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

——兼论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党内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

何志明
2017年05月23日10:3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将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尽管此后八七会议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战略方针,但这种“城市依赖症”并未得到迅速改观。实际上,土地革命前期,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武装暴动进而夺取区域乃至全国政权的策略,在中共党内仍然占据主流。盲目暴动导致的严重后果,亦使一些党组织开始冷静反思并尝试作出改变。以1927年10月成立的长江局为例,该局曾多次制止了下属省委制订的城市暴动计划,并强调依托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长江局的做法亦在党内引发了争议。然而正是诸如此类的探索,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也说明了中共革命道路形成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关键词〕土地革命;发展道路;武装暴动;长江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八七会议的紧急举行,开启了国共两党之间长达十年的武装对抗。这十年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等战略方针在八七会议上的确立,说明中共开始注意到中国实际国情与苏俄存在的巨大差异,并着手对既有的“城市中心论”进行调整。但出于路径依赖,在土地革命阶段初期,中共中央和一些地方党组织仍然强调在城市进行武装暴动进而夺取区域乃至全国政权。(李维汉在晚年的回忆中指出,中共成立后主要以城市为工作重点,“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是中央没有认识这个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这说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党内亦出现了纠正“城市依赖症”倾向的尝试。1927年10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负责统领湘鄂赣皖等省的党组织。以罗亦农为首的长江局尽管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及时纠正了下属一些省份的盲目暴动行为,同时着力引导开展农村游击战争,为此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形成做了有益的探索。目前学界对于长江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抗战时期(关于抗战时期长江局的相关研究情况,参见鄢新萍:《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综述》,曾庆榴等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论》,华星出版社,2000年,第61—68页。),而较少涉及1927年的长江局(笔者目力所及,对于1927年的长江局,除了一些文史类文章外,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较少。参见邓建龙:《肩负过历史重任的长江局》,武汉市江岸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江岸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编印,2001年,第55—63页;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27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154—175页。后者对于长江局的历史功绩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鉴于此,笔者拟运用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编纂的“历史文件汇集”等内部资料,兼以公开出版史料,以1927年的长江局为主要考察对象,重点分析土地革命初期长江局纠正盲目进行大规模城市武装暴动的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党内争论,以期丰富、深化此阶段中共党内对于自身发展道路探索的研究。

一、长江局的设废及其组织建制

在中共党史上,中共中央曾在武汉先后设立了三个长江局,其存在的时间分别是:1927年10月至11月、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和1937年底至1938年11月。可见,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江局”这一机构即出现了两次。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派出机构,上述三个长江局的设立均有着各自特殊的时代背景。

以1927年的长江局为例。为了响应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在起义两天后即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四省进行秋收暴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40页。)。八七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暂时留在武汉指导两湖地区的秋收暴动,其具体策略是:令叶挺、贺龙军队南下和广东农民联合夺取广东,两湖农民则在秋收时普遍暴动,先取得两湖尤其是湖南,再联合广东取湖北,最后带动其他各省夺取全国政权。但时至9月,秋收起义普遍受挫,而叶、贺部队业已南下广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先期将机关迁往上海,待广东局面较好时再迁往广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但如此一来,中央与湘、鄂、赣、皖等省份的联系就将大为削弱。

1927年9月2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驻地迁移时,认为离开武汉后,长江流域几个省的管理需要“决定一个办法”,并计划在武汉设置一个派出机构,代表中共中央指导上述各省的工作。这即为长江局的由来。次日,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罗亦农(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起草的《长江局组织草案》,经过瞿秋白提名,决定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组成长江局,并调易礼容为长江局秘书长,同时任命罗亦农为长江局书记。 (赵朴:《八七会议与党的改组》,《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

