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宣言》之谜

裘伟廷
2016年12月19日09:35       来源:党史博采

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初译版发行,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但鲜为人知的是,也是在1920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草创时期,曾制定过一份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并留下了许多谜……

《中国共产党宣言》存在过吗?

对于《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否存在过,在参加过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中,有多人曾有所忆及,当然有些人将它认为是起草党纲一事。如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说,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说,党在上海由陈独秀、李汉俊等五人发起,“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包惠僧在《创党的开始及武汉临时支部》中说,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回武汉,“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由于事隔久远,他们对纲领内容的回忆不尽一致,但有过一个党纲草案,这个纲领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草拟,这在他们的回忆中是一致的。

由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发现《中国共产党宣言》确切资料,因此许多历史学家、特别是党史专家,对是否存在《中国共产党宣言》曾心存疑虑,甚至有人怀疑该文件是后来伪造的。但到中共中央办公厅1958年6月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上出现《中国共产党宣言》全文时,那么它的存在性就毋庸置疑了。这份大约2200字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实际上就是上述多人回忆中提及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稿。

这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并没有在任何报刊和任何场合公开发表,只是供早期共产党员内部学习,也使入党对象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有具体的了解和明确的认识。它曾在北京、广州、济南、长沙、武汉等地的共产党组织中散发与传播,对提高早期共产党员和接近共产党人士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无疑很有帮助。它为1921年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起了促进和奠基作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大都读过这份宣言,在党的“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看来是吸收了这份宣言的基本思想与要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宣言》为蓝本。

《中国共产党宣言》内容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宣言》由前言与正文构成,其正文分三个部分:(1)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经济方面,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政治方面,主张废除“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军队和法庭。社会方面,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一句话,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而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第一步是铲除资本制度,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为此,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以便组织大的产业联合,并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引导工人和农民向资本家争斗,夺取政权。第二步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3)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现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争斗日见紧迫,其趋向是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共产主义的建设法。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内容上,“宣言”明确提出了建立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和宗旨,规定了该政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它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是在经济方面消灭私有制度,实行公有制度;在政治方面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方面达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宣言》原件在哪里?

我们虽然知道,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制定过《中国共产党宣言》,但现在所见到的这份重要文献的中文版,并不是原件,而是从苏联共产党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选出来的。该文件最早刊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8年6月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上。当时其上只标注了时间,没有署名。

◆手写《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文稿。

据称,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移交了一批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这批档案运回中国后,就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中央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在这批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手写中文稿。但这份中文稿并不是原件,而是一位署名为“Chang”的人根据英译稿重新翻译为中文的。“Chang”通常认为即“张”(也可译成“章”“常”“昌”“长”等)。这位姓“张”的译者,还在译稿前加了这样的说明:

“亲爱的同志们:

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参考和采纳。

Chang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说明中说这个宣言制定的时间是“去年十一月间”,也就是1920年的11月,这个时间也正是《共产党》月刊出版的时候,即中国共产党公开打出“共产党”旗帜的时候。那么,说明中的“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此地”为何处,在文中并不明确,而且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可以在“何处”找到它的中文原稿。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份宣言的最初中文稿本原件迄今没有发现踪迹,估计已经遗失;而那份英文译稿原件仍保存在俄罗斯,至于最初是谁把它译成英文的,现在已经很难查考。

《中国共产党宣言》执笔者是谁?

由于缺乏原始资料佐证,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文献的作者一直存在争议。通常认为,在《共产党宣言》的直接影响下,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杨明斋等,于1920年8月间,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在11月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件。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界开始把该文件的拟定归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后几成定论。一些权威党史著作也沿用此说,诸如说它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即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等人共同制定的。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和第一卷上册(2002年版)都肯定写明:《中国共产党宣言》是由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起草的。

至于由谁执笔,史学界多认为是出于陈独秀的手笔,或者认为是以陈独秀为主的几个人合拟的。这可以举出几本史书为证。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这样说:就在1920年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朱文华著《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说:“也在这年11月间,陈独秀与其他党员一起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也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宣言》不是上海组织的成员拟写的,而是来自北京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文件。其主要论据是:上海早期组织所有成员都没有提到过这篇“宣言”,而北京早期组织的张国焘在回忆中明确提到一大前曾经草拟《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而且其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宣言》内容基本一致。最近在俄罗斯的档案馆里发现的张国焘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党课时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两次讲课稿,提到了一个北京组织制定的《党纲》,其内容与“宣言”高度一致。

◆《共产党宣言》的莫斯科译本。

有研究者还通过把李大钊和陈独秀此前一个时期发表的主要文章的观点和用语习惯相对照后发现,李大钊的文章与“宣言”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极多,而陈独秀则与之不同甚至相反。比如“经济现象为最重要”,是李大钊在很早就认识到的问题,“宣言”即秉持这种观点。陈独秀在此前则没有这样的认识。又如李大钊在“五四”前后始终倡导要有崇高的“理想”,“宣言”热情赞颂了“共产主义”的理想;陈独秀则对“理想”抱有贬义,认为多是空谈。再如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赞扬、多次论述,“宣言”也同样加以阐述。而陈独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一直很低。因此,《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或执笔人应是李大钊,而不是陈独秀。

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出于共产国际和俄共来华使者维经斯基(Voigiwski,又译魏金斯基)手笔。如杨奎松教授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中写道:“11月维经斯基代为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宣告‘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之日起……”包惠僧曾回忆到,“据陈独秀在广州时对我讲,这份党纲草案是陈和吴廷康(注:又译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在上海起草的,不是从俄国带来的”。

《中国共产党宣言》翻译者是谁?

《中国共产党宣言》原文显然是中文,那么是由谁译成英文呢?据称,“宣言”的英文稿本,大概是维经斯基于1921年春奉调回国到共产国际远东局任书记时,带到苏俄伊尔库茨克的。有人认为,“宣言”是由张太雷译为英文后,交给维经斯基的。也有人认为,“宣言”是由李汉俊译成英文,交给维经斯基,而维经斯基把英文稿带到苏俄。但这些说法多是猜测,缺乏资料的佐证。因此迄今为止,该“宣言”的英译者仍然不清楚。

那么以后又是由谁将英文稿译回到中文呢?从上文译者说明中可以知道,这份译稿的翻译者是“Chang”,他是1921年12月份赴俄罗斯参加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的一位。资料表明,这个“Chang”,要么是张太雷,要么是张国焘,因为在出席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中,只有他们两位姓张,且这两人的英语都不错。

据党史专家分析,由于张太雷“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因此由张太雷译出的可能性更大些。据称,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保存的中共文件中,偶然发现有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稿本,遂将它译回中文。胡华教授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卷中,有一篇林鸿暖依据很多调查采访写成的《张太雷传》,文中写道:1921年“12月10日,太雷还把他日前翻译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回译成中文,并写了译者的说明,发给了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的共产主义者组织讨论”。

1989年出版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在附录中,收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编者在该“宣言”的注释中写道:“这个译本,根据附在本文前面的译者《致同志信》的时间和内容初步判定,是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张国焘翻译的。”这个注释判定译者是张国焘,从而完全排除了张太雷翻译的可能性。但事实上,也使《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汉者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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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颜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