文件,提出要拥政爱民,拥军优属。

丁国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感受很深,很受教育。他常感叹:“毛主席看问题准确,分析问题精辟,高瞻远瞩,非常人能及,比不了。”

实际上,毛泽东对相貌堂堂的丁国钰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几年后,丁国钰担任了新中国的驻外大使,一次在外交部参加使节会议后,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和陈毅的接见。丁国钰是倒数第三个进去的,毛泽东见到他就问:“丁国钰,你现在在哪里呀?”丁国钰和毛泽东握手后,赶紧简单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毛泽东笑着连连点头。

散会后,其他大使将丁国钰围住了,纷纷问:“你怎么和主席这么熟,主席一见到就能叫出你的名字啊?”

其实,丁国钰也不大清楚,因为直接见毛泽东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毛泽东日理万机,能记得吗?

后来,丁国钰有一个机会见到了毛泽东的卫士长叶子龙,他趁机询问道:“是不是主席在接见我们前,你们把被接见人员的资料都提供给主席看了?”

叶子龙说:“不是这样的。主席有一个特点,和他见面握过手的人很多,但他不一定都记得。但只要是干部向他汇报工作,特别是两次以上的,他必定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丁国钰听后钦佩之感油然而生,他说:“伟人就是伟人,这是伟人的特点。”

解放征战激援朝谈判官

1945年,丁国钰赴东北地区工作,历任辽宁军区杨靖宇支队政治部主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立二师政委。1948年3月起先后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十四师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二五师政委、第一二四师政委,参加了四保临江、辽沈、平津等战役,为夺取胜利建立了功勋。

东北四保临江战役从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历时3个半月,民主联军南满、北满部队密切配合,东满、西满部队主动出击,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保卫了南满根据地,迫使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由攻势转为守势。

在这次战役中,丁国钰又经历了一次虎口脱险。

当时我军三纵的部队占领了一座县城,上级命令五纵十四师去换防接管。丁国钰自告奋勇带着参谋长和一个骑兵排前去打前站。在路上,丁国钰发现有树桠做的路障和麻袋堆的掩体,不像是我军做的,感到有些不对劲,但没有深想。

天快黑时,他们接近了县城,忽然听到前面有人说:“长官,到这里要下马了。”丁国钰一听称“长官”,就知这是敌人。过岗哨要下马这是军队的规定,由于黄昏看不清,加上在东北我军的穿戴和敌人差不多,肯定是敌人的岗哨错将他们当成自己人了。

丁国钰心中一惊,差点进入敌人窝了。他反应很快,脑子来了个急转弯,随声答道:“我们没有事,只随便看看。”说罢,带着骑兵排调转马头往回策马而去。

不一会儿,敌人的岗哨反应过来了,开枪射击,可丁国钰他们已经走远了。

原来三纵撤走后,这个县城又被敌人占领了。当时通讯条件差,没有来得及通报。丁国钰他们差点自投罗网。

辽沈、平津战役结束后,丁国钰率部在进军大西南途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随后,他率部解放了重庆、万县,并担任万县首任军管会主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的丁国钰率部第一批入朝参战。

在朝鲜战场上,丁国钰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他曾四过汉江,亲率三三四团在前线与美军、英军和土耳其部队激战多次。

让丁国钰没有想到的是,1952年10月,志愿军总部将他调到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工作。原来,外交部到朝鲜前线负责谈判的李克农认为丁国钰适合做外交工作,便让他去谈判代表团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战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和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国钰负责。1953年4月26日,丁国钰正式接替边章五,成为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还担任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志愿军首席委员,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委员、工委书记。从此,他与美军拼杀的战场改在了谈判桌上。

据丁国钰回忆,当时谈判国内由周恩来亲自负责,李克农、乔冠华直接联系,每天都要和国内通电报,汇报工作,请示指示。

谈判先谈停战问题,后谈战俘问题。谈判时,交战双方各派4名代表,中方、朝方各派两名代表,美方、南朝鲜方面各2名代表。美方的代表是将军军衔,为了对等,中方也必须派将军军衔的代表。由于此时中方军队尚未授衔,故就将丁国钰称为将军,因为此时丁国钰已经是军级干部,具备授将军军衔的条件。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就常有丁国钰将军在开城板门店与美军谈判的报道。

丁国钰回忆这段往事时笑了:“不但将军的名号是临时定的,连谈判穿的衣服都是临时做的。”

由于双方在战场上都杀红了眼,敌意很浓,因此军事外交谈判并没有友好的气氛。双方代表进帐篷谈判时,互相不理睬,不微笑,没有握手、寒暄的外交礼节,谈判时也是互相敌视、互不相让。中途休息,各回各的帐篷,连上厕所也是各去各的。

