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的中共党风建设

唐金培
2017年05月23日10:33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内容提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由于共产国际控制力的弱化、国民党对中共合法地位的认可以及中共自身政治上的成熟,中共党风建设面临新的机遇。然而,在此前后,因国民党顽固派要求中共收起共产主义,加上在中共党员队伍迅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党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党的肌体还不健全等原因,党的作风建设又面临新的挑战。为此,中共中央从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关 键 词:中共党风建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 机遇、挑战与应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包括党风建设在内的中共自身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来,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自身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和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①。然而,多数成果主要是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党风建设方面的专题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本文拟从共产国际、国民党以及中共自身等方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党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初步梳理及分析,并从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几个方面对中共在此前后的应对措施及其成效作些探讨,以期深化和拓展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风建设研究,并为新时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党风建设面临的机遇

1.共产国际控制力弱化,为中共党风建设留下了更加自由的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中共的内部事务。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适应各国具体情况,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共产国际的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1](P319-320)。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性的指示,无论是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前后相比还是与大革命失败至红军长征前相比,都明显要少得多。共产国际控制力的减弱,不仅有助于中共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及政策,而且有助于中共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以及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建设等问题。

2.国民党承认中共及其领导的边区的合法地位,为中共党风建设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同意他们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主张[2](P293-29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重要谈话。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共两党从此由长达10多年的阶级斗争和军事对峙转向共同抗日,中共党组织活动开始由秘密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具体而言,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中共党组织采取“公开的形式”,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党组织采取“半公开的形式”,抗日游击区中共党组织采取“公开而又秘密的形式”[3](P319-320)。公开合法的地位,有利于中共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加常规化、组织化的方式密切联系、组织和发动群众,而且也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积极调整政策,团结一切力量共同争取抗战胜利。

3.自身政治上的成熟及其生存环境的改善,为中共党风建设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一是经过红军长征和三年游击战争,既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又锻炼了一批思想过硬、意志坚定的党员干部。二是中共迅速走出狭小地域成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大党。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15日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壮大。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中共党员人数由1938年初的约4万人迅速发展到80万人[4](P14)。三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控制区域得到空前扩大。到1940年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从全国抗战爆发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5](P498)。与此同时,除陕甘宁边区外,还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近1亿多人口[6]。四是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为更加自觉地开展包括作风建设在内的各项自身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党风建设面临的挑战

1.中共党风建设环境变得空前复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并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不良风气更加容易侵蚀中共肌体。一是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溶共”政策。试图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7](P488-489)的框架下取消中共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试图用金钱、地位、美色等影响和引诱一些意志薄弱的中共党员,以达到其“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8](P613)的目的。二是中共内存在“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例如,有的党员干部担心甚至害怕被国民党所同化,不愿意和国民党等结成抗日联盟;有的党员干部则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9](P310)主张的影响,在信念上产生了动摇,在革命行动价值目标方面一度迷失了方向,无形之中把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

2.中共党风建设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一是因大量发展新党员导致部队中共党组织机构上强下弱,党的基层组织未能得到及时巩固。“党的教育工作差,党员的政治水平与对党的认识,在广大的新党员中,还是极其低落的,因之党在思想也是欠巩固的。”[10]不少新党员甚至一些党员干部对于如何开展党的工作缺乏应有的思路和头绪。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在1941年5月所作《在建设党军工作中要发挥党的实际领导作用》的报告中说:“有不少的党的小组长、支书、支委,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开会,如何分工汇报,不知道如何抓住实际问题,看不到什么是重要问题,碰到了实际问题没有把握去处理,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11](P153)二是在大量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一些不良社会风气也带进了党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在大量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由于对“人口”把关不严,“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8](P162)。有的甚至花42元买一张党员登记表,有的入党纯粹是为了避免负担或不受欺负[12](P72)。这样,一些旧社会的流氓习气和腐败作风也随之带进了革命队伍。三是随着抗日政权的建立,有的机关滋生了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徇私舞弊等不良风气,有的党员干部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反而落在群众后面甚至腐化堕落,在社会上和群众中产生了程度不等的消极负面影响。

3.中共党风建设制度保障尚不健全

一是监督制度、职务责任制度、经济工作制度以及财经纪律、群众纪律、党的纪律等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甚至空白点、盲点。有的党员干部无视边区面临的复杂战争环境和严重的财政困难,铺张浪费;有的党员干部认为,贪污事大,浪费事小,以致有的部门在被服、粮食、弹药、西药等方面的浪费都比较严重[13](P67)。二是中共民主集中制原则未能够很好地执行。在战争环境中实行的中共一元化领导,难免会使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因权力缺乏制约而失去活力。三是中共党组织日常管理制度不规范,约束力还不强。在有的抗日根据地,由于经济条件相对比较优越,“许多干部叫人家节省,自己不节省。……有的同志觉得公家之钱公家之物,横直不是他自己的血汗换来,他可以信手挥去”[14](P295);有的党员干部意志不坚定,一遇到挫折就逃跑甚至投敌叛变。据统计,仅1940年10月,中共冀鲁豫边区的区级以上干部就有40人自首叛变,18人被捕[12](P73)。

4.自由主义弊端表现较为突出

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调动及发挥各根据地中共党组织及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克服“左”倾错误指导下中共领导体制过于集中化的缺点,中共中央于1937-1938年对原有的集中领导体制作了相应调整,开始实行“分权式”领导体制,赋予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和独立行动部队更多自主权。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可以“代表中央指导各该地区党的一切工作,并得以自己的名义与各该地区其他党派的组织机关发生关系”[9](P765);师以上及独立行动部队可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指导全部的军事和组织及党的工作”[15](P312)。而这种体制在中共党组织配置和权力分配方面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调整后直接向中共中央或中央局负责的独立部门和单位增多。在地方上,领导权则分散在不同的部队、行政部门和群众团体中”[16]。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内存在大量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以致这种“分权式”领导体制在发挥其正能量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如在某些高级干部中出现和存在着“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和“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种种不良倾向[15](P145)。由于权力运用失去了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在工作不同程度上存在包办代替、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这无疑有损于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给中共作风建设带来各种消极影响。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