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红军长征的若干重大事件

石仲泉
2016年12月26日15:3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我很有幸在本世纪圆了非常向往的长征梦。虽然年奔古稀,先是在2003年春天和秋天主要考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路;2004年夏秋比较集中地考察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2005年以后几年将此前没有考察的地方特别是红25军的长征路作了些弥补性考察;2013年10月又考察了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的历史。这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全过程,我大体都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本文主要是根据个人10年长征行实地考察的亲历、亲知的感受和认识,谈谈对红军长征若干重大事件的一些看法。

一、震天撼地的湘江战役与党的历史伟大转折

对湘江战役发生地,我先后在2001年4月和2014年11月作过两次考察。这场战役使红军伤亡3万多,太令人痛心了。它不仅是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浩大、鏖战最激烈、伤亡最严重、场面最惨烈的战斗,而且在人民军队近90年的战争史上,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代世界战争史上,残酷性、惨烈性能够与之相比的战役,也屈指可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政委、红军诗人陈靖赋诗写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河底遍尸体。”仗打到如此程度,怎能不惊天地、泣鬼神!经过两次考察,对湘江战役的认识更明晰、更深化也更全面。

(一)湘江战役不只是3场阻击战,还包括后卫部队的突围战,因而是“3+1”战场的战斗

所谓“3”,即灌阳新圩阻击战、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和全州觉山铺阻击战。这是3个主战场,过去讲的较多。所谓“1”,即担任全军后卫的3支部队的突围战。它包括: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为掩护红八军团过江而在宁远陈家背地区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大部壮烈牺牲。红八军团一部为掩护前面同是后卫的红九军团过江,在凤凰嘴渡口抢渡时,遭到敌机轰炸和尾追桂军在湘江东岸机枪的疯狂扫射。再就是红五军团第34师,充任中央红军西征转移的全军总后卫队。他们在掩护红军主力过江后,也在凤凰嘴渡河口陷入桂军3个师的重重包围。在遭受重大伤亡后,由陈树湘师长带领余部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这3支部队的突围战是断后战场,我称之为“后卫部队非典型战场”。所谓“非典型”,意即战场不固定,战斗在转移过程之中、突围沿途都在进行,也可说都是战场。相对于前3个比较固定的阻击战场而言,故称“非典型战场”。这也是湘江战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认识,才不至于忘却他们对突破湘江封锁线所作的伟大贡献,才不会忽视他们在湘江战役中的伟大牺牲精神。

(二)要将湘江战役的作战指挥与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区别开来

长期以来,一说起湘江战役打的那样惨烈,伤亡那么大,就以为是具体作战指挥不行,因而形成对实际负责指挥战斗的军事领导人的错误看法。这是将湘江战役的作战指挥与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混为一谈了,需要加以辨析。其实,突破湘江封锁线的具体作战指挥,主要是朱德和周恩来负责;而一意孤行要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则是博古、李德。面对强敌,对于如何突破封锁线,博古、李德拿不出具体办法。突破湘江封锁线的指挥任务,就主要由朱德和周恩来担当了。他们应对战情变化的作战部署是正确的,以3大阻击战展开湘江战役的作战是神勇的。3大主战场的阻击战和3支后卫部队的突围战将永垂青史。《朱德传》叙述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他们作出具体部署后命令:‘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经过四天四夜激战,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6—417页。)《那种认为湘江战役没打好是具体指挥不行的看法,显然是有悖历史实际的。

(三)湘江战役空前惨烈,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决策错误

博古、李德在领导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坚持错误军事路线,已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作战略转移后,蒋介石了解到中央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调动30万兵力,5路围堵,张网封锁湘江。这时博古、李德继续坚持走红六军团探路的西进路线,再次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其时,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过不必西进过湘江到桂北,应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转战湘南、湘中,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但是,博古、李德拒绝毛、彭建议,硬往敌军的罗网里钻,这岂能不遭重创?! 博古、李德领导决策的另一个致命错误,是实行大搬家甬道式行军,有1000多副挑担,严重影响行军速度,每天至多只能走四五十里。彭德怀气愤地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在过湘江时,为了搬运那些笨重的机器,拖延了很长时间,使战斗部队伤亡很大。朱德谈到这个教训时说: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这个搬东西的直属队就有1万多人,部队行动起来很慢。博古依靠李德作军事决策,不能根据战事的具体情况改变原有方案,这是导致湘江战役遭受巨大损失的根本原因。

