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之源: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创的若干第一

李忆庐
2017年07月05日16:10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上海,具有深厚的革命历史传统,其红色基因渗透在繁华都市的血脉深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初期革命活动。上海诞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第一”: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从这里走出一批早期青年、妇女和工人运动的革命骨干,上海无愧是培养革命志士的摇篮,中国革命的红色之源。

民主革命时期,上海创造了多个“红色第一”,这不是昙花一现的偶然,而是石破惊天的历史的必然选择。近代上海独特的区位优势、华洋杂居的政治格局,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孕育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红色起点的辉煌。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2月19日,已到农历新年除夕,上海弄堂的空气中弥漫着食物与烟火的混合气味。那天下午,陈独秀却孤身一人,悄然走进坐北朝南双开间的两层石库门楼房——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1919年6月,他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被捕,在各界声援下,方于9月出狱。回首往昔,展望新年,陈独秀内心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愈益坚定。此时,上海云集了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一批立志革新的知识领袖。在历史的峰回路转间,这批先贤开创了中国革命的上海特色。

由于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这里成了追求进步的青年最向往的地区之一,许多年轻人脱离家庭和学校,到上海寻找进步出路。领导浙江一师学潮的俞秀松便是其中进步青年的代表。在北京大学旁听期间,经李大钊推荐,1920年3月,21岁的俞秀松来到上海《星期评论》社(李汉俊主办)工作。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俞秀松是党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在党组织筹建期间,陈独秀提议可以参照苏俄少年共产党的模式,“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团员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受陈独秀的委托,俞秀松担任书记,他是中国团组织主要创建人之一。团的机关设在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

青年团成立初始就和共产党的事业休戚与共。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半公开组织。新渔阳里6号是青年团所在地,老渔阳里2号是党部所在地。大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联合举行的;在团和党的关系上,团接受党的领导。这也奠定了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良好基础。

上海的共青团组织建立后,俞秀松还撰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将章程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建议各地建团。不久,李大钊开始在北京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有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刘仁静等人。1920年10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成立团组织,新民学会的郭亮、夏曦、罗学瓒、肖述凡等人是最早的团员。在建团初期,年轻的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1920年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的日记曾记载:“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泽东(在通俗馆),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立了团组织,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客观上起到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1921年11月,重新制定团的临时章程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1920年9月,在团的机关所在地新渔阳里6号,还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可以说,这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和团校。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从1921年4月开始,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彭述之、罗亦农、汪寿华等20余名学员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迅速壮大。1921年3月底俞秀松前往苏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中国青年革命运动情况、上海的工人运动以及全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立等情况,受到与会代表的密切关注。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上海的组织是中国的中心……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社会主义青年团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立志于改造旧世界的进步青年紧紧吸引在一起,成为共产党得力的助手。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0年代初的上海,是中国拥有229万人口的第一大城市。当时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就有51.4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1/4还要多。在国人尚在朦朦胧胧的睁眼之际,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已掀起中国工运风起云涌的开端。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强调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可是,当时共产党不能进行合法公开的活动,于是党中央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据张国焘、包惠僧等回忆,由于该机构不是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尚不能称为“总工会”,于是命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名称),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

如何深入底层普通工人,这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难题。包惠僧回忆中说,劳动组合书记部曾想派人分途打入青红帮,“但我们的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讲话作报告,写文章搞宣传,倒有得是人。如果要到青帮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做小兄弟,那真是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这个门路”。

20多岁的李启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却找到了门路。在书记部筹建时,上海党组织派遣李启汉,具体领导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他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被工人们昵称为“小李先生”。英美烟厂罢工最终于8月10日胜利。第二天即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了。书记部主任张国焘,干事李启汉、李震瀛等。办事机构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在长沙、武汉、北京、济南、广州等地设立了5个分部。还创办《劳动周刊》,作为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在上海,书记部出版工运书籍,开办多所工人补习学校,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工运时代的到来。

1920年秋,李启汉在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槟榔路北锦绣里3弄(号)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他通过讲课、游艺、谈心等方式,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宣传,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工会,与剥削者进行斗争。不久,他帮助工人建立了沪西纺织工会组织、上海印刷工人会、上海烟草工人会等许多进步工会。陈独秀著文热情赞扬说:“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

