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组织探微:大革命时期广东青年团与新学生社的关系研究

沈志刚
2017年06月12日14:37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新学生社是广东青年团领导成立的外围学生组织,在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学生运动中影响很大。新学生社的成立是广东区党、团顺应革命形势所作出的抉择,同时也与当时广州学联组织涣散,不堪大用有关。实际上,新学生社的组织策略、组织纪律和活动经费都由广东青年团制定和提供。广东青年团主要通过团组的方式来实现其对新学生社的领导,后者的组织纪律也是通过前者的组织纪律来得以保证的。

〔关键词〕广东青年团;新学生社;外围组织;团组

新学生社,原名广东新学生社,是广东青年团于1923年6月领导成立的一个外围学生组织。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广东的学生工作主要通过新学生社开展。(参见曾庆榴主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新学生社作为广东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在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学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25年中共四大在《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中特别提到新学生社,并指示青年团应在各地组织类似的青年团体。(参见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国民党第一任青年部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邹鲁,也在其回忆录中特别提到:“这时在青年界里,共产党组织了一个新学生社,非常活动。”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第131—132页。) 这些都说明了新学生社在当时的影响力。

新学生社虽非无人知晓的历史空白(在一些关于中共和青年团的通史或广东地方史中,对新学生社也有所涉及。其中,王宗华主编的《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人民出版社,1990年),在介绍广东学运时,也曾论及广东新学生社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活动。曾庆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也将学生运动与妇女运动,并为独立一节略为提及。广东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主编的《广东青年运动史(1919—1949)》(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和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主编的《广州学生运动史(1919—1949)》(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是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青运和学运的专著,内中对新学生社的介绍较为详细,但均属宏观铺陈史实,研究不够深入。此外,在一些相关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中,也曾提到新学生社的活动,包括卜穗文:《新学生社与大革命时期广州平民教育运动》,《广州文博》(辑刊),2007年;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邓荣元:《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的贡献》,《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窦春芳:《试析阮啸仙对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贡献》,《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等等。),但迄今为止学界对新学生社的专门研究还不多(目前,关于新学生社的专门研究也有一些。谢颖铿、叶创昌的《试论新学生社的历史作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一文,以新学生社的历史活动和新学生社社员的情况为考察中心,探讨了新学生社的历史作用及其对中共革命的贡献。王震的《“新学生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5年)一文,立足于社员的论述和活动,对新学生社的发起缘由、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都有所提及。但是,该文以新学生社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其背后的广东青年团的领导作用探讨不足,虽得出该社奉行民主集中制,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从而使之强于一般社团的结论,但对其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组织纪律性实现的原因没有深入探究。)。中国台湾的学者吕芳上,曾在其《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一书中提及新学生社,并从政党争夺学运领导权的角度作出如下论断:“‘广东新学生社’,原属S.Y.之外围组织;组织上、活动上酷似S.Y.,形成重叠机关。十三年十一月改组后,名称取消‘广东’二字,迳称‘新学生社’,势力发展及于广西容县、福建厦门及福州等处,俨然成为中共独立庞大的青年组织,因为太出风头,夺走了S.Y.的光彩,该社乃被视为学联会、学生会与S.Y.学运中间的障碍物,导致十五年二月在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及鲍罗廷的干涉下,取消了这一组织”。(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71集,1994年,第294页。)

何为外围组织?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外围组织具备怎样的特性?广东青年团为何要成立新学生社作为外围组织来开展学生工作?新学生社与广东青年团是怎样的关系?广东青年团能否和如何实现对新学生社的领导?该社是否如吕芳上所言,与青年团形成了重叠机关,甚至与青年团构成竞争关系?该社取消的原因究竟为何?本文即尝试对上述方面展开探讨,以尽力澄清疑问。

