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赵宇
2017年04月10日10:46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把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的大逻辑,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思想,为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这一重要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主攻方向是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重点是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重要手段是优化要素配置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根本目的是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本质属性和根本途径是改革,基础动力在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发展理念是相通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为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世界科技发展酝酿新突破的发展格局,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贯穿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逻辑,创造性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思想,为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部署,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明确的实践要求,对于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引领发展新常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任务意义重大。

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受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影响,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更加明显。从国际上看,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三个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持续萎缩。同时,主要国家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为拓展发展空间,各经济体更加努力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越来越成为世界潮流。从国内看,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更多地参与国际分工,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更为严峻的是,我国相当多产能是在国外需求扩张和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技术变革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市场增长放缓同时发生,使这些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得到实现,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经济运行出现了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四降一升”情况,经济发展整体处于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关键节点。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央作出“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人民日报》2012年 12月 17日。)的判断,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2012年底,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就指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人民日报》2012年 12月 11日。)。随后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关键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人民日报》2012年 12月 17日。)。2013年 9月,习近平在接受国外媒体联合采访时,进一步表明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人民日报》2013年 9月 4日。)在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要求,“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0页。)。很显然,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完全可以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短期内就能够实现更高速度的增长。但是高消耗、高投入的模式对中国而言难以持续,也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风险,因此中央决心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让中国经济走得更好更稳更远。

新形势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必须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结构出现的新变化。2013年底,中央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在此基础上,2014年年中,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三期叠加”的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经过分析,他得出这样的重要结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第29—30页。)。

那么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哪些改变?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供求结构的新变化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随着我国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消费模式的变化,“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必然的”;“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他强调,“过去,总需求增长潜在空间大,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很清楚,产业政策只要按照‘雁行理论’效仿先行国家就能形成产业比较优势。现在,从需求方面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从供给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第242、242、243、244页。)这时,中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但已经注意到新常态下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多,供给对需求变化适应性不强,需求侧管理政策边际效应下降等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刻阐释,从而揭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必然性。

2015年 10月,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的新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决策的形成提供了指导。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二次会议上深刻分析了当前供给侧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这其中有全球性、阶段性因素的影响,但根本上是结构性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表面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有效供给不足。总体上我国产能很大,但其中一部分是无效供给,而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又不足。我国是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主要是低端产品和技术,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不多。因此,我们既要着力扩大需求,也要注重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28—829页。)根据这些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793页。)等新要求。

2015年 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把中央关于供求关系新变化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思考进一步提炼总结,作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决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决策,无疑抓住了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十二五”末期,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比重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近 8000美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0%。不难看出,这些结构性变化很多都发生在需求侧,而供给侧仍存在结构性错位和错配等问题。比如,我国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但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需依赖进口,这些市场供给并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国农业发展形势很好,但一些农产品供给品种和质量还不能契合消费者需要,没有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供给体系;我国一些有购买力支撑的高档日用消费品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大量需求外溢;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快速提高,人们对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要求越来越高,但政府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还有差距。人们越来越注重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能力却在减弱。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