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1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同广州5万工人一起进行游行,领队的一面大旗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工运领袖机关。在此影响下,5月21日,上海30多个工团代表开会,联合发起组织上海劳动总工会。1922年是共产党成立后形成第一次工运高潮的一年,到1923年“二七惨案”为止,全国共发生罢工百余次,上海发生54次,人数8万以上。

1922年,在领导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李启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为租界当局所不容。6月10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记载,会审公廨判决李启汉“入监3个月并驱逐出境,《劳动周刊》封闭,报纸销毁”。李启汉作为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领袖,在短暂的生涯中,曾三次被捕,两入牢狱,最终为革命事业牺牲,被邓中夏称为中共历史上“坐狱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

自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至1922年7月18日被租界当局封闭,书记部为推动早期工运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工作,逐渐由产业工会代替领导工人运动的职能。1925年5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至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其历史使命。

平民女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作妇女解放运动的尝试,第一步就是创办平民女校。1921年10月,陈独秀与李达商量女校事宜,但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还不能公开办学。这个难题很快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解决了。王会悟当时是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成员,她想到可否借用女界联合会的名义来办学。几经思考,王会悟找到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女士商谈,徐宗汉是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与陈独秀、李达等人私交很好。她对开办平民女校的建议欣然赞同。最终,平民女校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筹办。

校址选在哪里合适呢?李达夫妇当时租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35号的石库门里弄,为了女校的筹建与工作的开展,他们租下同一弄堂的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44号)作为女校校舍。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里弄房子,楼上的客堂间作为教室,课桌和椅子都是徐宗汉捐助的。楼上的厢房是学生宿舍,楼下是学生的工读工场和饭厅。由于当时共产党的经费紧张,女校每月50元的房租由李达从自己的稿费里支出。

为了扩大影响,平民女校先后两次在《妇女声》和《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说女校是专门招收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她们学到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自此,一批新式女性走进里弄,得到许多名家教授的悉心教导。

平民女校的师资力量绝对是一流的。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老师有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沈泽民等一批名师,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各有一套独特新颖的教学方法,给学生真正的素质教育。高级班里,邵力子先生给大家教授国文。他所选的国文,不是传统女学所授的贞节烈妇传、太史公之类的文章,而是从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小说上所刊载的名著译文及评论等,和贵族女学的学习内容有天壤之别。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他的作文课教法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鼓励大家写出真情实感。英文老师沈泽民,他的教本是莫泊桑的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穷人》英译本。陈独秀给大家讲授社会学,向学生宣传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代数教员李达,还专门为学生讲授马列主义呢。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讲课外,平民女校还安排每周两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大多是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问题,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何要反帝反封建等等,这在一般的女校中是绝无仅有的。陈独秀、李达、施存统等人都曾到女校演讲。张太雷、刘少奇等从苏俄回国后,也曾到校演讲,介绍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状况,这极大地开阔了女生的视野。女校还为无力求学的女子介绍工作,鼓励她们半工半读。学生每天做半天工,读半天书,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

1922年底,由于办学经费极度困难,平民女校停止活动,一部分学员转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平民女校虽然只开办了八个月,但这里培养了丁玲、钱希均、王剑虹等一批优秀的女共产党员。

钱希均从小是童养媳,是张秋人的未婚妻,张秋人参加革命后,对童养媳制度深恶痛绝,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张秋人非常同情钱希均的处境,处处关心她,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化名张静,介绍她进入平民女校就读。钱希均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她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6年在上海与毛泽民结婚,后来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江西中央苏区长征队伍中30个女战士之一。

1922年春,王剑虹和同窗好友丁玲从湖南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王剑虹还担任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妇女声》周刊的编辑。她的能力和才干得到陈独秀和李达的赏识。后来,王剑虹和瞿秋白喜结连理,可惜,1924年王剑虹因病英年早逝。进校时,丁玲还是位18岁的姑娘,名字为蒋冰之。她虽初次来申城,但在班里挺活跃,学习成绩也较好。在这里,丁玲受到了文学创作的启蒙教育,此后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干部和著名作家。几十年后,丁玲仍深切怀念在女校的学习生活,回忆起女校学员到马路上捐钱,到浦东纱厂去讲演,劝工人坚持罢工的场景。

1920年代初,上海迎来了它的第一次红色破蛹,早期中共革命者秉承先行先试的精神,在建党、工人、青年和妇女运动中运筹帷幄,于风雨如磐的险峻岁月中,谱写了浩然正气的革命开篇。

原载:解放日报

(责编:王婧倩)