丁国钰回忆说,与美国人谈判很特别,不仅要斗智斗勇,还要在意志、毅力、耐心等多个方面进行较量。

对方耍的花样很多。有时开会即休会,宣布谈判开始,接着立即宣布休会,最短的时间只有25秒。有时僵持,谁也不先说话,最长的一次僵持了130多分钟。双方沉默,如坐针毡,最后还是美国人耐不住了,先开口发言。

丁国钰回忆,在战俘问题的谈判中,有一次,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先问朝中方对其提出的坚持“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有何想法。朝中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不予接受。于是,美方就宣布“无限期休会”,而且不等朝中方作出反应就往外走。朝中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齐以中国京剧中那种荡气回肠的哈哈大笑表示对美方的蔑视。据说,为了这个京剧韵味表示蔑视的大笑,朝中方的代表还专门练过。

在谈判中,丁国钰按照国内的指示,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使美方和南朝鲜方面的代表感到难以对付,给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判场外,威武潇洒、能言善辩的丁国钰又成为众多记者追逐采访的对象。

经过历时747天艰难曲折的谈判,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7月28日上午9点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李克农、乔冠华、丁国钰的随同下,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丁国钰在现场迎接了第一批我国的被俘将士。

就在丁国钰在板门店紧张工作之时,1954年7月下旬,周恩来打电话给代表团,派专机接丁国钰回北京汇报工作。

丁国钰听说是周恩来亲自召见,并派专机接,不知是什么情况,担心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不禁有些紧张。

原来在1954年7月21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后,访问了波兰。波兰总统对他说:“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这样谈下去,就不怕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波兰是朝鲜停战谈判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对板门店停战谈判的情况十分清楚。

波兰政府的这个信息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结束访问后,他立即打电话让丁国钰回国,他想见见这个坚持原则不妥协的谈判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大量外交官,身兼外交部长之职的周恩来,正在物色外交人才。

忐忑不安的丁国钰回到北京后,首先去见李克农、乔冠华,顺便打听一下情况。他们说,你放心,没事,你工作的事总理都清楚。但丁国钰还是放心不下。

第二天,丁国钰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周恩来,这是他第一次专门见周恩来。周恩来很客气,只是拉家常式地询问他的出身、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哪年入党,是怎样长征到达陕北。整个谈话就是了解情况,没有一句批评,也没谈工作。丁国钰回到朝鲜后不久,周恩来又一次召见丁国钰,听取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撤离有关事项的意见。随后,丁国钰奉调归国,途经平壤时,丁国钰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亲自授予了一级勋章。

出使四国家优秀外交家

丁国钰回国后,总政治部原安排他到一个军任政治委员。没料到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徐立清找他谈话,说他可能要调动工作,脱军装。丁国钰说,我从小就穿军装打仗,不愿意离开部队。

接着,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又找他谈话,丁国钰还是不愿离开部队。萧华一看说不通,只得摊牌,说:“这次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你这是总理点的名,要你去外交部工作。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和不少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急需外交官。”

丁国钰一听傻了眼,知道没有办法了,总理的话谁敢不听。于是表示:“既然总理点的名,我服从。”从此,丁国钰开始了外交官的生涯。

1955年1月,丁国钰出任中国驻阿富汗首任大使。

1960年1月,丁国钰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在丁国钰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初期,当时的巴基斯坦政府亲英亲美,反苏反华,中巴关系比较冷淡。

据丁国钰回忆,1961年,时任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出访美英两国回国后,直接让秘书打电话给丁国钰,要求会见。丁国钰对这种不经过外交工作流程的做法感到很意外。

会见时,阿尤布·汗说:“你们在和缅甸谈边界问题,也希望中国与巴基斯坦谈边界问题。”

丁国钰敏锐地感觉到巴方的态度和原来不一样了。一个和中国关系并不好的国家,现在突然提出谈两国边界问题,这是丁国钰、外交部乃至中央都没有想到的。

丁国钰立即向国内报告情况,可国内有关人员根本不相信巴方会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认为这可能是美国的阴谋。这样,这件事就放下了。

但丁国钰仍在观察。他发现巴方为了促成谈判,采取了一系列友好行动。首先在报纸上停止转载西方攻击中国的文章,并出现了想改善关系的言论。在联合国大会上也一改跟随英美的态度,在表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投票中,1961年投了弃权票,1962年就投了支持票。

对此,丁国钰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后认为,由于英美实行印(度)巴(基斯坦)分治的策略,重印轻巴,巴基斯坦领导人从英美对其轻视的言行中感到英美靠不住,感到要保持本地区稳定的局势,必须和中国改善关系。正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了巴基斯坦政府高层有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和想法。

于是,丁国钰又再次向国内报告,建议与巴方谈判。可国内有关方面仍然认为不可能。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时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的陈毅说:“第一线的干部一直在坚持这个意见,你们可以先研究一下嘛。”

陈毅随后召集一些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会上,有人对丁国钰说:“你作为驻外大使,应该听外交部的指挥,你怎么自己发表意见啊?”

