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怎样“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

——以1924年9月—1928年3月的青年团工作为例

茅文婷
2017年03月20日15:1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任弼时认为,“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是“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年团应该遵循的原则。他不盲从于苏联经验与理论,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按照实际情形有选择性地运用苏联经验。在领导青年团工作中,他坚持在实际调研中找准问题,结合青年国际建议,健全青年团组织;在实际宣传中改进方法,深入浅出讲理论,恰当引导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完善策略,领导青年实践理论,发展壮大团的力量。面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任弼时总能及时发现并参与纠正错误。其原因在于他始终坚持按照实际运用理论,对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判断。任弼时坚持按照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使他在领导青年团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出色的组织才华。

1925年初,任弼时在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撰写的《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提出了“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观点。在任弼时看来,按实际情形运用经验与理论是“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年团应该遵循的原则。(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此时,任弼时正担任第一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几个月后,即从1925年5月开始,他又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直到1928年3月调离。作为这一时期青年团的重要领导者,任弼时是怎样在工作中践行自己提出的“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呢?

一、“不是要团员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

1924年9月,任弼时从苏联回国仅仅一个月,就被团中央任命为江浙皖区委委员,走上了青年团的工作岗位。应该说,青年团的工作是任弼时留学归来接触的第一项具体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回到中国的实际环境中,任弼时首先面临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苏联经验与理论的问题。

当时,青年团正面临着一个发展方针上的争论:即中国要不要按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现已存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外另建一个“民族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共青团中央青运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

大家观点并不一致。据当时参加工作的同志回忆:“关于青年运动,也有几位同志尤其是C.Y.中央有两个人很主张在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C.Y.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参见《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关于中国青年团组织的名称,最初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即“C.Y.”。)但任弼时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实是没有实现之必要。”他甚至预见,这一团体如果成立,“将来使中国国民革命一败涂地,亦未可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任弼时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在陈述“以理论和事实对证观察出来所得的结果”(《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4页。)。他认真研读了青年国际四大提出这一决议的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仔细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国内政治与政党的发展形势后认为,青年国际要求建立的这种组织在没有开展民族革命、没有政党和青年群众尚未团结起来的国家中是需要的,但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将发生极大的矛盾和危险。国民党、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两大力量,他们合作的良好将会保障国民革命的前途。现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已在帮助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另建组织上完全独立,政治上有“独立主张的权柄”的青年团体,第一,会造成“组织上的技术工作加多,物质和人材上的损失”,革命力量“不独不能团聚反而分弱”(《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3、120页。);第二,新建的“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有可能因为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政见不一而难以驾驭,“反将成为一种反对革命的青年组织,则前途危险更大矣”(《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3页。)。

任弼时的见解符合中国青年团的实际情况。从发展现状看,与一些没有建立青年团组织、没有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的国家不同,中国的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已经成立,并通过加强自身建设,逐渐成为了一支纲领明确、组织统一的全国性先进青年团体,在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在中国进行青年组织工作不容忽视的现实。从经验教训看,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曾因为组织松散、活动独立、团员成分复杂、思想信仰不一而遇事分歧,缺乏凝聚力,于1921年春,相继出现了团组织活动的停顿。直到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共产国际对青年团进行了恢复与整顿,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明确了团员信仰和党和团的关系,申明了团的纪律,纯洁了团员队伍,这才使青年团重新焕发出了活力。所以,如果按照青年国际的决议机械执行,再建一个“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1页。)反而会舍本逐末,影响青年团的发展。而历史也间接证明了任弼时的预见。如果当时建立了成员复杂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那么国民党背叛革命后,这个组织极有可能要面临一场大分裂。后来召开的党的四大肯定了任弼时的观点,只承认当时最重要的是切实做好青年运动,在政治上绝对接受党的领导,中心问题是“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S.Y.组织”,而没有提再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49页。)

这一事件突出体现了任弼时不盲从苏联经验与理论,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按照实际情形有选择性地运用苏联经验的方法态度。虽然当时任弼时还是一个21岁的青年,而且刚从苏联回国,然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清楚地知道,一定要坚决反对“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任弼时选集》,第1页。)。在工作中,他一直以辩证的态度对待所学经验和理论,以客观实际作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他要求团员学习“布尔什维克党”几十年奋斗的经验,并亲自动手为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撰写了《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政治经济状况》《苏俄与青年》《列宁主义的要义》《马克思主义概略》,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介绍苏联革命情况;但同时也强调“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任弼时选集》,第3页。),并批评一些同志因为“某国的是那样,某地方是那样,所以我们不妨照例去做”(《任弼时选集》,第3页。)的态度和把马克思或列宁的个别词句当标准的行为。苏联的经验和理论,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新名词,也不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必须结合实际,“务求其合乎环境而能实行”(《任弼时选集》,第4页。)。也正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观点态度,任弼时才能在青年团工作中纠正误读列宁建党、建团学说,脱离实际,主张以党代团的“先锋主义”和取消团的领导的“取消主义”,才能在后来若干重要的历史关头,当党内有人把苏联经验当教条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一方,为克服“左”和右的错误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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