(四)应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湘江战役

这一战役,红军伤亡惨重,能否说“失败”?这牵涉对湘江战役如何作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我以为,毛泽东对整个长征的评价可以作为评价湘江战役的参考。他说:中国的3支主力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参照毛泽东的这个逻辑,对湘江战役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湘江战役的结果表明:第一,从博古、李德选择西进湘江路线的战略决策来讲,使红军蒙受伤亡过半的惨重损失,“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这不是说红军广大指战员打了败仗,而是证明了错误路线的破产。第二,就蒋介石而言,他奢望将中央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但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从蒋介石的奢望落空这一方面说,是其消灭红军的战略计划失败。第三,就红军广大指战员方面说,尽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湘江战役的领导指挥,包括3个主战场和断后突围战的战术指挥,都是出色的,因而,突破了蒋介石处心积虑设置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粉碎了他欲将红军置于死地的罪恶企图。就此而言,浴血奋战的红军“是胜利了”。

 

(五)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干部思想基础

湘江战役前,中央领导层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提出异议的只是毛泽东、彭德怀等少数人。广大干部特别是广大指战员并不清楚上层的路线争论,他们只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湘江战役遭受空前巨大损失后,广大干部和指战员开始觉悟了,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非常不满。伍修权赋诗《七律·历史转折》,写道: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这是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后,红军广大指战员共同思索的生动写照。中央领导层也在思索这个问题,并发生了激烈争论。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争论,包括军团领导在内的高级干部对要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逐渐形成共识。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老城橘林休息时交谈,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这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共同愿望。这个信息传遍军团领导人,为参加遵义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改组中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言,湘江战役是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实际历史起点。辩证地认识湘江战役,这应当是它的重大历史意义。

二、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是个历史过程

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往往只孤零零地讲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在此前和此后的其他会议很少提及。其实,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是个历史过程,在此前后的系列会议都对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确立,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包括它的常委会和扩大会),从1934年底至1935年底,仅一年时间,比较重要的,有20多个。其中在湘江战役之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都功不可没。这些会议所起的作用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遵义会议前的几个会议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作了重要准备

一是通道会议,当时还不是领导核心成员的毛泽东应邀到会,根据敌军在湘西集结近20万、乃5倍于己的严峻形势,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改道去贵州的意见,得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的明确支持。这次会议虽未解决军事战略方针的分歧,但实现了战术“转兵”。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二是黎平会议。毛泽东根据敌军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湘西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这就改变了原来的指导方针,实现了战略“转兵”。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三是猴场会议。中央到达瓮安县乌江边猴场镇时,部队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李德、博古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猴场会议与会者都反对他们的主张。毛泽东再次发言驳斥博古、李德,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决定,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作了组织准备。

(二)遵义会议后的几个会议对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成果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来敌情发生变化,进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转战。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前进。1935年2月5日,军委纵队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二是扎西会议。是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全军。会议还鉴于川滇追敌有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

三是苟坝会议。红军二渡赤水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蒋介石飞抵重庆,部署对红军的新围攻。为了粉碎敌军围攻,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此时,红军求战情绪高涨,林彪等提出攻打遵义西的打鼓新场守敌建议。在3月10日召开的苟坝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的20多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没能说服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他刚就职7天的前敌政委之职丢掉了。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的周恩来,两人去找朱德,三人深入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朱。次日重新开会,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会后,毛泽东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次会议可谓遵义会议的续篇。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一把手职位,常委分工只是肯定了“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苟坝会议则是毛泽东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实际上毛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他就是“总设计师”。