丁国钰回答:“作为驻外大使,我了解当地国家的情况。首先我要把外交部给我的工作、中央给我的工作干好。同时,我发现了情况有责任向国内汇报,这不代表我不服从国内的安排和命令。”

会议研究后,仍然疑虑很大,阻力不小,但丁国钰仍然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还是周恩来发了话:“既然驻在国大使坚持了一年,肯定有他的想法和理由。看来可以试一试,谈一谈。我们可以先给巴方设定一个先决条件,看他是真心的呢,还是美国人的阴谋。如果是真心的,我们就是设置条件,他们可能也会和我们谈。在边界问题上,我们可向巴方说先和你签订一个临时协定,等你们和印度解决了边界问题,我们再跟你们签订一个最终协定。”

丁国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向巴方提出谈判的条件后,巴方很快就答应了。国内有关部门终于相信巴方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切实的,于是积极行动,双方谈判进展顺利,先后签订了《中巴友好条约》和中巴文化、贸易等条约。在后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中,中国坚定地站在巴基斯坦一边,支持巴方,使巴方感到中国确实是可信赖的朋友,两国关系日益牢固。

丁国钰还遵照周恩来一定要尊重当地国的要求,注重同巴方上层处理好关系,与巴方上层人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巴基斯坦首都原在卡拉奇,后迁都伊斯兰堡,大使馆当时还没有迁。巴总统要召见丁国钰时,都是派专机到卡拉奇接他,有时甚至是空军司令亲自驾机接送。丁国钰成了巴基斯坦最受欢迎、享受特殊高贵礼遇的大使。

随着中巴关系的不断改善,开辟了中巴航线,这使我国在当时苏联、印度、美国等多国实行封锁的情况下,有了一条通往欧洲的便利通道。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出访常在卡拉奇停留,这无形中更促进了中巴两国上层的交流,推动了两国经济、文化、贸易的发展,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也正是有了中巴良好关系和中巴航线这个基础,丁国钰才能够完成顺利护送李宗仁回国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旅居美国十多年,经周恩来通过住在香港的程思远(原李宗仁秘书)长期耐心地做工作,下决心回到祖国怀抱。而对此,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无疑要不惜一切代价极力阻止。

1965年7月,根据事先的安排,在欧洲旅游的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将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于7月12日由苏黎世起飞,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到香港转道回国。

对此,周恩来高度重视。由于考虑到美国情报部门和国民党特务机构可能会从中阻挠破坏,早在7月初,他就指示丁国钰,负责在卡拉奇机场将李宗仁一行3人接回大使馆,并在适当时机亲自安排护送他们直接回国。

收到周恩来的指示,为确保安全,丁国钰经过缜密思考,决定直接从飞机跑道旁将李宗仁一行接回大使馆,不经过海关和机场休息厅。但按照国际惯例,除非外国元首级人物访问才能以这样的方式通行。于是,丁国钰找到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总经理,称自己的一个朋友因身体不适,需用车到飞机边直接接到大使馆,请他帮忙。这个总经理就是曾开飞机接送过丁国钰的原空军司令,与丁国钰私交甚厚。他沉思片刻后一口答应,并特意做了安排,允许丁国钰的轿车由内部专用通道进出。

7月13日凌晨2时,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降落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已进入机场等候的丁国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每一个人。虽然原先不认识李宗仁等人,但他根据事先了解的相貌特征,一眼就认出了出现在机舱舷梯口的程思远。

丁国钰急忙走上前询问:“你们是李先生一行吧?我是中国大使丁国钰,特地来接你们回使馆的。”

李宗仁等人见到丁国钰十分激动。丁国钰急忙请他们坐进了自己那辆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轿车,另两辆车也紧随其后,通过机场内部专用车道驶离机场,安全顺利地回到了大使馆。

随后,丁国钰将李宗仁一行安排住在大使官邸第二层自己房间的对面,立即组织使馆人员值班,日夜在使馆内巡逻防范,并对使馆全体人员进行了安全保密教育。

李宗仁一行没有按时到达香港,很快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注意,猜测他们可能在卡拉奇下了飞机,第二天就派出人员到卡拉奇的酒店旅馆搜寻,到中国使馆外窥探。