为了明确长江局的管辖范围、职权和工作任务,10月1日,临时政治局正式通过了《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决议案》开篇即指出设立长江局的原因:“广东的胜利,革命运动之猛烈发展,使中央不能不迁居于革命的中心区域,指辉〔挥〕这一革命运动。在事实上中央将与长江各省隔绝关系,故有长江局之设”,并将长江局的管辖范围确定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后增加甘肃);在职权方面,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长江局不是位于中共中央与七省之间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管理各该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而后者必须“受长江局的指辉〔挥〕”。长江局的工作任务被定为以下三类:“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发展所属范围内的职工运动(特别是武汉三镇)和“改造所属各级党部”。国共合作破裂后,不少省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此,中共中央要求长江局同时肩负整理、恢复与发展七省党务的重任:“长江局负责同志须不断的巡行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6、377页。)这个《决议案》正式明确了长江局与南方局、北方局一起,成为除中共中央以外的最高党务机构 (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正式设立北方局和南方局,受中共中央委托分别管理北方和广东等省区。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2页。)。

《决议案》通过的次日,长江局在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下举行了第1次会议,决定以罗亦农担任长江局书记兼所辖各省军事特派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133页。)。同时,此次会议正式确定了长江局委员名单,即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未到职),秘书长为易礼容(未到职,后为蔡振德)(《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2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00—201页。)。按照列宁主义政党对于党与青年团分别建制的规定,团中央同时成立了团长江局,书记为刘昌群。由于青年团在大革命后期因反对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得到共产国际的表扬,以致使团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较为强烈的暴动情绪,这为此后中共长江局与青年团长江局及湖北省委之间就是否在唐生智政权崩溃前夕进行武装暴动发生激烈争论埋下了伏笔。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长江局在第1次全体会议上即建章立制,要求全体会议每两周举行1次,而常委会则每周3次。罗亦农在发言中指出,长江局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准备在湖南、湖北和河南进行暴动。为了尽快恢复与改造下属各省党组织,此次会议决定首先调安徽、江西和河南省委书记到长江局报告工作,并对这几个省党组织进行整理与改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北京新华印刷厂,1985年,第7页。)10月6日,长江局举行第2次会议,此次会议的重点在于“重新决定长江局各省今后工作之方针”并分省逐一研究,同时对安徽、江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南、湖北各省的工作方针进行了讨论 (《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第10页。)。长江局前两次会议的举行,对于领导各省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同时改造各级党组织,意义十分重大。此外,为了及时总结与传播经验,长江局还创办了《长江局通讯》作为机关刊物。

在长江局成立仅一个月后,鉴于时局变化,中共中央于12月决定对中央与地方层级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造,“集权于常委”。在地方上最大的举措就是撤销长江局、南方局和北方局三个派出机构,在中央层级则改各部为科,同时并入新设立的组织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36、537页。)罗亦农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兼两湖巡视员。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1927年11月2日,长江局举行第13次会议,正式宣布该机构的结束(《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第117页。)。尽管长江局仅存在一个月,但举行了13次全体会议,对下属各省的工作方针、党务组织等方面的完善与调整作了重要指导。同时,长江局成立后,及时制止了河南、湖南、湖北等地党组织的盲目暴动计划,并着力引导农村游击斗争,充分体现了土地革命早期中共党内对于发展道路的自发探索。

二、制止盲目城市暴动与引导农村游击战争

国共合作的迅速破裂,对军事力量十分微弱的中共极为不利,不少共产党人在猝不及防之下被逮捕乃至杀害,不少地方党组织及其外围团体更是遭到毁灭性打击。以江西为例,7月31日国民党江西当局发动反共事变后,在短短2周时间内,原本拥有400余名党员的南昌市,除省委外,仅剩10余人,农村原本40余名党员,锐减至2人。原本百余名党员的修水县,经过事变后党组织“全数解体”。(《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第16页。)不少党员被逮捕乃至杀害,其余则四处星散。据统计,1927年3月至1928年6月,“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三十一二万人”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182页。)。这个数字直观地说明了中共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为了对国民党当局进行回应,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基本方略,随后在两湖、两广、闽赣等地举行罢工和武装暴动。自1927年7月至1928年6月,中共领导的重要罢工约47次,参加罢工群众为31万至34万余人,在农村中的武装暴动94次,参加者34万余人(不包括两广)(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182页。)。这个阶段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时期”。据李维汉回忆,八七会议后中共党内弥漫着“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这种复仇情绪从中央到一些地方党组织都普遍存在。