四是会理会议。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以来,部队的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有怨言,林彪提出走“弓背路”还是走“弓弦路”问题,并给三人小组写信,建议由彭德怀代替毛泽东任前敌指挥。这成了开会统一思想的导因。这种情况与苟坝会议相似。苟坝会议也有一个“走路”与“打仗”之争,只是那时是刚“走”不久。而且,两次会议都是由林彪引发的。还有,会理会议前,不赞同或不理解毛泽东主张的领导人和负责人不是个别的。这样,会理会议成了苟坝会议的继续。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这次会议虽然对彭德怀等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批评,但它统一了红军将领的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在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此后,在长征途中和结束后,再没有人对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提出异议。

(三)遵义会议与其前后若干会议的关系

这可讲两句话: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这些会议表明,遵义会议发生的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上述会议都为推进这次伟大转折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视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个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就是一环扣一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发生的伟大转折,是这段历史链条各个环节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结果,因而也可看作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这是因为:(1)此前的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2)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3)此前的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指导思想。(4)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和深化遵义会议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更加凸显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的正确决策,更有利于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上述两句话的关系,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因此,讲遵义会议所发生的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既要讲前一句话,还要突出后一句话。

尽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是进入中央常委,这时还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毛泽东是领导核心?正如周恩来所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的这个话说到了实质。这个领袖无疑是毛泽东。所以说,遵义会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转折。

三、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的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

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自命“主席”,并作出《决议》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党籍,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例。然而对此,除研究张国焘的著作涉及这个问题外,没有看到更多的资讯,基本上是个冷点。怎样认识这个问题,我谈点看法。

1935年9月中旬,在中共中央率右路军的红1军和红3军离开阿西北上向甘南俄界前进之后,徐向前、陈昌浩奉张国焘命令,率右路军的4军、30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度穿越草地南下。但是,还没等徐、陈率军到达阿坝,先期抵达这里的张国焘就在中共中央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召开了公然反对中央分裂党的阿坝会议。

1935年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县最大寺院格尔登寺的大殿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即阿坝会议。为了壮大声势,参会人员扩大到省苏维埃、保卫局、妇女部,乃至儿童团的负责人。会场外挂有“反对毛、张、周、博北上逃跑”大横标。张国焘发表讲话,攻击中央的北上方针是“逃跑主义”,只有“南下”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他说: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到天全、芦山、雅安去建立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内地发展。声称: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接着,对不赞成他的分裂活动的朱德展开围攻。据参加会议的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回忆:会议的发言很乱,而且总是带着质问的口气:“北上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但朱总司令却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时而扭转头去看看坐在他旁边的张国焘。当人们发言不积极的时候,张国焘就装腔作势地说:“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呀?有意见就讲嘛!”在他的煽动下,一阵阵起哄,有的甚至拍桌质问:“朱德同志,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你必须当众表示态度!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过了一会,朱总司令发言了。他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定,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他反复讲北上抗日的重要性,讲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并庄严地告诉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参见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回忆敬爱的朱总司令》,《红旗飘飘》第21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第18—19页。)

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当时跟着朱总司令一起来左路军工作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看到这种状况气愤地说: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一些人又围攻刘伯承。刘伯承同朱总司令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的立场。会议在张国焘操纵下通过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指责“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毛、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决议》坚持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提出只有南下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

这个阿坝会议是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党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反对所谓“中央右倾逃跑路线”不过是为其另立中央制造舆论,紧接着召开的卓木碉会议,则明目张胆地亮出了成立伪中央的底牌。

卓木碉即今马尔康县的脚木足乡。卓木碉会议是在张国焘南下途中与从草地折回的陈昌浩、徐向前所率部队会合后,于1935年10月5日即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红军翻越六盘山之际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名称叫“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是在夜里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军以上高级干部四五十人。张国焘自导自演,在讲话中继续攻击党中央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是分裂红军的罪魁祸首。他说:中央已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我们应该仿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张国焘要与会者一一表态。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位军级干部发言,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讲了对中央领导的意见。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要搞分裂。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就宣布了所谓《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和由他本人自任“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名单。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发展到了高峰。(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307—308页。)