丁国钰发现了这些情况,同时也收到国内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准备在卡拉奇进行破坏活动,如果不成功就将在缅甸上空袭击我们的飞机。因为在金三角地区仍残留着国民党的一小股部队。

为了确保安全护送李宗仁一行回国,丁国钰做了精心安排。他特意组织娱乐活动,放映反映新中国发展变化的电影,缓和李宗仁等人的紧张情绪,还专门找了会做南方菜的厨师为其做可口的饭菜。一有时间,丁国钰就和他们聊天。与此同时,他与国内加强联系,随时掌握国民党方面的行动情况。为了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配合,丁国钰将实情告知巴基斯坦政府,要求严格保密,巴方得知后非常支持。按照丁国钰的要求,时任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的布托和卡拉奇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亲自安排,专门调了一架新的波音707客机,并将机组人员配备权完全交给了中方,这实际上成了一架护送李宗仁一行回国的专机。

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丁国钰安排专人看守,将飞机停放在机库里三天三夜,以避免被敌特分子安装定时炸弹的危险。

7月17日早上,丁国钰陪李宗仁吃完早餐后,告诉他们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依照周恩来的指示今天可以回国。

晚上,丁国钰安排先开出去两辆汽车,这两辆车都拉着很厚的窗帘,从外面看不到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成功引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

接着,丁国钰陪着李宗仁一行乘车快速驶向机场,于18日零时30分到达卡拉奇机场那架专机的舷梯旁。丁国钰陪李宗仁一行立即登上飞机,瞬时便驶离跑道升上了天空。这时,李宗仁夫妇等人显得非常兴奋和激动,丁国钰心里也轻松了许多。

临行前,丁国钰没有告诉夫人常乃志在缅甸上空还有遭国民党武装人员袭击的危险,这既是保密,也是怕她担心。当飞机飞临缅甸境内时,丁国钰心中不由得有些紧张和不安。由于保密工作严密,国民党和美国方面没有察觉,飞机安全飞离。

飞机进入中国云南境内后,丁国钰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李宗仁夫妇,已经到了祖国的领空。李宗仁一行紧张的情绪一扫而空,兴奋得跳了起来。他们从窗口看到了滇池,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7月18日上午8时,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一行人受到时任中共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等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在广州用完早餐后,丁国钰又陪着李宗仁一行飞向上海。上午11时,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受到周恩来、陈毅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及市长曹荻秋等人的欢迎。

第二天中午,周恩来在东湖宾馆设宴招待李宗仁一行,李宗仁夫妇感慨万千,潸然泪下。

7月21日上午11时,丁国钰陪同李宗仁一行乘飞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率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及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同在机场迎接,李宗仁深受感动,举起帽子频频向人群挥动。此时,丁国钰为完成任务而感到欣慰不已。

7月2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并设宴款待了李宗仁一行,相谈甚欢,持续4个多小时,丁国钰一直全程陪同。

李宗仁夫妇安全顺利回到祖国,不仅在国民党内部以及国民党的老军人中震动很大,在国际上也产生很大的反响,这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伟大胜利。其中,丁国钰功不可没。

对此,丁国钰后来说:“这主要是周总理考虑得周密,安排得好。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之前做了一些工作,创造了一些条件,我为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为党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高兴。这也是我外交生涯中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中国驻外大使的任期一般为4年,在丁国钰巴基斯坦任期满了之后,国内曾安排他回国,拟担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但巴基斯坦的外长、总统一再挽留,并发电报给中国外交部要求丁国钰留任。周恩来认为,丁国钰能把中巴两国关系搞得这么好,十分难得,于是同意满足巴方的要求。这样,丁国钰在巴基斯坦担任大使将近7年。

后来,在一次外交使节会上,周恩来还表扬了丁国钰。他说:“丁国钰是中国驻外大使中最好的大使。因为一般的大使可能是驻在国有什么事告诉国内,国内有什么情况转达驻在国,没有自己的观点。而丁大使有自己的看法,并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还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和国内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在有关部门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了近一年,最终把中巴关系理顺并发展起来。哪能找到这么好的大使!”

周恩来如此专门点名表扬,令丁国钰深受鼓舞。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充分肯定,也是后来周恩来赋予丁国钰更多任务的基础。

1966年下半年,丁国钰回国,于10月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第三书记、政协主席等职务。1980年5月,年过花甲的丁国钰又回到外交战线,担任中国驻挪威大使,1982年11月任中国驻埃及大使。

1994年10月,丁国钰光荣离休,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待遇。

2015年5月11日凌晨1时27分,丁国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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