1927年9月,河南省委报告中共中央,称该省党组织非常薄弱,“党的工作无形中停顿”,而“在农民中,没有我们的基础”,“工人对政治态度非常冷淡”。但中共中央在给省委的指示信中却认为,“河南现时客观的情况,一面反动统治不能稳定,一面工农情绪又很高,尤其是农民武装暴动,差不多继续不断普遍于全省。正是我们党从各方面领导工农穷苦民众实现这个总目标的好机会”,进而要求省委组织全省大暴动。在中共中央的鼓励下,一些地方党组织更是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暴动,甚至提出“红色恐怖”等激进口号。(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136页。)

在湖南,省委在1927年8月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在湘南进行秋收暴动的命令后,竟对国内的形势估计比中央还要乐观,认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即苏俄十月革命前夕——引者注)”( 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甲种本),内部编印,1984年,第115页。),进而擅自改变在湘南暴动的既定方案,而是“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 《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甲种本),第113页。)。省委是如此,县委一级更甚。湖南省委巡视员夏尺冰在巡视了平江、铜鼓等农村党组织后发现,这些县委“只是简单的在硬拼主义之下领导群众与统治阶级作殊(死)奋斗,或由少数同志(以)一种向国民党复仇的观念,英雄的气色,硬干!蛮干”!为此,夏尺冰将这类盲目行为直接斥为“硬干主义”。 (《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31·乙种本),内部编印,1984年,第128页。)这种盲目暴动的做法自然会严重损耗自身力量,进而难以实现其行动初衷。

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较少注意自身军事力量的培养,以致中共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并无直接领导军事斗争的经验,这是他们在八七会议后对自身力量估计乐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八七会议上产生的16名政治局委员(含候补)中,罗亦农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军事斗争领导经历的成员之一( 八七会议上产生的临时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2册,第43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此前都主要从事工农运动,而具有领导军事斗争经历的成员仅有周恩来和罗亦农等人,他们曾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而周恩来还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正是这个原因,使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罗亦农对于轻率进行武装暴动的做法持慎重态度,并及时纠正河南、湖南和湖北省委的盲目暴动计划。下面以河南为例,分析长江局在纠正河南省委的盲目暴动计划中作出的努力。

河南党组织在1927年7月前整体发展较为缓慢,原本虚弱的党组织在冯玉祥反共后遭到沉重打击。据省委统计,在冯玉祥命令共产党及其外围团体停止活动后,该省党务工作几乎停顿,全省“活动分子从省委以至书记,不过一百八十人,有工作能力者不过五十人”,而全省党员人数和支部数量,则“不能有具体的统计报告” (《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5—1927·甲种本),内部编印,1984年,第83、123页。)。相形之下,此时冯玉祥尽管面临靳云鹗之乱和直鲁联军进攻的压力,但在河南的势力已较为稳固。此时河南省委却从冯靳之争中产生误判,“冯玉祥在河南的统治,在目前是不能有任何的稳定”,进而决定在河南举行暴动,“一直到摧毁冯玉祥的统治夺取政权”,并决定将河南划分为豫东、豫西、豫南、豫北四个区,除豫东区受省委直接指挥外,设三特委负责指挥下属各县的武装暴动。具体方案是以郑州、彰德、信阳等城市为中心,并发动京汉、陇海铁路暴动,“汇而为全省的暴动”。 (《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5—1927·甲种本),第107、108、110、271页。)为了响应两湖地区的暴动,省委于9月30日召开会议,制定《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河南分会”为暴动指挥机关,并决定在10月10日举行全省总暴动,后因时间过于仓促而延至17日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志·共产党志》第1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5页;《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5—1927·甲种本),第214页。)。可见,省委对于敌我力量的分析严重失误,这种轻率暴动的做法,无疑抱薪救火。从河南省委的暴动计划中可以看出,这些行动意图都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而夺取全省政权。而产生这个设想之缘由,仍然来自“城市中心论”。