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党的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严重事件。此前,党内发生的分裂党的事件,还只是用“笔杆子”发表声明,“口诛笔伐”而已。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党的严重性在于,他掌握了“枪杆子”,甚至有比中央还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自相残杀的内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努力疏导下,在朱德、刘伯承等原红一方面军干部的坚持斗争下,在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懈规劝下,特别是在其南下路线不断遭到碰壁和失败的教育下,还有红二、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的紧迫形势下,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甘孜炉霍不得不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至此,9个多月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闹剧终于收场。

张国焘分裂党的严重事件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老党、大党来说仍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张国焘从党的创始人之一为什么会走到如此地步,乃至后来叛逃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呢?这有多种因素。但至少有这几点普遍的警示作用。

一是无论资格多老的党员都不能自恃老资格,目空一切。张国焘参加党的一大是代表北京地区党组织,也可视为代表李大钊。他是会议主持人,毛泽东是做记录的。在两军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他就看不起代表中央的参会人员,对中央方针持异议,因是初次见面强忍着没有发作。此后的几次会议,他就开始伸手要权,摆出了要主导中央的架势。在中央没满足其要求后,向党闹独立性的活动愈演愈烈,直至成立伪中央自立为“王”。我们党内现在比党中央领导人资格老的同志很多,鉴于张国焘的历史教训,更要自觉地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二是无论功劳多大的党员都不能居功自傲,天马行空。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苏区成为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带领8万红军策应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尽管此前他有军阀主义、“肃反”无辜等错误,但这份功劳也不能将他完全撇开。在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他就自恃人多枪多、兵强马壮,利令智昏,野心膨胀,最后发展到成立第二中央。这个教训对党也是深刻的。在我们党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为党和国家立了大功的人不在少数。鉴于张国焘的教训,凡有大功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居功自傲,仍然要忠心耿耿地俯首甘为孺子牛。

三是在党内不允许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张国焘实行家长制领导,在军内培植私人势力,顺他者昌,逆他者亡。凡对他提出过不同意见,更不必说反对他的人,都被其“肃反”掉了。他胆敢成立伪中央就是因为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基础。这个教训太触目惊心了。党的90多年历史证明,凡是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的人都有私欲野心、很不安分。远有张国焘这样的前车之鉴,近年揭露的“国级大老虎”不也属于同类吗? 一定要警钟长鸣啊!

四是必须强调政治纪律,从严治党。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但像张国焘这样的人总是自视为特殊党员,不受政治组织纪律的约束。那时也缺乏约束、监督他这样高层领导干部的机制。他另立中央分裂党的严重教训警示全党,像我们这样的老党、大党,必须强调铁的纪律,严明政治规矩,无论普通党员还是高级领导干部,铁的纪律都必须执行,这是无条件的,没有任何例外的。严明铁的纪律,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灵深处,这应当一直强调,落实监督。

四、应站在历史高度从宏观战略层面看待西路军征战河西的历史

对于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问题怎么看,一直是党史、军史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我过去也不很清楚。2013年10月下旬,我沿西路军的行军和作战路线作了比较系统的现场考察,才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经过实际考察,对西路军问题我有这么四点看法。

(一)西路军征战河西是红军长征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路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时期极其悲壮惨烈的一幕。它算不算红军长征史的组成部分,目前没有统一说法。一般讲红军长征结束,都以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的会师为标志。而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发生在主力红军会师之后。它是从1936年10月24日在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开始,到1937年3月14日在祁连山深处召开石窝会议宣布分兵活动为止,前后共有4个多月。如果以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在这一年4月底到达新疆星星峡为止,则有半年多。就此而言,它似乎被排除在红军长征之外了。经过2003年初开始的对三大主力红军的考察和2013年10月对西路军征战河西的考察,我对红军长征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红军长征的主体是“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25军的长征。这是红军主体到了陕北大会师的长征路。但如果研究红军长征全过程,写红军长征全史,这还不完整,应当向前往后延伸。

第二,向前延伸,应将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后与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以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视为红军长征的序曲。因为组织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既是为了减轻敌军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压力,又具有为中央红军长征做战略准备的作用。此外,还有红六军团在是年7月底离开湘赣苏区西进,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的远征。它具有为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进行探路性质,无疑也是红军长征的序曲。