一、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外围组织的理论探讨

目前,学界对中共外围组织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多是从现代政党政治尤其是党建的角度出发(参见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210页;胡献忠:《社会变革中的共青团》,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第11—12页;陆皓:《外围组织与治理模式的重构——以共青团组织为研究对象》,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MPA,2004年;齐凌云:《政党、工会与阶级基础》,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05年;弓联兵:《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12年;等等。),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外围组织尚缺乏理论的探讨(关于中共在各阶段外围组织的介绍,散见于很多地方史、革命回忆录以及关于学生运动的著述中,但大多是对其历史的简单梳理,对其理论探讨尚不多见。)。外围组织的设立与运用,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各条战线并不少见,尤其多见于学生工作中。外围组织是与核心组织相对的概念,一般而言,政党主要依靠核心组织与外围组织这两种组织形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发挥其政治功能。(参见陆皓:《外围组织与治理模式的重构——以共青团组织为研究对象》,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MPA,2004年,第4页。)核心组织(又称主组织)主要指政党自身的组织系统,包括其下级党组织、党组等,外围组织是“靠近党的非党组织”(《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3页。),泛指“围绕在党的周围、与党关系密切、接受党的领导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包括党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等”(徐艳红,肖铁肩:《马克思主义政党外围组织思想及中共外围组织研究综述》,《宁夏党校学报》2016年第5期。) ,其功能是在某一特定领域中辅助核心组织实现奋斗目标(参见胡献忠:《社会变革中的共青团》,第11页。) 。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现代社会党的外围组织与核心组织的附属关系是公开的。

中共外围组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组织形态和功能。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组织和活动都处于秘密状态,外围组织是“党在秘密工作时期所采用的联系群众和扩大党的影响的一种组织形式” (贺明:《外围组织——地下生活拾零》,《红岩春秋》1996年第2期。)。这时,外围组织扮演的是核心组织的代理角色,在后者不便直接出面时,代替其开展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的外围组织,也称为秘密外围组织,外围组织与核心组织的附属关系是秘密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外围组织的建立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由党派出成员新创一个组织,并领导其开展工作;二是改造已存组织,获得领导权,使之成为外围组织。

与当前中共的外围组织不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外围组织承担的不一定都是辅助性工作。例如,在成立初期,中共领导成立青年团和劳工组合书记部并作为外围组织来公开活动,分别承担在青年和工人中的工作。这一时期,青运、工运是党的核心工作,但主要由外围组织负责开展。这就是特定历史时期下外围组织核心化的现象(参见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另外,有些外围组织与核心组织相似,也设有组织层级,这使得处于下级的外围组织既要服从其同级的核心组织领导,也要接受其自身上级组织的领导,这种多头领导有时也会造成外围组织与核心组织的纠纷(参见何志明:《早期中共与青年团之间的组织纠纷及其调适》,《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外围组织主要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兼有政治性与群众性。外围组织虽受政党领导,带有政治倾向性,其公开活动时却多表现其群众性的一面,代表其所在群体的利益,不主动流露政党色彩。但是,它除了要帮助政党实现政治目标外,也有自身发展的诉求。而且,在特定情况下,政党为了使外围组织更好地发展,有时也会让其策略性地暂时偏离甚至背离政党的政治目标,如公开发声否认该组织与党的关系等。二是组织公开性。外围组织的设立,就是在政党不便出面时为政党开展工作。因此,外围组织的公开性是其基本特征。外围组织的办公机关、联络方式、组织设置、出版物都向公众开放,甚至是广而告之,以求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其组织开展活动,也多半亮明自己的旗号公开进行。三是组织多重性。“多重性”即指外围之外还有外围。例如,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但当青年团的政治色彩逐渐暴露后,其外围组织的功能便被消解,而青年团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能轻易取消。于是,中共便决定以青年团为次级核心组织,再成立青年团的外围组织。例如,广东新学生社就是广东青年团领导成立的外围组织。由于同样的原因,当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暴露了政治倾向后,便又以该外围组织为次次级核心,再成立外围组织。例如,新学生社的政治色彩逐渐暴露以后,又成立了新青年社作为新学生社的外围组织。 (广东省档案馆等编:《新学生社史料》,1983年,第251—252页。)四是组织暂设性。外围组织的暂设性是相对于核心组织的常设性而言的。中共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等虽已存在很久,甚至有的与党同寿,但这种“长设”的事实并不等同笔者所言的“常设”的性质。外围组织的暂设性是指当其组织功能弱化或被消解后,它就会被核心组织废弃、改造或停止其活动,使其自行消亡。同时,新的外围组织也会很快建立。因此,所有的外围组织都是暂设的,其或存或亡,视核心组织的需要而定。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