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庆与政治传播:中共华北根据地的春节宣传(1937—1949)

李军全
2017年06月12日14:36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政治宣传是中共开展革命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环节。在1937年至1949年十分困苦的战争环境中,中共尤为重视政治宣传。这种情况下,春节因其丰富的节庆资源而成为宣传的理想选择之一。在春节期间,中共通常会通过刊发宣传要点来规整宣传内容,通过拓展宣传途径来生产宣传效益,通过实施宣传监管来保持宣传导向,最终实现了较好的宣传效能。乡村节庆与政治传播的结合扩张了战争时期中共的宣传资源,也为政治宣传的有效性提供了便利,这或许是中共的政治宣传异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这场现代革命身处传统乡村所衍生出来的一项政治优势。

〔关键词〕政治宣传;春节;华北抗日根据地

纵观20世纪的中国革命,现代化的权力技术有效地扩充了政治动员体系,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冷漠关系与隔绝状态,让政治深入乡村,与民众生活变得紧密。在此种动员体系中,国家或政治力量往往凭借一套娴熟的现代宣传技术,包括媒介、组织、说服、鼓动、监管等方式在内,向社会传递、散播、渗透自身意识形态,追求政治信息的大量传播,以期达到感染民众意识、完成政治宣教的意图。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共革命而言,这些并不例外。稍有不同的是,这是一场发生于长期远离政治宣教的广大乡村中的现代革命。那么,中共是如何在传统性浓厚的乡村社会进行政治宣传的呢?现有的学术成果大多关注民族主义、土地改革政策等政治理念在中共革命动员中的策略性使用,或者聚焦于宣传途径或形式对于中共政治的意义,较少揭示这场现代革命在乡村中进行政治宣传的运作形态,亦少讨论其对乡村社会主流意识塑造的影响,甚而低估或质疑中共战时宣传效能。(相关性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的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日本学者丸田孝志的《革命の儀禮:中國共産黨根據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東京汲古書院,平成25年),魏宏运的《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春节文化风貌》(《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薛云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春节娱乐:1937—1949》(《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华北解放区春节敬奉毛泽东现象述论》(《历史教学》2010年第7期),李军全的《政治宣传与民俗需求:中共对传统年画的利用和改造(1937—1949)》(《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等。)而节庆总是具有群体、聚集和休闲等特性,尤其是在乡村社会拥有深厚生命力的春节,其庆祝活动具有其他节日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往往为政治宣传表达和阐释得以集中爆发的时间点,无疑是观察战时中共政治宣传情形的理想透视点。鉴于此,本文择取春节为研究切点,考察1937年至1949年中共通过乡村节庆进行政治宣传的历史面相,提供一个审视革命年代中共运用现代政治权力技术的微观窗口,以使学界窥得中共战时政治宣传之一角,期以引玉。

一、春节与中共战时宣传

在中国乡村社会,最重要且富有特色的大型节庆活动当属春节。春节发源于远古文明的“腊祭”,为民众答谢神灵恩赐而生,后因农事生活的安排,渐趋演化为社会时间中的一个特殊时刻,谓之“岁首”。民国时期,受困于频发的战争、灾害等因素,华北乡村社会凋敝,经济水平普遍不高,受传统影响,民众奉行的多是承载生活愿望的功利性信仰,家族、神灵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思维言行亦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即使如此,这种社会生态还是提供了春节生存、发展和延续的土壤,围绕春节生成的休闲、喜庆、团圆、祈福等庆典或仪式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节庆表现元素,它们凝结着乡村民众的生活经历和伦理情感,拥有难以磨灭的影响力,集中展现了春节之于乡村社会独有的意义和实质,尤其在不稳定的社会状态中,更加强化了乡村民众对春节生活理想的渴望。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不仅是对中国政治力量的一种考验,而且也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场灾难。日寇铁蹄肆虐,华北大部地区落入敌手,广大乡村陷于战火中,民众的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竟使得喜庆元素丰富的春节也蒙上了悲凉色彩,喧闹的节庆活动大都销声匿迹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革命力量深入华北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着手恢复与重建乡村社会秩序。这不仅预示着中共要承受苛刻的政治生存条件,还意味着中共政权要在华北乡村吸收给养,扎根壮大。实现这个基本政治目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共政治理念被乡村民众理解和接受的程度,以及将其转化成实际的参与或支持革命的能力,而这一切的首要前提便在于自身宣传能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展并放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现实总是严酷的,抗日根据地初创时很多地区的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根本不具备相应的政治宣传条件,更不用说现代宣传技术的运用,连最基本的宣传工作亦很滞后。例如,鲁西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宣教资源极为匮乏,工作困难重重,除了一些画报、壁报外,仅有一份小型油印报纸《山东人报》,主要靠口头宣传(参见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室编:《冀鲁豫边区文艺资料选编》(三),1989年,第3页。)。革命困境中,政治宣传的重要性显然是异于寻常的,据晋绥军事总部的林枫说:“当时在敌后的目标很简单……我们的任务是从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把这个原则提高到成为自觉理解的信念,再由信念变为本能的现实” (转引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陈瑶华等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01页。)。 任务是明了的,关键是如何将乡村民众的思想观念转变为支持中共的现实行动呢?一方面是生存威胁下政治宣传的紧迫性,一方面是延续传统情感、远离宣教的乡村社会。宣传难度是超乎想象的,但并非不可解决,关键在于寻找进入乡村传统的切入点,实现自身政治宣传与乡村传统情感的融合。为此,中共革命者借鉴以往的宣教经验,基于现实生存的客观环境,提出了契合战时政治需求的宣传策略。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34页。)1940年初,毛泽东提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708页。 )1942年1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强调:“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上述言论基本表达了困难期中共政治宣传的策略,不是完全依靠现代性技术的宣传手段,而是尽可能地与革命环境相结合,寻求乡村的传统资源。现在来看,战时中共政治宣传策略的核心要义其实就是“大众化”,讲究宣传理念、技术和渠道的通俗化与朴实化,而非那种远离革命生存环境的“高”“冷”的宣教形态。正是基于“大众化”的宣教策略,中共政治宣传与乡村民众的距离拉近,因此乡村文化资源备受推崇。而春节作为乡村社会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包含了深厚的节庆内涵和特性,自然引起了中共宣传工作者的注意。

