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

2017年03月21日16:4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由中、苏、美、英、法及其他有关国家外交部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

朝鲜战争虽然停下来了,但朝鲜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根据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停战协定的规定,在该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应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事项。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于停战后不久就提出参加会议的方针:“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8月24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多国参加的圆桌会议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但是,这一建议在美国的操纵下被联合国方面拒绝。其原因是美国政府根本不打算从朝鲜撤军,也无意召开任何形式的政治会议。10月下旬,虽然朝、中方面的代表与美方代表在板门店就如何召开政治会议一事举行了会谈,但美方代表从一开始就采取种种手法拖延,致使会谈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最后,朝鲜停战协定所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未能举行。

当朝鲜战争结束时,印度支那人民正在进行英勇的抗法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于1945年9月2日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不甘心丧失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随即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并派兵入侵老挝,占领柬埔寨。印支三国人民的抗法战争由此开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胡志明来到北京,要求中国同志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斗争。尽管新中国当时面临种种困难,但中国领导人仍毅然作出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当月18日,中国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随后,又应越方要求,提供军事和物资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团。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越南人民军在中方的协助下发动在抗法战争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奠边府战役,整个战局迅速朝着有利于越南的方向发展。

为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实现亚洲和平,苏联政府于1953年9月28日照会法、美、英三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10月,在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又建议召开五大国会议讨论远东局势。次年一二月间,苏、美、法、英四国在柏林举行外长会议。经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再次努力,西方国家终于同意就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进行谈判。柏林外长会议最后达成协议,建议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由苏、美、法、英、中及其他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对于这一时期苏联所提出的建议,中国持完全赞同的态度。朝鲜停战后,中国主张举行多国参加的圆桌会议解决朝鲜问题,其目的就是要“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以“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朝鲜政治会议流产之后,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为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提供了机会。

在即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西方大国中,法国是印度支那战争的直接参加国,美国和英国同印度支那局势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这三国在如何解决印支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矛盾。当时,法国已难以承受战争的重负,试图通过谈判实现所谓的“光荣解决”,以便保存其在印支的一部分势力和影响。美国从推行遏制政策的立场出发,试图说服法、英同它一起在越南采取集体干涉行动,提出一旦失去印支便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即发生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英国没有卷入印支战争,但担心美国扩大印支战争会导致同中国的新一轮对抗。此外,法、英两国还担心美国会乘机排挤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利益,取而代之,故表示只有在谈判失败后才会考虑集体干涉的方式。这使得美国更不愿会议取得成功。直到日内瓦会议前夕,美、英、法三国仍未能协调彼此的政策。事实上,美国只是由于担心会严重损坏它与法、英两国的同盟关系才被迫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的。

对中国来说,朝鲜停战后,在战略安全方面最重要的任务,是防止美国继从北部威胁中国之后,又从南部威胁中国。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后,党中央指定周恩来进行准备。周恩来分析了美、英、法之间的矛盾和它们内部的困难,认为会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这是因为,以往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已经证明美国意在制造僵局,估计日内瓦会议也很难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通过日内瓦会议争取印支问题的和平解决则是可能的。2月底3月初,周恩来亲笔起草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央。《初步意见》明确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为此,“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在朝鲜问题上,“我方应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此外,周恩来还考虑到,在会议中“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并预计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

3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初步意见。3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又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4月上旬,周恩来又飞赴莫斯科,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和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的参会目标。4月20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前往出席日内瓦会议。临行前,周恩来对代表团全体成员说,我们是登国际舞台,唱梅兰芳大戏,要有板眼,要同苏联、朝鲜、越南等兄弟代表团互相配合好。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责编:吴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