第三,往后延伸,西路军征战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尾声。一方面,红军西渡黄河的重大决策是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尽管当时还没有下达将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的命令,但其主要任务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这是明确的。而这正是两军会师后要执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后来由于共产国际改变运送军火物资路线,宁夏战役取消,但中央军委仍同意将河西部队组建为西路军继续征战。这时,过去被看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前最后一战的山城堡战役还没开始。这就说明西路军征战河西是三路红军会师过程中的一段历史。另一方面,西路军本身就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组成的原左路军和右路军的一部分。它包括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军,还有原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在编入左路军后改为的第5军。红四方面军总部,既随河西部队行进,也负责具体指挥这支部队。这就是说,已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两万多西路军将士仍在执行新的征战任务。因此,于情于理,它都应属于红军长征历史的继续。我将它视为红军长征的尾声,或者说,是红军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

这里要说明的是,将红军三大主力在1936年10月会师作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纪念日,与承认西路军征战河西是长征的尾声,两者是否矛盾?我以为并不矛盾。因为以何时作为会师纪念日,那是标志性的;如同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以“七一”作为纪念日,但是成立中国共产党开会的时间并不在1921年7月1日那一天。同样的,我们现在将长征的历史起点定在1934年10月,但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的序曲则在1934年7月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将1936年10月会师作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并不是说红军长征到此就完全结束了。如果将西路军征战河西视为红军长征的尾声,那么,红军长征有序曲、有主戏、有尾声,红军长征这个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大剧才算在历史上谢幕了。

(二)应站在历史高度从战略层面来看西路军西进河西的决策

西路军将士的英勇牺牲和他们当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载入了史册。但是,对于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这段历史,要站在历史高度从宏观战略层面来认识,而不应过分纠缠一些具体事件来模糊战略决策这一要害。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分兵西渡黄河,前面说了是实施宁夏战役。它的核心是什么?过去一直语焉不详,一般人都只知道要扩大陕甘宁根据地。经过考察后清楚了,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也许是更为实际、具体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苏联援助的军火物资。苏联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感受到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两个方面可能发动战争的压力,便通过共产国际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决定从蒙古国通过宁夏方向给中国红军以700吨军援物资。这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无论是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还是在长征途中的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都非常重要。1936年9月,中共中央在得到共产国际指示后,决定实施宁夏战役,既扩大地域,又取这批军火,何乐而不为呢!从实施计划看,在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打通宁夏到内蒙古再去蒙古边境获取这批军火也有一定可行性。因此,会宁会师后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宁夏战役计划。后来,中央决定组建西路红军去打通宁夏,就在情理之中。

但是,在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军援物资改经霍尔果斯口岸从新疆方向运送,让红军到哈密去取1600吨军火后,无论是中央决定,还是西路军领导愿意再继续西进,去夺取河西走廊并建立根据地的这个战略决策,应当说是很难实现的。其一,河西走廊是马家军的地盘,西路军通过它径去新疆,如像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借道粤北而不深入广东,与马家军达成这样的协议不是不可能的;但要在那里安营扎寨建立根据地,他们决不会容忍,会拼死争夺。其二,即使达成径去新疆的协议而去取了军火,怎么运回千吨军火物资,也是难题。1600吨是个什么概念?如果用卡车装,那时一般是2.5吨的,就意味着要装640辆卡车。对于这个长长的车队,马家军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军火物资通过它的地盘而不染指。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世上还没有这样慈善的军阀和反动派。这就是说,即使径去新疆不会大打,但从新疆返回河西也必有生死决战。其三,河西走廊是千里荒漠大戈壁,没有高山密林之类的障碍物和回旋空间,利于马家军骑兵作战而不利于西路军步兵作战,况且双方的兵力和装备悬殊很大,物质层面的战斗力从总体上说不在一个等级上,尽管在局部战斗中能打些胜仗,但要根本打败马家军骑兵不那么容易。其四,这里物产本来就稀缺,再加上没有拥护红军的广泛群众基础,不用说建立根据地,就是两万多指战员获得粮食等生活物资都很困难。在此长期作战,很难避免兵败河西这个结局。1937年3月2日,军委主席团就援西军的西进问题电告彭德怀等:“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参见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4页。)这也就间接地说明了最初决策西进是考虑欠周的。同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从新疆返回延安的西路军左支队领导李先念、程世才等时,尽管也讲了西路军路线错误是主要的话,但同时说:“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程力主编:《万里征途 战将程世才》,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通过考察,我的初步结论是:从战略层面讲,红军西渡黄河前期实施宁夏战役有可行性;在11月收到共产国际改由新疆方向取军援物资的指示电后,西路军再继续西进,夺取河西走廊并建立根据地的决策是脱离历史实际的。如果在收到共产国际指示电后命西路军早点返回,不再西进,损失会小多了。只要坚持西进打通新疆,盘踞河西,即使在战术方面少犯错误,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大的结局。