1939年2月《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一篇文章呼吁:“在新年中,人们的心理状态比平日是略微不同的,一切宣传鼓动组织动员工作,可以在新年中收到特殊的效果,每个善于工作的同志应该牢牢地把握到民众的传统习惯与民族感情。” (史群:《怎样过旧历新年》,《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2月13日。) 1942年2月《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亦强调了利用春节进行政治宣传的渴望,指出:“终年勤劳的农民在旧历新年得到了休息,吃春酒、拜新年、跳秧歌、闹社火……大家见面碰头聚会的机会很多。我们正要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向农民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宣传” (《利用旧历新年努力春耕宣传》,《解放日报》1942年2月10日。)。类似的言论在中共各类宣教材料上随处可见,其中1940年12月22日《大众日报》社论对春节政治宣传价值的阐释最有代表性。社论首先对春节的时间属性、休闲心性进行阐述,指出:“春节是一年中老百姓所最重视的节日,也是老百姓在一年中唯一休闲的时间……宽裕些的看看小牌捻捻升官图之类作为消遣,贫穷的也聚到南墙角下讲一讲汉唐盛世的故事。” 朴素的言语阐明了春节是一个乡村民众释放生活和精神压力的天然休闲期,追求休闲成为他们本能而又深刻的民俗心理。社论进一步分析了节庆休闲与中共战时宣传的联系,指出:“利用村民办杂耍、闹秧歌、跑船灯、玩龙灯的习惯,要艺术地渗入抗战的内容,或编辑有关抗战宣传的秧歌与杂耍,于娱乐之中对群众进行教育,运用群众的活动来教育群众。剧团和宣传队应轮流到各地演出宣传棚、展览会、化装讲演,大规模的用戏剧形式作各种抗战活动的大演习,与小形式的街头剧、打花鼓、打洋琴、说相声、说大鼓等”。最后,社论强调了春节服务于中共战时宣传的迫切性,认为:“一切文化娱乐活动应与目前的中心任务,反投降、反内战,坚持山东抗战的政治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并使春节活动成为文化娱乐中的一支巨流” (《准备春节工作》,《大众日报》1940年12月22日。)。总体来看,这篇社论指明了春节在中共战时宣传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还阐释了中共利用现代宣教技术改造传统节庆,以实现两者结合的政治意图,流露了中共宣教人员对乡村节庆政治价值的认知与评判方向。基于上述精神,春节逐渐受到中共各级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重视,被视为开展战时宣传工作的理想时机。其中,有的根据地还打出了“充分利用春节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迅速布置各种工作”(《关于春节的准备工作》,《大众日报》1942年1月24日。)的宣传口号。

节庆从来不是虚幻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真实载体,要充分实现春节的政治传播意义,关键是将中共政治理念融入节庆元素中,使其与节庆中的民众心理相契合。春节休闲期的特性暗含着民众情绪的集中释放,衍生出社交、联欢、娱乐、装扮等一系列的节庆元素和活动。对此,中共宣教者深谙其道,总是将其与战时宣传联系起来,一篇《春节中我们做些什么》的文章列举了10种事项,包括:一是发动团拜;二是组织游艺;三是充实秧歌等娱乐新内容;四是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或祝捷大会;五是利用年画充实抗战内容;六是分送贺年片或贺年信;七是街头墙报出特刊;八是编制和张贴春联;九是组织庙会宣传;十是编印新的日历本。 (泰山:《春节中我们做些什么》,《大众日报》1940年1月22日。) 上述事项基本上皆与传统节庆风俗相连,植根于固有的民俗心理之上,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共战时宣传既非可有可无、随心所欲那样简单,亦非教育民众、组织大会、慰劳将士、教化敌伪那样单纯。它是基于春节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质所进行的有组织有意图的政治工作,是发生在时刻面临着生存威胁的战争境遇下,需要的是利用或借助传统节庆产生更为有效的动员效果。一旦政治宣传工作脱离了春节的民俗心理,其政治效能将会大打折扣。可见,对于困苦期的中共来说,春节的最大意义在于借助宣传工作实现战时动员的革命意图。这亦是中共在各种场合和时机进行政治宣传的最高诉求。

由上可见,在传统社会中,从农业文明衍生出来的节庆文化具有一套稳固的观念体系,简单的外力和变革根本无以抗衡其强大的民俗韧性,然而战争却具有摧毁一切的能量,这使得基于战争境况下的政治力量多具有改造乡村民俗或抗衡民俗韧性的需求和能力。在民族战争背景下,春节与中共革命产生交集,直接联系起来,围绕春节所生成的节庆资源演化为中共战时宣传的途径,这无疑是春节能够产生革命价值的动力因素。而对于中共来说,春节在乡村社会中的群众基础、休闲喜庆等独有气质,符合了其向乡村文化输入政治文化的需求,能够将此前从未有过亲密接触的两种文化连接起来,无疑是进入乡村传统的理想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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