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亚非会议取得成功

2017年04月28日15:2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故这次会议也称作万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29个国家的代表团,代表着超过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代表团成员有副总理陈毅等。

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一天半的公开大会,由各国代表团团长作一般性发言。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和平友好的诉求和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一些矛盾和分歧也开始暴露出来,核心问题是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究竟应如何处理与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的关系。在发言中,有的国家的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认为苏联在东欧实行的是“新式的殖民主义”,有的国家的代表则因一些具体问题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们十分担心大会将因此爆发激烈的争论。

在会议很可能走上歧路的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对策。按照大会原来的安排,19日上午应由周恩来首先发言,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继续倾听其他代表的发言。当日下午,周恩来决定登台讲话。这立即引起各国代表和记者们的极大关注。周恩来没有宣读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将原稿油印散发,另作一个补充发言。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强调“求同”而不是“立异”,说明亚非各国的共同基础就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他表示,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最后,他说:“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周恩来的发言,超乎与会代表和记者们的意料。他没有直接驳斥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对中国的责难,却巧妙地阐述了中国的原则和立场,宽容大度地体现了和解的精神,当场获得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赞同。这篇利用午休时间赶写的演说词,使两天来大会的紧张气氛顿时缓和下来,形成了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随后四天的会议基本是秘密进行的,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商讨各有关实质性问题,并起草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与宣言,以及会议最后公报。会上形成两派观点:一派支持中立主义,赞成与共产主义共处;另一派支持所谓集体防御,主张与西方结盟来反对共产主义。许多代表见两派各执己见,悲观地认为会议已陷入僵局,达不成协议了。尽管中国实际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但周恩来沉着冷静,经过几天的观察,于4月23日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又一次发言。他说: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反对针对共产主义的“集体防御”;主张亚非国家“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他建议,为避免误解,可以使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一词代替“和平共处”一词;五项原则的写法也可以修改,项目可以增减。然后,周恩来提出作为中国代表团议案的七点“和平宣言”,并说明这七点来自各代表团提案中大家都能同意的东西。在解释每一条时,他都谈了中国的邻邦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以消除他们的疑虑。这篇发言再次打破僵局,促使争论各方达成协议,把会议推向最高潮。4月24日下午,在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大会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24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胜利闭幕。

参加亚非会议,是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万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为促使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同时,中国代表团积极开展会外交往,与各国代表团举行广泛的谅解性会晤。亚非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战后世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也标志着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责编:吴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