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亲历记

江培柱
2017年04月28日15:38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我出生于山东,在东北长大,童年经历了抗日战争那段艰难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大学学日语的时候,遭到父老乡亲的一致反对。他们说日本鬼子那么坏,你还要学他们的语言?!我说,这是工作的需要,再者从事中日友好交流也是我的志愿。正是组织上的这一安排和我的选择,使我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有机会得以从事对日工作。但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中日关系尚处于无邦交的僵冷时期。当时我很羡慕别的司处的同事,可以出国到主管国家地区办业务、学习和深造,而近在咫尺的中日两国,却遥远而冷漠,仅有非官方的民间交往,还要绕道经香港去。

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我国的发展壮大,国际声望、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一些同我国无邦交的国家里要求同我国建交、同我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长期敌视、遏制我国的美国也派基辛格秘密访华,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当时的日本佐藤内阁却依然无视现实,在“两个中国”的死胡同里挣扎,作着“螳臂当车”的幻梦。然而,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友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席卷日本,我国长期以来推行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和大量友好工作显现出明显的效果。双方交往日趋频繁,关系也更为密切。我们这些从事外交工作的人,也以民间的身分,参与多起访日代表团和接待日本访华团,亲历了两国推进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有趣和巧合的是,我所经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几个重要片断,几乎都与“土”字沾边。

“土密码”办大事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世乒赛组委会委员长、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向我国发来正式邀请。由于“文化大革命”与世界体坛隔绝多年的我国体育界,就派队参加与否的问题,请示中央。报告最后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不死更好。”大家得知,竞相传告,欣喜非常。鉴于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国首次派团出国比赛,又值我国调整改善与加强对外关系的关键时刻,国家体委与外交部协商会签并报中央批准,组成由运动员、教练员、外事人员共60多人的大型代表团,由国家体委的赵正洪任团长,多年负责对日外事工作的王晓云担任副团长,宋中任秘书长。我们几个外交部和中日友协的干部,也分别以秘书、翻译等身分随团前往。

我代表团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和推进中日友好的方针指引下积极进取,努力工作,获得优异成绩。运动员在比赛中敢打敢拼,技术和精神面貌都有很好的表现,取得了女团、女单、男双三项冠军,男团、女单、女双和混双四项亚军,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选手广交朋友,切磋技艺,增进了了解和友谊。副团长王晓云等外事工作人员则利用这次参赛的大舞台,积极开展工作,同日本各党派、团体、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为中日友好助威加油,为改善两国关系奔走,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帷幕。日本媒界一致称在日本刮起了一场强劲的“王旋风”,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日中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届世乒赛期间,我代表团正式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发出了访华邀请。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以“小球转动大球”,不仅开启了长期处于敌对、隔绝状态的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也赢得了世界。

本来我代表团所带的经过中央批准的邀请方案是不包括美国的,“如美国队要求访华,可予婉拒。”但是4月6日晚,国内通过密码电话传来指示:“为增进中美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于31届世乒赛之后访华。”我从带来的“土密码”——一本《中日大辞典》中译出,赶忙报告代表团领导。

4月7日下午,比赛仍在爱知县体育馆大厅紧张进行。观众为选手们精湛球艺欢呼、喝彩,掌声雷动。就在此刻,体育馆地下一层会客厅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代表团秘书长宋中紧急约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哈里森,向他转达了对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邀请。哈里森很是激动,感谢中方的邀请并答应立即报告国内,他表示相信,全美上下都会为之高兴。结果,以美国乒协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代表团4月10日即飞抵北京开始了正式访问,美国代表团包括哈里森和蒂姆博根等乒协官员和在名古屋曾同中国运动员有过接触的乒乓球选手格伦?科恩等人。他们的访问获得成功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周总理说,你们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

这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说尤其难忘。可能不会有人想到,在当时访日参赛的条件下,包括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这样机密非凡的信息都是通过“土密码”电话传送的。那时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我国驻日机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也未设立密码通讯。前后方联系靠托带信件,紧急时只有打国际电话,而不宜公开的机密,就只能靠自己设定“土密码”。此次赴日前,我们商定,前后方电话窗口的名字为“陈东新”,以20世纪70年代日本最新版的《中日大辞典》作为临时密码册,我带上一本随代表团赴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留一本。属于绝密、机密的指示和请示报告一律通过“土密码”,机要内容的字词以大辞典页码、左右边以及行、序再加上固定数字,在电话上传达。因此,我打给“陈东新”的电话和“东新来电”常常夹杂着不少阿拉伯数字,需要“译”出才能明白,这恐怕是最为原始又最难破译的密码通讯了。

(责编:吴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