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017年04月28日15:16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当时,周边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对新中国抱有恐惧和疑虑心理。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亚洲地区的大国,而且因为中国当时同周边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诸如边界、华侨国籍等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此外,这些国家还十分担心和害怕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政治势力对本国的影响。为消除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促进它们同新中国发展关系,需要制订适合于同这一类国家交往的新方针。在此背景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运而生。其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结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针对当时中印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希望双方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妥善处理。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达成协议,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及有关换文。在协定的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访印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要把这一政策贯彻下去;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革命不能输出,一个国家内人民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尼赫鲁提议双方在会谈后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请尼赫鲁起草。经双方磋商后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载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各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这就会缓和目前存在于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有助于创造和平的气氛。”随后,在访问缅甸期间,周恩来又与吴努签署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日内瓦会议关于印支问题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时公之于世的,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并迅即引起重大国际反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首先是为处理与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的,但中国领导人很快将它作为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准则。根据参加日内瓦会议所了解到的各方面情况,党中央准备采取更积极的外交步骤,不仅要改善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而且要改善中国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周恩来回国期间,毛泽东指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提出,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要主动地去做工作;对美国要使它孤立,使它分化,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日内瓦会议后,曾任英国首相的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相继访华。这是第一批访问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在会见这些外国客人时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这五项原则适合我国的情况,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还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社会主义可以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他特别指出:“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于11月1日发表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被用于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也被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冲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截然对立的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主张世界各国在相处中互相监督,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具有法律性和道义性。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内容。这些特点赋予它恒久的生命力。从那时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责编:吴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