(三)应充分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功绩和高度评价其革命精神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应充分肯定。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点:一是消灭了马家军2.5万余人。马家军参加作战的有9个旅3万余人、还有民团9万余人。敌军的这个损失是沉重的。二是牵制蒋军,策应了河东的红军作战。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是在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之后展开的,西路军此时处在上行阶段,吸引了蒋军数万人进入河西,这就为山城堡战役歼灭胡宗南一部以难得之机。三是配合国内政局变化,有利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安局势异常紧张,有国民党嫡系部队从东西两面夹击之危。当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东北军又有内乱之虑。正是西安事变之时,西路军在河西的浴血奋战牵制了蒋军10余万人。中央令西路军东返策应西安事变时局,这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四是第一次在河西走廊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等革命团体,至少有3个县委、26个县级及其以下的苏维埃政权,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五是保存和培养了部分军事骨干。经过党的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的百折不挠的奋斗,有5000多人回到了革命的队伍,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骨干。特别是到达新疆的400多名将士,经过培训,初步掌握航空、无线电通讯、装甲、汽车、炮兵等技术,为我军技术兵种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西路军的革命精神非常感人。在考察时,听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幸存者、帮助过西路军的农牧民后代,还有省、市、县各级党史工作者讲了西路军的很多事迹,诸如广大指战员怎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坚持革命的英勇献身精神,失散人员和被俘将士坚持革命、受尽折磨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等等,无不催人泪下。红5军军长董振堂奉命率2000多人孤守高台,无电台与总部联络,最后几乎全部战死。在敌军冲上城楼后,他还高喊: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他本人壮烈牺牲后被敌人砍下头颅悬挂城门示众。红9军军长孙玉清在古浪之战后被免职,董振堂牺牲后接任红5军军长,西路军分散游击后在酒泉南山被俘。他被押往西宁,鼓励被俘将士勇敢斗争,本人拒绝投降而被杀害。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我于2003年12月初到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城她的家里作过访问。先锋团有1300多名红军女战士,在作战中英勇顽强,遭受巨大牺牲,最后结局更为悲壮惨烈。她本人于1937年4月被捕,在狱中惨遭毒打,备受折磨和凌辱。但她坚贞不屈地说:活着要做共产党的人,死了要做共产党的鬼。西路军主要领导尽管有决策失误,但其革命精神也是高昂的。他们在最后几天电告中央说:我们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这也代表了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在危急时刻视死如归的决心。

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为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最后仅存的左支队800人在李先念率领下,历经40余天,走出冰天雪地、没有人烟的祁连山,经过安西地区4场血战后,幸存的437人于4月底5月初到达星星峡,与前来接应的陈云、滕代远等相会。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页。谁也未曾想到,西路军打通新疆的使命以这样的方式画了句号。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西路军征战河西80周年。无论红军长征胜利还是西路军征战河西都已成为历史,但包括西路军革命精神在内的红军长征精神却是长存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之魂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体现,因而也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发扬光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正在进行的新长征,尽管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不过是新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因此,仍需要弘扬红军长征精神,使新的万里长征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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