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前前后后

李家忠
2017年06月23日14:56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从而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两国关系对立状态。应该说,为达到这一目标,双方都作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两国领导人于1990年9月在成都举行的秘密会晤,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而且继续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没有抓住机遇,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而是被胜利冲昏头脑,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黎笋一伙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妄图拼凑“印支联邦”。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黎笋一伙的所作所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陷入极度的内外交困境地。

1986年7月,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阮文灵(化名十菊)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华,商谈我援越问题。他思维敏捷,很有头脑,且对我态度诚恳友好,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但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并没有得到重用,由于他不赞成黎笋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黎笋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黎笋的一整套错误做法,对内提出全面革新的主张,对外力图摆脱极为孤立的国际处境,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阮文灵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但是,越南外交部长却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访华。我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参加了接待工作。按照中央批准的接待计划,将由李鹏总理主持会谈和宴会,江泽民总书记会见和举行便宴。但老方恳切希望邓小平能会见凯山。中方表示,邓小平年事已高,不再会见任何外宾,请予谅解。尽管如此,凯山仍坚持要求见邓小平,我记得先后提了3次。在这种情况下,经反复研究、协调,最后商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因此,外交部也没有准备详细的谈话参考要点。但结果两位领导人进行了40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凯山诚恳地承认,过去10多年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此次访华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

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及时、全面地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十分重视。他意识到,要改善越中关系,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则必须同中国商量。他还意识到,邓小平虽传了话,但中方并未对他发出访华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华,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

1990年5月19日,越方在主席府举行纪念胡志明诞辰100周年招待会,我便以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身分应邀出席。招待会上,越南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丁儒廉把我引荐给总书记阮文灵。几句寒暄之后,阮文灵说,他要安排时间会见张德维大使。回馆后,我立即把这一信息报告了国内。我猜想越方将会很快安排这次会见。但5月22日,越南外交部中国司副司长武纯约见大使馆一秘胡乾文说,他受丁儒廉副外长的委托向大使馆通报,由于阮文灵总书记工作十分繁忙,近日不可能会见张大使;又鉴于此次会见事关重大,越南外交部也需要作必要的准备,故此次会见有可能安排在6月份。

6月5日,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德维大使。阮首先请张大使转达他对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同志的问候。阮说,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他曾多次去过中国,见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与胡主席是同辈人,阮则是他们的学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敌人的监狱里,他总是学习和研究毛主席论述民族民主革命的著作,受益匪浅。在越南抗法、抗美时期,中国给予了越南巨大援助,连大米、压缩饼干、咸菜等,都是中国援助的。而且中国在战略和指导思想上,也给了越南很多帮助,比如越南打人民战争,就是学习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把它运用到越南的实践中去。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打败美帝国主义的。

阮说,越南抗美胜利、全国统一后,本应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复杂情况。这十几年越南比抗战时期更艰苦,日子更难过。特别是越中关系出现了困难。应该说,越南对中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始终主张做错了就要改正。这方面的事情请中国同志谅解,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当前更重要的是搞好现在和将来的两国关系。

阮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剧变,东欧的形势演变很复杂,苏联的形势也很严峻。帝国主义极力插手,梦想一举消灭社会主义。过去人们说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堡垒,但现在这个堡垒正在动摇。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党是一个大党,又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我们需要中国来举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越中两国是社会主义邻邦。越南是小国,越南党是小党,很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党的支持和帮助。阮说,这是他的心里话。

阮说,柬埔寨问题总的是要和平解决,未来的柬埔寨不应是亲西方的,也不要让西方和联合国插手太深。为此,越中双方可以合作,内部推动其国内的和解,对外仍可按目前各方磋商的路子进行。

阮文灵表示,他很想同中国最高领导同志见见面,进行深入的、兄弟般的交谈,可不拘外交礼节。他说,历史的经验表明,两国最高领导人直接谈,容易相互谅解和取得一致,许多重大问题也好解决。阮还说,他年纪大了,想在退休前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协商,把柬埔寨问题和恢复越中关系问题解决好。

会见时,越南外交部长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他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当然,也正因为有他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得更深、更透。

张大使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国内,请示国内有何指示。国内进行了认真研究,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柬埔寨四方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的高级会晤。就是说,中国领导人尚不准备很快同阮文灵见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僵局,实现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是需要阮文灵冥思苦想的问题。

(责编:吴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