为了及时纠正河南省委的盲目做法,10月8日,罗亦农主持召开长江局第3次会议对河南问题进行了研究。罗亦农在会议上批评河南省委未能完全领会八七会议精神,指出“农民暴动现在在豫不能普遍做”,他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认为这种“无一点准备工作”的做法(即原定于17日的全省暴动),除“徒然惹起一番屠杀”外,没有任何益处 (《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第11、31页。)。此外,河南省委因仓促布置暴动,亦在河南党内招致批评,例如豫南特委即指责省委“只是坐书房作空的计划,发空的命令”,“勉强令几个地方动作一下……结果徒牺牲几个同志”,双方还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5—1927·甲种本),第229页。)。此次争论引起了长江局的注意,并在第5次会议上明确表态“赞成特委(豫南)意见”,还要求包括河南在内的其他省份,例如赣湘鄂等省“总暴动须停止一下,以作准备” (《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第24页。)。10月31日,为了解决河南党的问题,长江局召开第12次会议,在听取河南省委书记的报告后,认为因两湖暴动的失败,“河南不应有总的暴动”,而是为此后的暴动做准备(《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第102页。)。可见,长江局并不反对通过暴动的形式夺取政权,而是制止那种盲目而仓促的行动计划。

除纠正河南省委的盲目城市暴动计划外,长江局还及时制止了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份的仓促行动(参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第154—175页。)。正如前文所言,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暴动,进而取得区域乃至全国政权,是当时不少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设想。对于长江局而言,在纠正盲目暴动于城市的做法之时,必须进一步指明下属各省党组织行动的方向。那就是将工作注意力转入农村,依托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进而建立割据政权。

1927年10月15日,罗亦农在长江局第5次会议上明确指出,鉴于两湖暴动失败,南下广东的南昌起义部队难以取得广州政权,为了避免“徒作牺牲”,认为“在此准备时间的策略,即游击战争,以发扬农民阶级意(识),使农民自信”,并提出通过农村游击战争建立割据政权的设想:“能割据某几县,成一独立区,如湘鄂赣交界处,鄂西……各成一区。故目前策略,须更实际,更往群众中去,故改秋暴为游击战争,是一大变”(《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第24页。)。同时,罗亦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鉴于两湖地区秋收暴动、南下广州的南昌起义部队失败,“此时湘鄂赣豫等省不宜有总的暴动,此时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 (《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可见,长江局这个观点在当时中共党内尤其是地方党组织中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更与秋收暴动后及时将部队转移到农村的毛泽东的观点相契合。

为了促使下属各省迅速转变思路,将注意力由城市转向农村,长江局亦作出了诸多努力。罗亦农在参加湖南省委的一次扩大会议时指出,尽管秋收暴动失败并不意味着暴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关键在于“不是马上暴动”。同时,他要求省委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并及时“扩大游击战争”。在江西,鉴于赣西南已成为江西农运的中心,长江局要求江西省委应迁至吉安或万安,以便就近指导当地的农运斗争,并尽快拟定赣西南实际行动大纲。(《罗亦农文集》,第324、325、310页。)可见,长江局并未鼓动江西省委趁此机会在中心城市开展暴动,而是强调加强农村工作和扩大农村游击战争。不仅如此,10月23日长江局在给安徽省委的指示中亦强调应以农村为重要工作区域,宣传土地革命,“继续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罗亦农文集》,第313页。)。长江局的上述举措,都是意在纠正各省的盲目暴动计划和引导农村游击战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长江局对于农村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主张的提出,并非其独立思考的结果,而是以中共中央的指令及其实践为主要来源。例如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的三个主要任务中,继续发动土地革命是长江局的“第一个最大任务”,即在下属各省开展农民运动,同时“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并以此“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6页。)。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当时仍然将通过城市暴动进而取得政权的苏俄经验奉为圭臬 中共中央在1927年11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案中,明确反对那种“轻视城市工人”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57页。),这种趋向在省委一级党组织表现得同样明显。如此一来,长江局这种停止盲目城市暴动并引导农村游击战争的做法,无疑与党内主流观点相扞格,其主张与实践自然极易招致非议与责难。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